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发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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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5 16:36 作者：欧树军

在晚近两百年的现代政治谱系上，“人民”从过去的污名化逐渐得到正名，进而演化成为一切人类政治事务的最终裁判，成为所有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也成为全部政治正当性的终极源泉。

谁是人民？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上，人民的形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时期，想象人民、界定人民、区分人民与发现人民的方式都不尽相同。共和国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前十五年、改革开放后十五年以来，存在着三种人民：主权意义上的人民、治理意义上的人民和责任意义上的人民。

经济地位与革命态度：对人民的阶级想象

主权意义上的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是所有正当性的根源，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主权者。在共和国前三十年，主权意义上的人民用阶级来界定。这个阶级界定，就是回答那个经典的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区分人民与敌人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济地位及其所衍生出来的社会各阶级身份，二是对革命的态度。经济地位不仅仅是确定人民阶级身份的基础，也直接决定着人们对革命的态度。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根据经济地位将全体中国人分为七大阶级：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最不安定者。根据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分为两大类：支持革命属于革命派，是革命的朋友；反对革命是反动派，是革命的敌人。

这一界定，不仅反映了“革命的发展”：人民战争、人民革命的成败全系于此，也是“建设的需要”：土地改革、公私合营这些共和国国家建设第一要务也全赖与此，还关乎共和国的未来：要保障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祚延绵，切实推行对人民的民主、对反动派的专政。

用经济地位来划分敌人，在人民内部推行的阶级友爱，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政治团结，这就是发现人民的一般逻辑。彻底贯彻这一标准，当可纠正实践中出现的偏差，保证绝大多数人民阶级成分划分的准确性。而脱离了经济地位的革命态度，只是一种主观标准。如果偏重这种主观标准来发现人民，就比较容易出现偏差，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后来的政治身份及其代称，如牛鬼蛇神、黑五类、红五类，以及文革中的造反派、逍遥派、保皇派等。

主体与客体：对人民的经济社会想象“建设的需要”催生了人民的第二种形象：治理意义上的人民，这种人民是统治与被统治、治理与被治理这类主客政治结构中被动的客体，是“公共管理”的对象。改革开放前十五年，治理意义上的人民用职业这种经济社会身份来界定，根据经济地位正向确定政治地位，社会控制机制越加开放，人民的形象由于流动性的增强而变得不是那么清晰，界定、区分和发现人民都变得比较困难，单纯依靠人已无法准确发现人民，从而开始出现对沟通技术的需要，开始借助身份证件发现人民。作为某个人政治身份的标志，家庭出身代码的使用范围越来越限制于干部考核和教育部门。在更大范围内，“本人阶级成分”从身份证和户籍的登记项目中彻底消失，只剩下姓名、户主关系、曾用名、性别、出生地、民族、籍贯、出生日期、住址、宗教信仰、身份证编号、身高、血型、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兵役状况、服务处所、职业、户口迁移变更状况。这些内容表明的是一个人的经济社会身份，服务于治安、税收、教育等领域国家建设的需要。随着地主阶级、买办阶级这两大革命敌人的消亡，革命态度这一维的历史使命宣告终结，政治忠诚的考量只保留在干部考核（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少数环节上，大多数场合下开始用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替代。对人民的经济社会想象，尤其是经济想象，通过渗透在农村、城市一切生产单位的承包制，解决了生产激励问题，解放了生产力，社会身份控制的放松则促进了人的自由流动，作为一个结果，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之前的关系结构发生了逆转，从负相关转向正相关，人民代表大会中工人、农民代表比例的下滑清晰反映了这种转向。人民的团结机制也发生了转变，群众大会被视为阶级想象的符号逐渐放弃，随之失去的还有其作为人民与ZF之间民意与政策的上下传递功能，人民更多地是被视为公共管理的对象，视为国家建设所依赖的各行各业的社会群体，并具有了各种各样的身份：公民、犯罪嫌疑人、罪犯、纳税人、消费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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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代表大会 犯罪嫌疑人 小资产阶级 经济社会 共和国 改革开放 历史

需要与回应：对人民的政治想象
人民的第三种形象是用需要来想象的，《社会保险法》第二条精确地传达了这种想象：“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用需要来想象的人民，勾勒出了人民新的政治形象，从国家所依赖的人民变成了依赖国家的人民。在人之为人的各项重大生命事项上，人民希望ZF履行保护之责。
这种用需要想象的人民的政治形象，就是责任意义上的人民，人民与治理者之间是需要与回应关系，这一关系扭转了人民在现实政治世界中的被动地位，反客为主，从被动的客体变成政治体系中积极主动的输入者。人民与ZF之间的需要-回应关系最终成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
由于人民自身及其需要的多样性，人民的界定和发现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必须根据身份、财产来精细区分。这个时期，发现人民，主要是依靠机器、机制判断人民的需要，从而发现差别化的人民。这个人民既是集体的，总体化的，但更多是具体的，个别化的，必得通过精细的分类来筛选人民的需要与要求。

