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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的奶嘴到底要叼多久?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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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啸鸣

  郎咸平在媒体成功抄作而吸引众多目光一个月以后,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官方没有对此表态。这就为产权问题继续争论打开了空间。我希望这个空间能够保持较长一段时间,让国民有机会充分接触各种理论的争辩,从而作出更符合自己真实需求的而不是误解重重的选择。

  郎咸平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是因为他挑动了人们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产权。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如果人人都大公无私,那么何必在意产权归属别人了呢?

  朗咸平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么强烈的共鸣,是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依然是穷人。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你们之所以如此穷,是因为别人将“原本”属于你的财产剥夺了。但是他举的几个例子却都属于集体企业改制得比较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那三个企业的职工都是改制的受惠者。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看见这几个企业的职工站出来支持他的观点,相反,支持他的观点都是改制问题久拖不决的企业的贫穷的职工或者一些知识分子。

  注意:在这场热闹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几乎没有来自农村的声音——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也好,增殖也好,都跟他们无关。其实,要说我国目前的产权转让属于“最后的晚餐”的话,在农民兄弟看来,这不过是城里人“他们的”的游戏。在工人们抗议工厂“贱卖”的时候,假如工厂能够多卖点钱,是否准备分点给农民兄弟呢?

  我之所以提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是要说明一个简单的常识: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对农民而言,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存在。

  一、国有资产是怎么来的

  建国伊始,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总要在各个领域给我们新生的人民的政府捣乱。比如奸商们哄抬物价。为了对他们给予沉重的打击,政府首先剥夺了国民党的党产——官僚资本,而且还控制了银行,通过银行采取了两条重要措施:一是截断银行对奸商的贷款,同时逼迫奸商们归还贷款。二是派出大量人员,带上大量的贷款到农村采购日用品。两条腿走路,然后平(廉)价出售日用品,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保护了(城市)群众利益和新生政府权力的稳固。奏效以后,政府对民间资本就比较敌视了,于是开始了下一步:对民间资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当然,这种改造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伴奏,每项运动都是在让你选择一个两难:要命还是要财。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前者而放弃了后者,因为本来就属于“无产阶级”。也有的人没有选择的机会。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不同的人“失去的”不一样:财产越少的人越欢迎这样的“选择”,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以后,国有资产就建立完成。于是开始了向共产主义跑步前进的过程。因为出现饿死人的问题,这种跑步的姿态才改变为“调整”。而后的文革基本上是以政治运动,直到邓小平上台,开始改革开放,政府的工作重点才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然后又要求全国人民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用财政的资金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如法炮制地建立了地方国有企业,连最基层的乡政府和城市的街道办事处,都建立了一些集体企业。一些地方政府的机关为了解决自己子女的就业问题,也挪用了办公经费兴办了一些“集体企业”。

  无论是城办企业还是乡办企业,受益者都指向与“城市”或“官僚”相关的人为主。对农民而言,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社会主义改造”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次国有资产增殖高潮,都是在意识形态上认为公有制优越的前提下的选择,都是政府为富国强民的目的而采取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发展经济的手段。前一次一饿死成千万人为代价,后者则强化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

  二、国有资产的分类和功能

  国有资产本身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属于满足公共服务性的国有资产,比如国防、政府机构的财产以及公务员的行政经费、以及公路等。另一类属于满足消费品需求的国有资产,包括所有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这两类都来自国家财政的资本投入。但我们通常讲的“国有资产”主要指向国有企业的资产,而不包括国防等满足公共服务性的国有资产。

  “集体企业”的资产不一定来源于国有资本,也许主要来自财政(挪用办公经费部分),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来源是参与者的集资。甚至有的集体企业,集资的部分超过了国有资本部分。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就意味着资本可以形成资产,负债也可以形成资产。从银行借款形成的资产根本不能称为国有资产,因为这部分资产的所有权可以最终追索到银行存款的主人——老百姓头上。

  在市场经济国家,建立国有企业的原因有两个:1是因为自然垄断:既一家厂商的经营就可以满足整个市场的需要,若有两家以上的厂商经营将产生较高的平均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比如铁路以及城市的公用事业。2、市场特许权:比如邮政等。

