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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问世以来，资本统治及封建统治、集权官僚统治的代言人，对它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无非是说按劳动价值论，不能说明价格的构成，进而也不能说明资本和土地（这是他们的生命线）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而相当一批 “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也随着批判者的逻辑，以各种方式，包括高等数学来证明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市场上商品的价格，是统一的，因此，资本和土地虽然是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但它们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这里，我们还应在明确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劳动价值论的性质及其在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以斯密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能提出第一阶段的劳动价值论，目的在于论证资本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合理性。对于在封建领主制度下逐步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依靠的是自身的实力——财富，为了确立并保住对财富的所有权，必须为之寻找合理的根据，而劳动这个基督教教义所容许的占有财富的方法，也成为当时还从事劳动的资本所有者论证其财富来源的根据。他们所强调的，是财富的价值来自劳动，至于这个劳动是出自资本所有者之手，还是由资本所有者雇佣的工人付出，则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他们也在一定限度内探讨了资本所有者与其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但也是点到为止，因为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而且再深入揭示的话，又会危及其目的。毕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的矛盾，而他们处理资本所有者与封建领主之间的主要矛盾的办法，又是尽可能地避免与其专制的冲突，尽可能地发展生产力——增加对财富的占有，先 “富起来”再说。
而到了萨伊等人那里，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增加财富，他们已经不需要论证财富的合理性——因为财富本身就是力，也就是最大的 “理”。劳动价值论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没有半点用处，相反，还会给那些生产财富的劳动者提供要求分得更多一些价值的论据，为此，他们也就当仁不让地丢弃了劳动价值论，代之以 “要素论”和 “三位一体公式”。
而到了庞巴维克以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资本统治的巩固并步入市场经济体制，已完全没有必要考虑财富的根据——财富本身就是根据，他们关注的是市场交易中如何使资本得到 “最大化的利润”，因此，价值己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应当关心的只是价格。他们很 “实证”并 “实用”地丢弃了价值概念——管它是劳动创造，还是 “要素”创造，都与我无关，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他们由价格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挖苦，恰恰是今天在中国那些曾信奉——起码是在考试时准确回答过教科书上定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反过来批判或声称 “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依据。
至于道行更深些的“西方经济学”正统派在中国的传人，则不屑一顾近几年在中国火爆起来的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他们看来，不仅马克思是背时的，就连 “价值”一词也被扫出“现代经济学”圣典，拣拾这块垃圾有什么必要！
而我们之所有要探讨劳动价值论，直接的首要的原因也在这里：半个多世纪几十亿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勤劳节俭，创造并积累的巨额国有资产，其所有权属于谁，谁有权处置它，怎么处置它？
正是劳动价值论，也只有劳动价值论，才能说明中国国有资产的来源，才能明确其所有权，并根据所有权来探讨国有资产的处置，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理”，更是劳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
劳动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坚持并发展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因为它是“老祖宗”（这是颇有中国特色的称谓，当然带有尊重之情，但又有保守之意）马克思留下的传家之宝，更不是为保住并证明自家是姓“马”的。
马克思和我们一样，都是姓“劳”的。马克思作为前辈导师，他留给我们的，恰是从劳动者立场出发，概括劳动者的经济意识，形成劳动者的经济理论。他在《资本论》中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目的并不是为资本家出售商品时确定价格，也不是为国家管理市场价格制定标准，而是为论证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揭示资本制度的矛盾，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理论依据。
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劳动价值论所要继承的传统。所不同的是，由于时代的发展，现代劳动价值论不仅继续要为论证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以及争取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斗争提供理论依据，还要为论证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为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以及与侵害劳动者权利和利益的人进行斗争，具体说就是如何建立和改革公有制提供理论依据。为此，还要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揭示并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
这些内容，也就是建立和发展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价值论是他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发展，要步入一个新阶段，当然需要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步入衰落和低潮，其原因主要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那些以权谋私者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违背，对劳动者权利和利益的侵害，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也充分暴露出五、六十年代以苏联教科书为样板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它里面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阻滞了对现实经济矛盾的揭示与论证，尤其是忽略了从劳动价值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个人权利的规定——在苏联教科书上，劳动价值论只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个人权利和利益，则以制度本身就是劳动者权利为由，不予重视，只强调劳动者的义务。更有甚者，教科书和机械地以劳动价值论来规定社会主义商品价格，似乎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只在于为定价提供依据。
