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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何价？

周其仁

欢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各有各的理由。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在根本不知他老人家为何方神圣的年代，自己亲身观察和体验过的经济生活，就奠定了接受弗里德曼毕生所阐释的经济法则的基础。这条“米尔顿法则”只有一句话：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

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中，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学校请来北京一位大学老师做报告，讲题是参加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的见闻和体会。不是初中生都听得懂的题材，但有一个“场景”我却记住了：他所去的一个村子，老乡穷得叫人不敢相信——工作队员带下乡的一面梳头用的小镜子，全村谁也没有见过，居然围观起来，视为宝物！

也许就是记忆中的这么一点，让我后来自觉自愿报名下乡。那是1968年，“文革”搞不下去了，而国民经济根本吸纳不了那么多年轻人就业。好在毛主席有办法，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把上千万知青打发下去了。不过当年我是衷心拥护下乡政策的，报了名还怕不被批准，和十几位同学划破了指头签名给工宣队“上书”，真的一脑门子要去缩小城乡差别。

下乡的地方是王震将军创办的黑龙江农场。适逢中苏关系紧张，农场所在的虎林县珍宝岛当年有过一战。因此黑龙江农场列入军垦系列，其实不过就是发了一身军服种地。由于每月有固定薪水，农场职工生活还过得去，不过有孩子的家庭日子就过得非常紧巴。半年后我被发配到完达山打猎，周遭星星点点有人民公社的村子和居民，才让我看到真正的中国农民，他们干一年活也见不到几文现钱，有的还倒挂公社的钱粮，不少人家达不到温饱——真要有梳头镜子可供围观，还算日复一日单调生活里的一丝浪漫哩!

知青下乡当然要接受再教育。不过我连一位样板戏式的“贫下中农”也没有遇到过。老乡们很朴实，尽力帮教我们这些城里人适应农村的生活和生产。不过我很快发现，他们在公家的大田里的劳动状况，与下班后在自家自留地里的劳动状况，完全不一样。黑龙江的10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怎样在“连长”——其实就是生产队长——查地之后美美地打个盹又不着风寒，是一门不小的学问。我当然学得了真传，而且在地里烤豆子的手艺也不赖——不过所有这套“磨洋工”的玩意到了自留地里就全然不见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个人，就是行为截然不同，劳作的结果也全然不同。

说起来，这是我修过的第一堂“经济制度与经济行为”课。不消说，当时还不可能得出清楚明确的结论。但是问题已经永远挥之不去：为什么同一个行为主体遵循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自留地的来历——1960－61年的大饥荒之后，为避免饿死人的事件再次大规模发生，才在一大二公的体系里划出了一小片自留地（有的地方干脆叫保命田）。今天说说也许无妨了：那年月例行公事的“忆苦思甜”，一位老农声泪俱下忆到的历史上最苦日子，竟然就在1961年。这是什么样的诅咒？

要等到1978年以后，事情才有了一个答案。说简单好简单，就是放手让种地的农民在大田体制和自留地体制之间作一个自由选择！吹了多年的优越性，却又怕农民自主选择，怎么说得通？说来也怪，让种地农民选出来的包产到户体制，不消几年就把原来的农产品高度短缺状态，变成了时不时农产品的“卖难”！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不少人都知道“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两句民谣。其实当时那两位省级领导人，又何曾种过米和粮？他们连同支持他们的胡耀邦、陈云、邓小平，无非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用政策、舆论和后来通过的法律，承认并保护了中国农民选择的自由。

机缘巧合，从乡下考入北京的大学以后——那是我辈的一次自由选择——有机会在杜润生先生门下习过几年艺。我所知道的早期农村改革历史，就是不断冲破思想、体制和既得利益的笆篱，不断增加农民自由选择的历史。包产到户如此，取消种植计划、改革统购统销如此，允许农民办乡镇企业、进城镇务工经商亦如此。这样一路下来，即便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唯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的？

是的，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因为是普遍的自由，所以这“自由”就以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样的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绝不主张“无政府”——因为离开了必要的政府强制和保障，自由一定荡然无存。我国农村体制变化的经验，从不堪回首到痛定思痛，再到从实际出发把土地变得充满希望，验证了弗里德曼简洁而深刻的经济思想。

后来在美国“洋插队”，结识到一位好朋友郭誉森。他当年从台湾到芝大留学，上过弗里德曼亲授的价格理论课，是货真价实的“芝加哥小子”。1989年我到美国后，经Gale Jonhson教授推荐在芝大经济系访问过9个月。认识后的第一次交谈（记得不在芝加哥），郭兄说你们在大陆写的东西，我差不多都读过了；有一点疑问，外边说大陆那时候封闭，但从你们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好像受过弗里德曼的训练，怎么可能呢？——回想起来，这是当时让我这个如假包换的“老土”最开心的一个问题。