  在我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建立国有企业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是如前文提到的,因为受到有效解决危机(战后重建)的激励;或者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有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或社会问题而建立的国有企业。比如有个厂矿建立在荒郊,工人都是男性,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育问题从农村招来一些适龄女青年,建立一个纺织厂。而这样的“中国特色”正是必须改革的东西。

  从功能上来说,公共服务性国有资产的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点中外都一样。但是满足消费品生产的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我们这样的市场转型国家。生产性的国有企业也分两类:资源垄断型的国有企业和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我们说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显然不是指向提供公共服务类的国有资产。而是针对生产性的国有企业。

  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大多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亏损累累,但是一直没有破产,有个词叫“资不抵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将资产拍卖以后,也无法清偿银行债务,这就意味着资本已经亏得没有了,已经在亏别人的负债了。但是这样的企业却还在继续从银行借贷度日,因为要养活企业职工。所以,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中,不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其生存的意义,已经弱化到为了养活企业职工。也就是朗咸平说的那个家庭中,我们看见了保姆(经理人员),我们绝对不应该忽视的是保姆在干什么?在给国有企业的职工们喂奶。这样的企业的资产倒的确一直是在增长着,但来源却是银行的贷款。孩子们一哭,保姆就赶紧汇报,于是银行贷款就来了。名称是“安定团结贷款”。

  而在生产性的国有企业中,属于非竞争性的企业(既垄断的企业)则日子好过的很。他们可以通过政府定价获得丰厚的利润,在偿还贷款以后,还可以使得资本增值。

  其实朗咸平所关注的,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中的,通过改制,通过企业家的运作,资产获得了飞跃发展的企业的“资产增值归谁”的问题。按朗咸平那意思:是孩子们哭才得到这些奶的,这些奶的主人是孩子不是你这个保姆。这种改制应该停下来,让孩子们继续叼着这个奶嘴。

  三、为什么说国有企业“一定”是黑洞?

  建立国有企业的目的既有为解决就业问题,也有为社会提供产品的功能,还有提供财政开支来源的功能。后者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和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来源就只有税收。我们国家的财政来源除了税收,原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成为地方政府可靠的支出来源。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银行是国有的,而企业大多属于地方的,所以地方政府会胁迫银行放弃原则发放贷款给企业纳税。这种“胁迫”被我国的金融理论家称为“倒逼”机制。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逼迫(国有)商业银行放弃原则发放贷款给地方企业;商业银行逼迫中央银行放弃原则发放货币。最终造成货币发行没有约束力的可怕后果。所以,十五届全会以后,就确立了“不再新建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路线。

  我对这样的问题的总结是:信用危机的产生发展,是与“国有企业”占太大份额有关。因为真正的“信用”只能在产权清晰的主体之间,依赖交易产生,依赖制度约束机会主义行为。

  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本身就是非常模糊的,没有具体的人对负债负责。信用的建立依赖的不是“自然”交易,而是政权的稳固。既依赖的不是商业信用而是政府信用。而且官僚和老百姓都在观念上认为:政府信用是无限的。这正是对政府信用的透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此关系密切。我们国家国有银行的负债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建议朗咸平教授去关注一下:我国的国有银行的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决定了它存在的方式。私有企业也解决就业、也提供产品、也提供税收。那么它与国有企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有一点关键的不同:他们的产权不一样。私有企业不得不自负盈亏,这就意味着他们有生有死。决定他们生死的是效率。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清晰的,所以它无须对负债负责。这就意味着它有生无死。无论效率高低,它都会占有并且越来越多地占有社会资源。包括财政补贴(来源于纳税人,包括农民在内的纳税人)和银行贷款(包括每个中国国民的存款)甚至股票市场上融资的权利。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总叼着“国有”的奶嘴不放,如果不改制的话,它就是个总也长不大,总也死不了的“老小孩”。那么倒过来说,有多少农民可以享受“国有企业”的这些好处?农民面临破产的时候,也会得到银行无休止的贷款吗?这对农民公平吗?这种状态一直成为阻挠市场经济规则的建立。

  为什么“一定”会是黑洞?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国有企业化的都是“别人的”钱。不花白不花,花了也白花。白花为什么不花?其实不单国有企业有这样的特点,所有政府花钱的行为都具备同样的特点。中外一样。然而,在发达国家,发达的不仅仅是产品的丰富,而是保证产品丰富的制度约束。也就是说,他们依靠制度约束政府花“别人的钱”不心疼的机会主义行为。当然后者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而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

