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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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是农业问题的根本，但似乎很少有学者着力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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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土地 土地问题 农村 土地

其实研究的学者不少，可能你没有看到而已。土地问题是农业经济学中比较长期的话题。

土地问题很敏感，以前听老师说，官方不会公开允许土地私有化，但实际上土地买卖已经在农村发生了。这个问题很复杂。土地私有化可以提高土地使用的规模效应，但害怕出现巴西农村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特别是在现在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但我认为，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工是难以成为市民的。这个问题无解。

巴西农村内部的私有化是由于土地私有导致的么？

还有许多人提出的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大量集中么？

这些问题都只能是个问号，现在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讨论。比如我们现在说的产权如何重要，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经济学中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但是他们的理论在中国似乎解释力并不太强，事实上西方学者从2002年之后也开始反思他们的理论在中国不适用的原因，并试图修正理论（不仅仅是土地政策理论）。世界银行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出版关于世界的土地政策报告，90年代的时候，世行报告还明确指出明晰的产权如何如何重要，但是最近的一期报告似乎否定了这个观点，认为明晰的产权固然重要，但也不是必然，尤其是当为了明晰产权而导致过高的交易成本时，更不可取。同时，中国和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土地产权国家所有并非一无是处，甚至还具有一些私有产权的不具有的优势。当然世行并不是在推行国家所有制，其目的在于说明合适的产权形式必须考虑当地的实际状况，而不能盲目的接受所谓的经典理论。因此，中国是否应该采取土地私有制，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之外，必须有更细致的分析。

关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这是老观点了。当然这是关于土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现在国内农业政策有两个新的变化，一是部分省区放开了城乡户口的限制，这意味着农民和城市人在享受基本社会福利方面应该是平等的，（国家能否承受、市民和农民是否接受是另外的话题），那么土地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是否会有所弱化。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前不久政府宣布今年在农村实施低保制度，这对土地的功能也是一个冲击。有人甚至根据第一点变化认为，农民一旦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就不应该再拥有土地。这些都是关于土地、土地政策很好的讨论话题。

以上仅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大家讨论。

感谢斑竹提供农业经济学的版块供大家交流，可能认识到农业经济学的重要和专门讨论的必要，就是我们一大进步。

土地问题在农业经济学当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我对这个问题也比较感兴趣，去年对土地经营方式与农户收益的关联性作了些调查，写了点东西。楼主有兴趣，可以和我交流。conghui_hu@163.com

我在05年时跟老师做了一个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课题

要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和我探讨一下QQ:172815369

土地问题目前讨论比较火热，不知道楼上的两位是否能把研究的东西直接在这里贴出来，大家学习学习。

文贯中：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回避农地私有化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　文贯中 教授 2006年5月22日 James.Wen@trincoll.edu

I．引言

1．1 短效的救急政策不能替代长效的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27年后的今日，和公社时代相比，中国的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但是和东南沿海以及大中城市的日新月异相比，内地农村的凋敝和破败，城乡收入差的快速恶化，构成刺目的对比。显然，农民的收入增长以及农村的内在活力，越来越令人忧心。现在举国上下正积极探讨使农村和农民分享城市和沿海繁荣的长效途径。中央自2004年来出台一系列利农的政策。作为救急的措施，赢得农民的普遍欢迎。不过，三农问题可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形容，要想彻底解决，无法靠短效的津贴，补助等救急措施，而要靠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只有使大部分农民获得全国平均收入，大部分农村获得自立和自治的能力，才能将政府从消防员四出救急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也才能大大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集中精力和财力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服务。仅仅帮助落实农村的义务教育，筹建覆盖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项目，便需政府巨大的财力。

三农问题的日益严峻化，是和农地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分不开的。现行的土地制度所暴露的弊病越来越多，越来越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第一，现行土地制度是城乡收入差距愈益恶化的制度性障碍，损害的恰恰是政府想保护的纯农户，特别是纯粮农。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种植不同作物的农民面对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通过进入或退出生产，决定土地经营规模，以获取平均收入。但在现行土地制度下，种植不同作物的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主要由家庭人口在当地村社中的份额决定。土地市场在各村之间和城乡之间严重割裂和扭曲，并造成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扭曲，使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打破。沿海繁荣无法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向内地传递。第二，现行土地制度和以法治国的目标严重冲突。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化应该是一个通过用市价充分补偿农民，使农民平滑融入现代都市经济的过程。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城市化变成了对农民的剥夺，激起农民抗争的过程。急剧上升的土地纠纷成为农村群体性抗争的最主要原因，严重威胁社会的和谐。第三，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无法用土地作抵押，又缺少其他抵押，农村金融难以发育，进一步恶化农户的收入前景。第四，中国现存的农业生产结构形成于高度闭关自守，粮食自给压倒一切的时期，严重偏离中国的比较利益，难以适应当今世界生产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农民收入也难以提高。但是，农业结构若作根本调整，缺乏金融服务，仅靠农民自身积累，调整过程将会漫长而痛苦。第五，没有稳固的地权保证，农地租赁市场难以发育，农村经济的自主性，自律性，和可持续性难以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因缺乏本地农民的自发参与，必然发生凋零，退化，日益依赖中央财政来推动和维持。