表三、需要与要求的分别
需要-回应关系突出的正是责任意义上的人民，人民有责任积极参与政治，主动向ZF提出自己的需求，ZF有责任区分需要与要求，做出及时的回应。如表三所示，需要是人民中绝大多数的基本生存、生活条件，既有物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但主要是物质上的；要求是人民中少部分人的特殊期待，主要是文化上的，或者说文化方面重于物质方面，要求往往希望全盘的社会结构调整，以期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政治模式，要求往往是一个方向，一个蓝图，一个计划，常常出现各式各样的差异。
需要是基本的，要求是剩余的。需要可以通过发现人民的过程获知，可发现度较高，比较清晰固定，可预测性较高；而要求较难判断，常常变动不居，分歧较大，而且通常是少数人的，尽管他们对政策有着天然的影响欲望。需要不同，回应也就理当相应调整，但调整是否恰当取决于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社会知识。而对要求的回应，必得以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需要为依据。
未尽的讨论：如何团结人民
在对人民的阶级想象中，并不是简单地划一条敌我边界，就能界定和区分人民与敌人，无论是敌人，还是人民，都不得不进行细分，发现人民与发现敌人同样复杂，同样需要对人民的经济社会想象和政治想象中所需要的时间、数量、范围、程度上各种区分标准和其他发现方式，对人民的阶级想象也就不仅仅是革命的发展，也是出于建设一个新国家的需要，尽管区分人民的革命态度维度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之际消亡了。
对人民的经济社会想象，尝试恢复人民除了阶级以外的多样性，无论是在职业上、经济上、社会上、利益上，这一目标可以说已经实现，人民的阶级形象看上去隐退了，人民的经济社会形象变得愈加清晰。革命的发展更多地转化为建设的需要，转化为大规模社会治理的具体控制技术，只是随着经济社会差异的扩大，阶级又以另一种形式回来了，不是疾风骤雨般的革命风暴，而是不同社会群体在心理上、在意见上细微而又强烈的拉锯战，大有重新找回阶级标准来区分敌我之势。
用需要想象的人民，则力图区分人民中不同群体的需要与要求。ZF与人民之间形成需要与回应关系，更有可能导向一个负责任的ZF，而这一点也体现在前两个阶段。尤其是，负责任的ZF必须是一个自主的、有能力的、中立的、有效的ZF，这样才有可能区分人民的需要与要求，负责任的ZF“应该首先解决那些完全成熟、情况完全明了、关系最大多数人的主要问题，而把那些情况尚不明了、尚有争执的少数人的问题推到以后去解决，以免被少数人的疑难问题牵制多数人的问题不能解决”，更有可能平复上述重回阶级区分的冲动。因此，与前两种想象相比，通过需要想象人民，必然更需要发现具体的人民。
人民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民的内涵与外延取决于对人民的想象。人民的三种形象重塑了人民，再造了人民，人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然而，这些不同的想象、界定、分类与发现，如何团结人民而不是分化人民？如何界定、把握与凝聚民意？在什么场域发现人民等同于发现人民的代表，在什么场域又必须发现具体的人民？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将会赋予人民更丰满的形象，也会为我们建构更广泛的民主、更公平的自由、更有力的国家增添些想象力。

顶一下

如果大家中有人要将别人非人化，又该当如何？黑砖窑和血汗工厂就是代表性厂商！

可惜热拌、凉拌都是办。

人民的存在，意味着当下的人类处于阶级社会、不平等社会或动物社会。人民当家做主，曾经意味着新的社会建立，或人类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但这种意味始终未超出无产阶级国有制这一过渡阶段，未曾超出伴随社会主义社会的誔生而出现的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现象。因此把这种现象形式称为社会主义，乃完全是无知之故。当然由此而变的各种形式，只可能是各种旧的形式的重生。
社会主义的实现，意味着人民的消灭。当然，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消灭，人的社会的誔生。
一个幽灵，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及其自由联合生产基础上的人类“真正民主制度”的幽灵，在中国-全世界徘徊。

社会底层需要稳定

人民动力 发表于 2012-11-17 13:00
人民的存在，意味着当下的人类处于阶级社会、不平等社会或动物社会。人民当家做主，曾经意味着新的社会建立 ...

“一个幽灵，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及其自由联合生产基础上的人类“真正民主制度”的幽灵，在中国-全世界徘徊。”————————马克思何时说过：““重建个人所有制””？

所谓“人民”，不过是某团伙夺权前用来当作炮灰，夺权后用来当作敛财的工具而已。人类只有两种身份，要么家主与家奴，要么全体国民皆为主人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