  当然,效益好的国有企业的确存在过,甚至今天也还有一些效益好的。比如朗咸平提到的在香港上市的那么几个。他忘记说明的是:这几个都属于资源垄断型的国有企业。

  四、激励机制怎么改都不如产权清晰有意义

  以前在计划经济时期,奉行的是绝对平均主义,而这样显然打击了那些能力强的奉献者,无论是组织者还是被组织者。同时鼓励了那些机会主义者偷懒。于是效率非常低下,不可持续发展。后来改变了激励方式,对组织者采用了“承包”、“远期股权”以至与今天的产权拍卖和转让。而对被组织者,则分别采取了记件制、记时制等等五花八门。为什么改变激励机制呢?因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效率之间的竞争,而体现效率的主要不是企业员工的效率,而是组织者的效率。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车厢效率再高也没有意义。

  无论是对组织者还是对被组织者的“激励机制”的改变,都没有另外一个问题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深刻:政府对企业伸手。当某个企业的效益比较好的时候,地方政府的三姑六姨等等都来了,而且每年的部队专业人员都必须“安排”。于是一个好企业必然被拖成一个坏企业。政府办企业的不会按商业规则运行,要知道,我们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听谁的?地方党委的。别说党政没有分开,就连政企都没有分开。这种“两不分开”造成结果是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无须对市场需求作出应有的反映,更严重的后果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用经济手段无法奏效,只能用行政手段来达到目标。而用行政手段则又伤害了民营企业。本次宏观调控这样的特点就非常明显。

  激励机制怎么改,都不如产权明晰有意义。我们假设一个小型的国有企业,通过“不合理的”方式转让给了个人,情况会怎么样呢?原先他作为国有企业的经理,可以借债不还,因为有政府在那里给他撑腰。现在作为私人的企业,地方政府撑腰,干预银行和干预法院的理由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产权清晰的直接后果是政企必然分开。其次,作为私有企业,他不得不面对竞争,服从竞争规则。如果亏本,那么亏的就一定是本钱,亏完本钱的时候,银行为保护负债而要求其清偿负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拍卖他的资产是必然的。他的资产比然将转移到效率更高的人手中。

  只有产权清晰,才有可能施行“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才有真正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企业的行为才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行。

  五、养不活自己的人能当“主人”吗?

  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这是宪法所认可的。当然可以推理至:我们(公民)都是国有资产的主人。但是前面我们分析了,国有资产分两大块,一块是满足公共服务需求资产,一块是满足消费品需求的资产。它们都属于“国有资产”,我们作为公民,是不是在这两块资产中都“利益均沾”呢?显然不是。作为前者,我们当然可以在“理论”上认为利益均沾,但是在实际的支配过程中,我们无法操作这块财产的支配权,我们只有使用权,有的还必须在付费的情况下行使使用权。包括上公交车和公共厕所。也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准备出售这块“国有财产”。所以,对公共服务型的国有资产,我们也谈不上如何行使主人的权利的问题。

  对于后者,则与我们的相象差距更远——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拍卖了,所得之中,是否有我一份呢?这就看我是不是这个企业的职工了。如果不是这个企业的职工,它怎么拍卖,拍了多少钱等问题关我的屁事。这就跟农村包产到户的时候的道理一样,划分土地的使用权的时候,与城市人口无关。我不会因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以到哪个村子去要求分一杯羹。这点看起来的确不公平,特别是对生存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而言。因为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没有“被分配到”一个好的国有企业。

  在一个产权清晰的私企,谁是主人的问题非常清楚。责、权、利对是对称地属于老板的的。私企的职工是不会错误地以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但是在国企则不同,有多少个职工就有多少个主人。那么这个企业听谁的?资产拍卖的时候你争当主人,那么承担负债的时候你也争当主人吗?