而当“私有化”狂潮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为旗帜，向初级的、粗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动进攻的时候，那些自以为掌握了“老祖宗”留下的“战无不胜”法宝的经济学家们，不是瞠目结舌，就是义愤填膺，更有识时务者，干脆转向，也呼应地 “私有化”来，而他们以所能记住的 “马克思主义”词句结合 “西方经济学”的议论，显得似乎更为“客观”、“公正”、“规律”。此时他们感到最为难以对付的，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于是，就有了以“西方经济学”的效用论、要素论“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高明思路。这种“发展”的目的，一是消除劳动价值论，为 “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二是去掉公有制的理论依据；三是否认社会经济矛盾。
也正是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攻击和 “发展”的合奏中，我们进一步认知了劳动价值论在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中的作用。
作为劳动者的经济观，劳动价值论概括了劳动者对其经济利益和权利的意识，并以此为基本，展开了对现实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劳动价值论揭示和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典范。对此，我们在前面己做了论述。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劳动是人本质的核心要素，以及它在社会生产和全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然而，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发展，劳动方式的改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仅引发了劳动者利益和权利的变化，也使经济矛盾呈现出新的性质和特点。
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初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这是人类经济史上又一个里程碑，也是20世纪历史的主要标志。它的兴起本应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契机，包括公有制的建立、改革和演化，都是经济理论研究和发展的内容。其核心，就是对公有制——共同占有制——中劳动者所有权的规定，包括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和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的规定，并由此而规定占有权、处置权、经营权、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关系。正是对这些权利的规定，需要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为之依据。然而，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恰恰忽略了一点。在这些教科书中，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有关论述的教科书式表述）只属于“资本主义部分”，只为论证剩余价值作前提，在论“社会主义部分”时，则不谈劳动价值论，而是以革命夺取政权，从政权生出公有制，公有制的主体又是由国家政权控制的国家所有制。劳动者的个人权利是什么，如何行使，几乎都不涉及。
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作用，特别是对劳动者所有权与行使占有权机构和经营权行使者的关系，在这些环节发生的矛盾等，都未涉及。以至当初级的公有制体系因这些矛盾而陷于困境，迫切需要改革的时候，这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教科书经济学家，茫然不知所措，而对“私有化”的狂潮，不能立足劳动价值论之根本，听任以“唯生产力论”为依据的对公有制的攻击，甚至还会帮些腔，因为苏联教科书已经或明或暗地把“唯生产力论”作为理论基础。
当他们以生产力指标来顺从那很有些层次性，策略性的以“私有化”为目的的“改革”思路时，不自觉地就将自己推向了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彼岸。
劳动价值论绝非只是批判资本统治的“工具”，而是劳动者批判各种剥削制度，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在对初级社会主义的改革，即其具体的经济体制向更高阶段的转化时，劳动价值论的这种基础作用更显突出。应当说，公有制的基本权利是劳动者的所有权，正是在这两个所有权中体现着、贯穿着劳动价值论，也只有从劳动价值论，才能证明和规定劳动者的所有权，并由此而建立一系列权利体系。其改革，也就是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劳动者的权利，调整以其为核心的权利体系，以及更为具体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经营管理等。
资本统治仍在全世界占主导的今天，劳动价值论作为揭示资本制度经济矛盾理论基础的作用，不仅不应当削弱，反而应强化。马克思的时代，是资本制度的自由竞争体制，20世纪中期以来，己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这种阶段性的变化，并未改变资本统治的本质，但呈现出许多新的现象，其主要的，还是在资本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利体系上的改变。其中基本的原因，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劳动方式的变化，为劳动者提高其劳动力所有权和相关利益的要求，提供了依据，而资本统治又在不断调整对付劳动者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工资和管理等环节，做出了诸多改变。一些新的现象，如“知识经济”、“知识产权”、“知本家”、职工持股、经营管理人员的增加，脑力劳动者的比重加大，以及所谓“自动化”、“信息化”、“无人工厂”等出现，都需要从劳动价值论做出具体论证。那些苏联教科书派经济学家，只能固守被他们教条化了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就不能对这些新现象做出说明，从而给“效用论”、“要素论”以这些现象对劳动价值论的攻击留下了话柄。
劳动价值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对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经济矛盾演化出来的新问题，也要依据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发展劳动价值论，并由此而揭示和论证现实的经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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