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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卦经济学中，楼的高度与女性的裙子长度一样，成为度量经济的指标。楼越高，经济崩溃的可能性越大，女性裙子越长，经济越冷。 目前中国的高楼数量之多，似乎已经印证中国经济离坍塌不远，可业绩不这么看。湖南长沙望城区拟建设一座高达838米的摩天大楼“天空城市”，超过目前“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10米。不仅长沙，各地都在大兴土木，除了轨道交通、污水处理站外，最醒目的就是林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以至于笔者到湘江、赣江、长江边上，常常产生时空倒错感，这些城市江边建筑大同小异，甚至连楼盘的名称都很像。
据专业网站摩天城市网历时半年的不完全统计，以美国“152米以上的建筑为摩天建筑”为标准，中国大陆现有摩天大楼350座，在建摩天大楼287座，规划摩天大楼461座。如果一切顺利，五年后中国摩天大楼的总数将超1000座，达到现今美国的4倍。
笔者到长沙时，当地朋友兴奋地告知，很快世界第一高楼就会矗立在长沙，所有人都在强调，比迪拜塔还高，由当地的远大企业建设。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重要商埠、米市的长沙静默不语，现在，这座城市终于要拥有一座全球第一的标志型建筑了。人们表现得有些兴奋，有些担忧，有更多的自豪。
高楼追求症像政绩追求症一样，不可克服。高楼已成为当地发展水平的象征，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式经济的图腾，象征在任官员业绩、企业家能力的直观标志。高楼一旦建成，容易被超越，各个城市难以掩饰内心的焦虑，他们担心本地的高楼只能独领风骚三两月。在焦虑心态主导下，让人难以逾越的“更高”目标纷纷出炉。
高楼经济常常成为经济的反向标志，因为“建筑热是信贷过剩的一个信号”，香港巴克莱资本房地产调查主任安德鲁·劳伦斯认为，摩天大楼的建造与信贷宽松、土地价格飙升和过分的乐观紧密相关；往往建筑完工之日，便是经济进入紧缩衰退之时，这就是“劳伦斯魔咒”。巴克莱资本的研究表明，过去140年来，摩天大楼热是标志着经济崩溃即将来临的一个可靠的指标。让纽约的克莱斯勒和帝国大厦腾空而起的建筑热，就发生在1929年的纽约股市崩盘和大萧条前夕。
ZF是高楼热情的始作俑者，高楼不仅可以成为城市象征，还能够带动周边的商业气氛，让周边土地增值，可谓一举数得。而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既然ZF可以给予廉价土地、税收优惠、期房销售、配建住宅项目等政策，何乐而不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5月31号披露，绿地集团内部一位人士表示，“做地标性建筑不是我们想做的，而是ZF想做。”当地ZF为政绩工程心甘情愿支付隐性成本，郑州市ZF为了280米的绿地广场，给予绿地包括土地出让金等值金额奖励性补助，建成营业之日起5至8年内所交纳的营业税、所得税等值金额奖励性补助等。低廉的成本如同兴奋剂，助涨了建楼热情。绿地已经把为地方ZF建设超高层建筑作为重要的业务定位。该集团的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绿地建成和在建超高层城市地标建筑达15幢，统一冠名为“绿地中心”。
对中国城市化、对亚洲泡沫经济的信心，是支撑高楼经济的重要因素。当记者把同样的高楼魔咒问题抛给上海金融中心的缔造者日本森稔株式会社的社长森稔时，他根本不屑驳斥。森稔在日本东京市中心拥有100多处高回报率的建筑，用17年建造了日本的“香榭丽舍大街”，用14年完成了日本东京六本木新城，虽然承担着72亿美元债务的高负债，但东京核心地段的土地与商业物业租金，给了他足够的底气。
后来者选择性地遗忘了史玉柱巨人大厦的前车，转而津津乐道于香港中环、上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的高租金回报率。人们相信，在各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的核心地段建设摩天大楼，必然会带来一年10%以上的租金回报。如果资金链遭遇问题呢？没关系，大不了出售部分物业回笼资金，反正——商业中心地带的房地产只会上升不会下降。上海金茂大厦一度出现财政困难，而现在被证明是个好投资。
城市化，人口，房地产特色，支撑了摩天大楼经济，中国能够有远超美国的摩天大楼而不会出事。所有的人都在信奉这一点，在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前，已经成为一种不亚于魔咒的信仰。有一点可以肯定，目前房地产市场泡沫从住宅转向商业，双轮驱动，泡沫的增长速度将更快，在全球多数地区房地产价格下行时，中国是少数不得不维持房地产泡沫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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