  在我看来,公民能够体现自己是“主人”感觉的,只有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只有自己家庭拥有的私有财产才是自己可以有权支配的。

  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孩子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家长敢让他成为家庭里的“主人”吗?显然不行。他还属于孩子。如果到老了还无法养活自己,就是“老小孩”,得一直依赖家庭的财产。

  你要对公共事物当家作主,那不属于经济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也就是参政议政的权力。也就是对政府行政的过程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力。这不属于经济学讨论的范围。

  对满足公共服务性质的国有资产这块,如何体现“主人”的感觉呢?我的意见是:从保障公民的权益的角度去体现。比如农民在进城的时候必须另交暂住费,就侵害了农民的公民权益。这意味着农民在使用作为公共财产的城市资源的时候,没有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还有就是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的范围也必须按照公民的概念覆盖到全体公民身上,包括工人、农民。包括私有企业的工人,也包括国有企业的公民。

  对于国有企业在转让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的问题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讨论的范畴。这完全属于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是否得到了监督的政治问题。

  六、共同富裕不如共同保障

  公平和效率如同鱼和熊掌,是一对难以两全的东西。不同的人关注的重点不一致是事实。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的确主要放在效率上,这和西方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有关。他们一直是产权清晰的条件下发展着。所以强调效率问题较多。而我们国家目前遭遇的问题是如何将产权不清晰的国有资产量化为产权清晰的私有资产的问题。所以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公平”的问题,这是毫不奇怪的。

  经济学上有个“阿罗不可能定理”,必须介绍一下:在个人偏好不一致的情况下,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社会偏好不可能和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一致。因此,要建立一种与每个人的偏好都一致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效率问题是一个实证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指标计算和比较的问题。而公平问题属于一个规范的问题。可以说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

  比如,我们现在在这里热烈讨论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问题”的时候,可以义愤填膺地为工人打抱不平,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学者讨论:假如国有企业在转让产权更“公平”的情况下,农民得到了什么?

  所以说,如何更公平的问题不属于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当然也不排除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建议。比如我们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可以建议政府将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拿出来建立面向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给每个公民建立档案。以保证每个公民在这个起点上得到公平。甚至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建议,应该从财政收入中,拿出多大的比例比较合理等等。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政治口号,给人以希望并没有什么坏处。但是要明白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理论所许诺的结果。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机制可以保证的是富国,却未必保证富民。因为每个人的收入水平的决定因素在个人自己手中。众所周知,每个人的体力、脑力、知识结构、面对风险的态度等等都不一样。在这样完全不一样的素质条件下,谁敢保证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一样呢?只有政治家敢保证,因为反正是拿别人的钱来保证。

  市场经济不保证每个人都会达到同样的富裕水平,但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大海里面游泳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失败者的仇恨,所以逐渐产生了一种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真正的铁饭碗。只要你属于这个社会的公民,作为公民的权益,必须得到宪法的承诺,保证你在竞争失败了的情况下不会饿死、不会生病的时候无力救治。

  也就是说,断奶以后,如果你仍然无法适应激烈的竞争,那么你可以继续叼着奶嘴。但是千万别提什么你是“主人”,你是老小孩。与此相反,在私有企业里打工并不停地转换工种的人,虽然不能对私有企业号称“主人”,但是他们完全可以依赖自己的资源(体力、脑力、技术、知识结构等一切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源)养活自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私有财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七、几点总结:

  1、 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对农民而言,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存在。

  2、 之所以必须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就是为了“断奶”,以彻底堵住漏洞。

  3、 之所以必须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就是为了保证所有的企业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竞争,使得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

  4、 “主人”的概念只有针对私有财产才有效。针对国有资产,承担“主人”概念的是公民权益,而主要不是所谓的“国有资产”。

  5、 建立针对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机制非常重要。

  6、 政府面临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中心”。民众也同时面临心态调整,从虚幻的“国家的主人”的概念上转移到权益受到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层面上来。人和人之间,财产也许不相等,但是人格上必须相等。

  最后说句废话:其实最不希望国有企业改制完成的是国有企业的干部们,就是朗咸平所说的“保姆”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才不担心国企职工又哭又闹的呢。这些保姆们希望老小孩哭得越厉害他们越高兴,因为他们可以由此要挟政府无休止地“拿奶来”。而分配这些奶的权力却在他们手中。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对不哭的老小孩也悄悄地“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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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南亚金融危机 阿罗不可能定理 社会主义改造 机会主义行为 奶嘴

离开了真实的生活,就只剩下黑板上的方程和曲线。但如诗的数学要与如画的现实结合,经济学才是既活又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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