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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斯大林对东方民族历史命运的探索。
在恩格斯逝世前后，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第一次在世界上完全建立起来，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跨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重大特别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⑥
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是开始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虽然，垂死不等于死亡，但腐朽因素已开始越来越明显表露出来，腐朽因素与资本主义尚存的积极因素的较差，说明向社会主义这渡的漫长征程已经提到了历史的日程上。
斯大林恰当地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⑦列宁思考的焦点是在新的全球环境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既遭到全球化帝国主义的压迫，但又得益于其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造成的许多脆弱环节断裂的可能性。所谓不平衡规律，就是说落后民族是新生长点，这就解决了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场路径——马克思主义东方民族化。这体现了“新事物代早事物从旧事物薄弱环节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
笔者通过深入反思列宁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东方民族化的努力，将其理论与实践分为“革命论”、“建设论”和“建成论”三个主题。对这三个主题得失成败的总结将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可靠的平台。
1、革命论
所谓革命论，就是无产阶级在俄国、中国等国家夺取政权的问题。列害在1920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总结道：“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①对革命的民族形式的思考是列宁斯大林的重大贡献。
第一、要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必要性问题，这需要对具体国情进行与时俱进的研究。列宁不仅熟悉俄国情况，还对《资本论》第2卷中的市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掌握了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运用《资本论》的逻辑。依据俄国历史现实，列宁对民样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列宁证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马克思“跨越卡夫丁”的前提已不存在。而且，“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②” 俄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在村社的基础上产生，只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
列宁还看到，俄国资本主义是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如之，俄国资产阶级的钦弱性，使它不可能成为俄国反对农奴隶的领导阶级。反对俄国沙皇统治基础——封建宗法残争的历史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俄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一个初始的阶级，而非一个独立的历史过程。
列宁的上述富有东方民族特点的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思想与其的师承关系。
第二，要探索奇取政权的具体方式，即革命的战略策略。
革命的根本路线是“变帝国主义占争为国内战争，不发达的俄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于俄国社会矛盾的异常尖锐，群众的革命攻击力量异常强大，因而使俄国成了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点，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证实了列宁的设想。列宁在1920年7月再版法文和德文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序言中自豪地宣告：“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③
列宁斯大林对革命理论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对被压迫民族命运的思考，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④民族解放是时代的伟大主题，“历史辩证法是这样的，弱小民族的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一种西孝母、霉茵。”⑤在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同时，他还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⑥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日本等五洲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给予支持。在建党期间的中共、在理论、组织和经费上都得到了来自苏俄的重大帮助，这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斯大林早年在民族理论问题上曾得到列宁悉心指导，并写出了一些连其政敌托洛斯基也称赞的民族问题著作。在与托洛茨基论战时，一个分岐焦点就是中国革命问题。在与托派著作对比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对中国革命动力、对象等的分析更符合中国现实，更少极“左”偏向。斯大林之所以战胜托洛茨基，不仅是由于斯大林在长期组织工作中锻炼出精明的政治手晚，更是由于斯大林代表了苏联党内和整个共产国际的主流意见。
然而，托派失败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成功。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从大革命时代起，就不断发出被误指令，一再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共产党遭遇巨大挫折。
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早期共产国际权力过大，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内事务，事无巨细全交由共产国际做决定。从1923年（列宁健康状况表化时）到1927年五年中，苏共中决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一百二十二次会，作过七百二十八个决议，平均两天来一个。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小事如蒋介石掌权后如向派人与蒋谈话，都有指示。而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实在太不了解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挫折负有重大责任。
再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往往以苏联益为中心考虑别国革命问题，严重侵害了国际共运根本利益。二战后，为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均衡，一再把别国共党利益作为交局筹码。斯大林不仅置朝鲜，越南大好形势不顾，轻易答应美方的38度线、17度线等要求，更强令希腊解放军放下武器，葬送了巴尔干半岛完全胜利的大好机会。斯大林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也一再影响了中国解放战争，甚至在胜利在望时还要求国安划江而治。由上，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战略与策略的中国化是现实提出的严峻任务。
2、建设论
革命胜利后，严峻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新社会，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条件。“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已经，取得了创造社会主义文明所需要的前提，当并不等于已经有了社会主义所需的文明条件。
利用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努力失败后，列宁为首的俄国党开始新经济政策的探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如下特点：
（1）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性质是“退却”
新经济政策起点是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后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①列宁解释到，“这个政策之所以叫做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象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②这种退却是根据东方民族生产力实际情况所作的伟大，勇敢的民族化尝试，是从实际出发的表现。
列宁不但把新经济政策视为退却，而且认识到“退却”蕴藏着巨大风险。他提出对策，“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③”只讲退却不“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就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抗，就会混淆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资本主义改革观的界限。如果不承认新经济政策的“退却”性质，如戈尔巴乔夫那样，错把“退却”当成“前进”，则必然错把资本主义当社会主义，指鹿为马。不能因为新经济政策是积极的，必要的，就把“退却”前进。这实质上是在哲学上混淆了本体论与价值论。
（2）明确宣布存在一个资本家阶段，并与之展开竞争和斗争。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一个重大发展，是看到在东方国家，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在小生产汪洋大海包围下，“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关系必然出现。”①新经济政策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要过“市场关”，一场严峻的新斗争摆在面前“我们确实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而是同从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我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中考试合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②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之一，就是既承认和允许资本主义、资本家发展，又要与之竞争，与之争夺农民群众，巩固工农联盟。
列宁承认资本家的贡献，要求无产阶级向资本家学习。“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建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你经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定的东西，脱去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③列宁由此引出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共和国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莫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④这一段话对今天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有何其发人深省的作用啊！
