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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一部影响世界的巨作。本书中反复提到作者在原作品《货币论》中的观点。本书是作者在《货币论》基础上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本书主要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是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的均衡。总供给价格取决于要素收入，总需求价格取决于消费量与投资量。从而都应该等于总收入（净收入较为准确）。凯恩斯在书中把收入归结为取决于就业量。因为在技术、资源和成本均为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取决于就业量。在静态状况下，这没有什么问题，就业量与总收入永远是正相关的。但就业量的同等变化不一定有唯一的收入值与之对应，而既定的收入值也是可以有不同的就业量。而书中作者定义了劳动单位，而不同的劳动单位的就业量是不同的。作者想到可以把不同级别和种类的劳动换成劳动单位的倍数，在与就业量相乘得到工资总额。但这样来算，还不如劳动有唯一的值，而不同级别和种类的劳动换成若干的就业量。例如，作者所说的劳动单位为一，而处于一定高级的劳动设为二倍的劳动单位。现在把二倍的劳动单位换成两个劳动单位的就业。这样得到的就业量就与总收入一一对应。作者在第二十章用复杂的就业函数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对于各行业就业量的简单加总确令人质疑。虽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货币单位的就业量来解决，但由于经济的相互依赖始终无法得知起就业量与投资的明确关系。
凯恩斯依据收入等与消费加投资这一基本方程式来研究经济活动随着就业量与投资的变化。投资决定就业量，同时收入取决于就业量，消费取决于消费倾向，投资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当社会上就业量增加时，收入增加，但由于存在着消费倾向，消费的增加总是少于收入的增加，这时便会出现有效需求问题，必须有新投资来弥补消费的不足，但投资的增加与否受到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的影响。只有当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息率时，企业家才乐意投资，而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企业家的预期，预期决定产量，没有理由相信产量一定会变成收入，新的投资必须与新的就业量相符，新的就业量的要求也必须要求有新的投资。收入的增量并不一定与投资乘数相符。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强调投资的重要作用。但现实的投资加总并不等于宏观投资量，也无法达到预期到。新的投资能否被消化，能否与原有经济体相容是难以确定的。每一个企业家有较好的预期收益，但有可能出现正如本书中所提到的过度投资。在某一行业投资出现了瓶颈问题，致使该行业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目标与现实相冲突。凯恩斯提到安排现行的投资的责任决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但就算国家掌握投资的方向与一部分投资任务，投资所引起的就业量从而引起的消费倾向的变化也是不确定的。利息率取决于货币的供求状况和政府政策，货币的供给取决于人们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而流动性偏好本身又受利息率高低对人们的心理的作用，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利息率。由于加入心理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作者的论述有明显的逻辑矛盾。消费倾向也受到心理作用的影响，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推迟消费，正如今天的钱明天来花。但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国民收入稳定，即使人们推迟消费，但由于每个人都这样，则每个明天的消费行为与每个今天的消费行为是同样的，因此消费倾向约为1。消费倾向在一般情况下是相当稳定的，作者在书中列出影响消费倾向变化的一系列主客观因素。仔细分析便可知道起对消费倾向的真实影响，其主观因素对消费倾向既有提高也有降低的作用。社会收入的变化除非依赖有特殊的政策和情况导致社会共同的消费倾向，否则，其因素的作用可以相互抵销。而其客观因素中强调收入变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而收入的提高不一定影响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主要在于社会上收入分配不同，如果收入增加的只是低收入阶层，这并不会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但社会的事实是收入分配扩大，这使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成为可能。同时上述假定应该为实际就业量不变的前提下，就业量增加也就代表者有新的有收入阶层，这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随着就业量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增的。同时对消费倾向的定义的描述，凯恩斯是以消费的增量与货币收入的增量的比值。这本无可厚非，但这与消费者的心理作用产生的实际消费倾向的关系并不直接。心理消费倾向与实际收入的关系才最密切，特别是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后还继续繁荣或者通货膨胀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社会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实际收入和货币收入对消费倾销的作用类似。
本书依据有效需求原理提出投资的乘数作用，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也就越大。而且作者也考虑到乘数作用的时间限制。政府利用乘数作用就要充分考虑到时间因素，不要因为投资对就业量影响不大就盲目的改弦易辙，从而在乘数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以前就更换政策。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小于利息率也不会影响政府投资。在社会萧条时期，政府利用对公共工程投资，正如凯恩斯引用的挖窟窿的办法。只要能增加就业量而且不会排挤私人投资就能够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时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政府或企业中，企业闲置设备的增加，存货保管费用的增加和折旧等，企业基本上没有信心投资。挖窟窿的办法固然能解决就业量，增加消费量。但政府通过税收和信贷来进行公共工程投资，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吸收原有存货和设备，恢复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如果通过对原有设备的进行贬值或淘汰，促使其供给价格提高，从而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也会促进新的投资，虽然有短暂的大量失业存在。作者对经济周期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论述极其相似。
本书第十七章论述到各种商品自己的利息率，作者引用斯拉法的论述，通过对各种耐用品的现货与期货的比较得到商品自己的利息率。而且都应该小于货币的利息率。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商品的增值及其能力、保管费与流动性大小。我承认商品自己利息率的存在，但不承认货币利息率最高。各种商品的利息率的高低，如果其价值和安全不受人为或意外的侵害（正如为耐用品），则取决于相对于其它商品的优劣和稀缺程度。例如现在100单位的小麦可换将来的98单位。最有可能说明小麦将来减产或者人们对小麦的偏好的减弱。如果各种商品的利息率都小于货币利息率，则无法解释人们持有或多或少的其他商品。但一般说来，货币的流动性最强。
凯恩斯在第十八章中列出在现行经济制度中的可以被看作既定的、自变的和因变量。其实其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改变也会导致既定因素发生变化，从而也无法可知谁是决定性因素。其实社会经济中的因素都是互相影响的，没有自变量只有因变量。短期内无非看谁的变动幅度的大小，但这不足以定义自变量。例如，资本边际效率往往受到竞争与消费者偏好的影响。但凯恩斯本人也意识到自变量的不存在，正如凯恩斯本人反对人们应用数学来解释经济学问题中提到，数学方法的不精确性正和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一样，无法解释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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