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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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毕业啦，可能也是失业吧  哈哈  发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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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有一种主流观点，即：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独特的儒家文化、高速的经济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黄亚生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能在其他国家地区身上找到。
从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类似于东亚各国。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归功于早期土地改革的成功、民营经济的发展、ZF对教育卫生的大量投入。
从欠缺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的不足可以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每一位执政者。另外，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价值。----完善的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伸张公平正义的社会。
基尼系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中国的ZF储蓄率从1992年的占GDP4.4%增长到2007年的8.1%。
巴西奇迹：
  1964-1988年巴西是军ZF执政，巴西ZF利用其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它实行高税收政策，让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它实施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征收土地。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飞速增长。1968-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粘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
  但巴西后来的发展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GDP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为“丢失的十年”。
  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GDP相当于台湾和韩国的两倍多，到现在约1/4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爆发多次金融危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政治上也不稳定。
  巴西的强迫工业化也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为城市贫民区的居民。
  巴西ZF还越俎代庖，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的干涉经济，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
  巴西ZF品相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比例是美国的5倍。
  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经验，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上海模式”主要是ZF深度干预、控制经济，特别是ZF大力推动房地产经济，以及对外资的偏好、对民营企业的歧视、盲目追求地区生产总值而不注重家庭收入提高、指追求经济增长而不追求就业增长。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重点就转移到了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上。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下降到4%左右，这个时期，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缓慢，国内消费市场疲软，这也推动了中国逐渐走上严重依赖以出口和外资为导向的增长方式。
上海的gdp很庞大，但这一数据是陷阱。他虽然能够告诉我们经济活跃程度的水平，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收入的分配情况。
实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所称的“软件”设施——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
当中国经济增长时，这种对中国数据的不信任没有太大的关系。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风波，我们就会知道一个国家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是多么重要。
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政治城市化”：不依靠市场的自身发展，而由ZF官员的推动形成。
中国在2000年加快了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庭消费和GDP的比例，也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降低。
城市化水平越高，公共产品供给应该越充足，因为人口密度会降低公共产品提高的成本。
在20世纪90年代浙江变成了一个特例：它当时没有打击民间金融，使农民创业在浙江依然有融资途径。
企业从作坊变成全球性的公司，发展过程中一定需要金融支持，而且一定需要正式的金融和法律体系支撑。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在那吃金融方面有诸多举措，但90年代后因为采取了诸如关闭地区性股票市场和那吃基金会等措施，我们的金融改革倒退了。
印度的股票市场不是依赖ZF的支持而是市场的竞争，
在农村如果没有资金创业就只能出卖劳动力。如果整个农村都没有资金支持的话，农民就只能到城市取打工了，因为资本的拥有者在城市。
在其他国家，移动性最强的不是人，而是资本和技术，因为人的扎根性是最强的，但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两亿人惶惶不可终日，四处漂泊。
浙江和广东都是劳动力接收省，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仅仅在劳务接受省采取措施，必须到四川、湖南等劳务输出省采取措施，必须意识到哪些地方才是问题的根源之所在。
当时的决策层认识到农业本身不能致富，必须促进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所以要让农民获得资金，开拓一些非农业项目，通过农产品的初加工等方式进行工业化，这是一个良性工业化道路。
中国的农村从来都应该是改革的前沿，并不仅仅因为这个的农村人口庞大，更因为一方面，农村太穷，条件太艰苦，另一方面，农村具有很强的创业能力和精神。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会非常大。
印度具有两个“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即：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金融体系能够根据效率原则分配资源。
改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私有经济部门的变化和蓬勃发展。
面对中国的经济和市场潜力，民营企业这种具有企业家驱动和市场驱动特征并且效率最高的企业形式在发展上却是远远落后的。

消费是经济增长持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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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模式 黄亚生 2003年以来 地区生产总值 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