1990年在旧金山，我才有机会第一次见到弗里德曼。刚刚开始学英文，不可能听得懂弗老的讲演，由誉森轻声为我一句一句翻译。那时全世界关心中国的未来路向，只听弗里德曼肯定非常地说，中国还要走改革开放之路。在场中外听众疑问重重，但弗老面不改色，解释说他的根据就是原来计划体制的路线再也搞不下去，尝得经济自由甜头的人民决不会同意减少自由。

几天前听到弗老去世消息的一瞬间，我最先想到的就是16年前听他讲过的那一席话。天下学经济的都知道，弗里德曼最坚持经济理论和学说的高下，唯一地要由包含于其中的推测（prediction）来检验。仅从这一点看，弗老对中国走向的推测就足可以使他微笑地长眠于地下了。更不需要说，20世纪下半页全球范围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早已经是“米尔顿法则”的最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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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rediction predict 中国的未来 北京的大学 弗里德曼 自由

“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

可是产权改革，和效率优先，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产权理论，符合“普遍的自由”吗？

我们再把“普遍的自由”这句话，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来做比较，则哪个更普遍呢？

“是的，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因为是普遍的自由，所以这“自由”就以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样的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绝不主张“无政府”——因为离开了必要的政府强制和保障，自由一定荡然无存。”

可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说了，腐败是次优，他们还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所谓产权不明确的问题，解决这个所谓产权不明确问题，要靠良女先嫁，冰棍不卖就化，就是非正常的集中到个别人手里，那也叫解决了所谓产权不明确之问题了。

其实他们鼓吹的产权改革，一是败坏规则，二是非法的巧取豪夺，三是强化了少数特权，发展出了既得利益集团，带来了三座大山，哪里符合“普遍的自由”之精神呢？就连他们自己鼓吹的所谓“产权的明确清晰”也不符合了。因为他们鼓吹的，是巧取豪夺，和产权的集中。四，他们还鼓吹产权，和所谓的市场化，可是产权、市场化，远远不等同于“普遍的自由”，不等同于对政府的管制。

他们一方面不对无耻的人对话，不与流氓教授对话，坚持学术和信仰，另一方面，和老顾客不熟。

他们自己和自己打架，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好人都叫他们做了，他们是一贯正确，搞产权正确，搞人权也正确。搞完了产权的集中了，又开始搞这个普遍的自由了。

他们还挑拨离间，和两面三刀。先是鼓吹腐败，接着再大骂官员腐败，说官员是最大的损失者，先是纵容政府的胡搞，鼓吹市场化，鼓吹逃离政府，接着呢，再骂政府不务正业、不负责任。

搞改革的时候，不讲法治，搞完了改革了，想起来法治了。败坏法治的时候，以为能加快法治建设，被腐败分子玩弄了，利用了，他们自己也同时名声扫地了，又成天真无辜委屈的小少女了。

无知，加无耻。

“是的，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因为是普遍的自由，所以这“自由”就以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样的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绝不主张“无政府”——因为离开了必要的政府强制和保障，自由一定荡然无存。”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用他们自己的言、行，证明了他们是诲淫诲盗的，和是挑拨离间、两面三刀的，他们还是说话自相矛盾、出尔反尔、一贯正确的。

当他们纵容官员的时候，他们败坏规则、瓦解政府，不在乎草民。当草民有不满了，社会矛盾积累了激化了，他们再引导草民反政府。他们先叫官员要产权，之后，再叫草民要人权。好人一贯。

他们搞产权改革的时候，不重视法律。搞完了产权改革了，再支持物权大发。支持物权大发了的时候，却又不热衷于宪法。

现在他们自己也名声扫地了，可是他们还是不认帐。当他们面对流氓教授的时候，也不去正面讲理，而是回避逃避。当他们认识老顾客了，老顾客又倒霉了，他们又和顾客不熟。

他们的不要脸太多了。

“

是的，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因为是普遍的自由，所以这“自由”就以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样的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绝不主张“无政府”——因为离开了必要的政府强制和保障，自由一定荡然无存。我国农村体制变化的经验，从不堪回首到痛定思痛，再到从实际出发把土地变得充满希望，验证了弗里德曼简洁而深刻的经济思想。

”

周其仁儿，和张维迎不同，前者是个好孩子，模范生。

但是，即便如此，也要请大家看看周其仁在以前的，关于流氓教授出现时候的言行吧，等等。还有，就看看他现在的言行，是否符合他在此文里的认识。

他怎么能这么没有记忆力呢？自己说过的话，就能够一转身就忘。

向周其仁先生隆重推荐重要文章，请好好学习！如下：

“

是的，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

因为是普遍的自由，所以这“自由”就以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边界。

这样的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

但绝不主张“无政府”——因为离开了必要的政府强制和保障，自由一定荡然无存。

我国农村体制变化的经验，从不堪回首到痛定思痛，再到从实际出发把土地变得充满希望，验证了弗里德曼简洁而深刻的经济思想。

”

严正警告和衷心建议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将来一律不得编辑和出版你们自己的学术全集！

你们真的要出，一定要出选集，或者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