（3）在新的形势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首先的问题是严防党员贪污受贿，不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而是驾驭新资产阶级。“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在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绽不上政治。”⑤
其次，要学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学会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可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而且还没有正确决这个问题的办法。”⑥
不能借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旧案，借新经济政策否定党的历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一些机会主义者曾迫不急待地借新经济政策攻击“战时共党主义”，列宁痛拆道：“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共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类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⑦列宁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前提，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
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关的是，列宁斯大林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与文化革命。1922年，列宁忍着痛痛，在病床上翻阅了刚出版的统计资料《俄国识字状况》，据统计，1920年俄国近80%的人是文盲。“问题就在于我们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⑧列宁就此提出了文化革命的任务。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列宁遗嘱”中有两篇的核心是文化建设。
斯大林时期提出了“专家决定一切”的口号，掀起了大规模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运动。在斯大林执政的三十年，苏联达到了人人识字，任向一个到过去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的人都会发现，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素质不亚于任向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图书馆、博物馆和音乐厅人均拥有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是斯大林开创了将落后愚昧民族变为文明民族的伟大范例，历史不会忘记他的丰功伟绩。
3、建成论
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经历三个阶段。Ⅰ、“长久的阵痛”，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Ⅱ、“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Ⅲ、“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处在过渡时期，列宁一再提醒“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②新经济政策只是过渡时期的民族特色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飞跃”。
列宁认为一国内只能达到夺取政权的胜利，但不意味着社会形态已转变，而只是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认为单个国家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而社会主义胜利希望在于东方民族的大解放。《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③
由于东方民族的特殊条件，在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将长期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即过渡时期，不得不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长期共存。但没有必要将过渡时期看作社会主义。
而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不久，就开始迎合党内急躁情绪，改变列宁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自己过去也论述过的判断。1924年12月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策略》中开始明确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后来，发展成为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地论”。
人们知道，马克思所指的社会主义是占的已经社会化，即整个社会劳动者联为一个整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生产产品，在马克思看来，有商品生产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过渡时期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过渡时期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也要消亡。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继续存在的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发现斯大林陷入两难：一来，任何一个对东方国家国情有清醒认识的人都不会贸然实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是个极其敏锐的政治家，他完全懂得苏联顶多能达到那一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不够发达的国家，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国有化的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还不能消除，他说：在苏联，当剥削制度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生产的全民形式和集体农庄的形式这两种公有经济之间，城乡之间，“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商品生产“仍是必要的东西”。[1]但另一方面，坚持苏联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意义，尤其是对于反托派和布哈林的政治斗争的重大意义。
斯大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改变社会主义这一语词的涵义，1930年联共十六大，斯大林说，我们现在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我们现在所处过渡时期与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时期，现在则是社会主义成分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一切杠杆，“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2]斯大林区别过渡时期不同阶段，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不是提出过渡时期的概念，而是直接说已经，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1936年苏联新宪法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但却没有消灭阶级差别，没有消无产阶级专政。由上可见，斯大林偷换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他所指现实社会主义只是过渡时期的一个阶段。
斯大林制造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一个以实用政治策略目的任意篡发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先例。这种改动不是以客观规律依据自动告诉全党为什么不能马上向共产主义第一阶级过流，而是用指向为马的手段论证我们已经生活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这种作法虽然是一时实用目的，但长远看，有重大的不良影响。
一是，让很多教条主义者混淆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区别，把过渡时期必须存在的东西当成是要废除的东西。陈伯达要废除商品、张春桥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都属此类，或者是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论“发展”了马克思主，而马克思的设想是“空想”，卓炯同志的商品经济“万古长青论”就属此类。
二者，过早宣布进入无阶段社会，让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失去了合法性，放松了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其实是对斯大林“建成论”的发展。“全民党”导致中央出修正主义，党内有资产阶级代理人，最后让人民群众失去对社会主义信心，亡党亡国。
综上所述，斯大林的“建成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的失败案例，值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入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对东方民族的社会发展史、革命性质与前途的思考，对革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是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应遗忘的宝贵遗产。对他们艰辛历程中的得失成败进行反思，将为我们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⑥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80页。
⑦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① 《列宁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19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1984年版，第146页。
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19版，第10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720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3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307，315，317页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2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第29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第88页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 第29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第82-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 第90页
④ 转引自《苏联当层决策七十年》第1卷第301页。
⑤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00页。
⑥ 同上，第199页。
⑦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08页
⑧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7页，转引自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第106页，2000年东方出版社。
①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5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
[1] 《斯大林选集》下卷，1979年版，第550页。
[2] 《斯大林全集》第13卷，1955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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