值得中国自豪的是，很古起其先哲们已从经验中获得这种关于产权的智慧。远在2300多年前孟子便言简意赅地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随着人口压力的浮现，商，周两朝推行的井田制逐渐瓦解。秦汉以后，除北魏至唐初因北方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而唐初又大大扩大疆域，具有推行均田制的客观条件外，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对作为各种恒产之基础的土地都实行私有，并允许各种要素在市场中的自由买卖和流动（赵冈陈钟毅 1982）。在土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下，中国不但发展出精耕细作，令人叹为观止的农业，而且发展出复杂而精微的租佃契约，以保障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者的各自利益，分摊成本和风险，使土地产出极大化（张五常 2002）。

离开土地私有和产权保障这一必要条件，无法想象中国秦汉之后能有迭起的文明高潮和强盛的国力。秦汉时期中国的领土远比现在为小，南方和西南的耕地大多尚待开发，所以中国当年的可耕地面积占世界的比重只会比现在更小。然而中国的人口在世界的比重则只会比现在更高。根据Maddison (2001 表1-1和表1-8a)考证，公元零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26%， 显著高于现在的20%。中国当年面临的人口压力可想而知。离开土地私有，中国的农业决不可能支撑愈益庞大的人口。正是依靠这举世无双的人口，中国才创造了长期领先世界的灿烂夺目的中华文明（林毅夫 1995；文贯中 2005）。至今仍使我们惊叹的散落于偏远乡间，历经历史风雨而犹屹立至今的各地明清古村，便是土地私有能够促进财富积累，并诱导民众自发建设家乡的明证。

可见，绵恒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并非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而是建于良好制度的强固支撑之上的。中国近代的衰落，不是由于土地私有和由此带来的对财富积累的巨大激励，而是专制政府长期重农抑商，阻碍了工商和科技发展，又长期锁国，钳制民众思想，社会渐趋死寂。中国进入风雨飘摇的帝国晚年时，恰逢西风东渐之势越来越凛烈，当局却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包括人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在内的各项内外挑战，茫然若失，全然不知如何应对，终至纲纪崩溃，任人宰割。中国目前积极吸取新思想，新技术，实行市场经济。对内倡导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对外推广中华文明的精华，倡导和谐世界，力图和平崛起。在这种历史关键时刻，没有理由拒绝继承包括土地私有制在内的本国优良的制度遗产，没有理由无视现代经济学关于产权和要素配置的基本结论，更没有理由挑战各国在产权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和全人类的智慧结晶。

1．3 本文结构

以下第二节论证现行农地制度的临时性在于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第三节讨论由于现行农地制度缺乏排他性的所有权安排，租赁市场无法顺利发育，严重损害纯农户，特别是纯粮农的利益。第四节论证离开土地私有化，农村金融难以发育，增加农业结构调整以因应全球化的阻力。第五节讨论现行土地制度对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负面影响。第六节解释为何对土地私有化所抱的各种疑虑在经济学上并不成立。第七节结束全文。

　　秦晖（2003）指出，由于实行诸子均分遗产制度,尽管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土地私有制并不会导致土地高度兼并和大量无地农民涌现。据他的研究,土地兼并主要由于政治势力的介入,例如封赐,圈地,投献豪门等。这种权贵政治才是引起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所以，即使在几乎没有非农就业机会的纯农业社会中, 若非政治势力的介入，土地私有制也不会导致土地高度兼并和社会动乱。何况现在中国正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每年为非农就业创造大量的机会,更不应该过于担心这个问题。即使出现无地农民，他们可以流入城市打工，也可以留在农村作佃农或长工。从理论上来说，既然现在允许工商业者动辄雇人百人，千人，当然不应基于双重标准，反对农民中有多余土地的人少量雇工耕种，或反对农民中有多余劳力的为其他农民打工，因为这不但解决无地农民的就业，也是使社会发挥种地能手的经营长才的最好途径。

　　其实，如果认真实行抵押条款，不还债就没收土地，大部分农民不到不得已不会动土地的脑筋。抵押了土地的农民，会千方百计将土地赎回来。真正丧失土地的农民，应该是实在不适应作农民的人。这样的农民离开农业，进入工业或服务业，其实对农业本身的效率，以及对他们自己的长远福利来说，都是一种改进。

　　关于无法驱逐贫民区的贫民的说法，作为语义游戏自然有趣，实际上是犯了用整体代替个体的错误。虽然无法将贫民整体从贫民区赶走，不等于无法将其中个别人赶走。据我长期生活于纽约地区而来的观察，贫民窟的住房不值多少钱。而且住在贫民区的贫民往往反倒是房客，并不拥有房权。所以，银行并不面临由房客造成的坏帐问题。经常发生的倒是房东和房客的纠纷，以及房东最终借助法院和警察将欠租的房客撵走的事。这说明在依法治国的社会里，对产权的保障不是虚设的。无家可归者有社会救济作后援，并有临时遮蔽处暂避风雨。中国要依法治国，也只能走这条路，在坚决保障产权的同时，向弱者提供社会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