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和谐密码

经济学中的牛顿定律

经济“双同步”增长规律：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GDP增速类似于加速度，同步增长即加速度基本相同。

历史上的今天： 马克思诞辰(1818-5-5)

中央力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再重走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之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5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回落至50.6%，较3月下降0.3个百分点。5月2日，汇丰银行发布4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50.4%，较上月51.6%有所回落1.2%。
由于被认为分别反映规模以上企业和中小企业经营景气的两项经济指标同时萎缩，关于中国经济又临下行风险的担忧再起。
在此之前，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意外”讨论经济议题，认为今年一季度经济“开局平稳”，并打出了提振经济的三记“政策拳”，即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这进一步显示了政府促进转型的决心。短期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降低，未来政策或更着眼于经济调结构与转型，布局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转型悄然提速

正在发生的产能过剩是 4月PMI数据中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
4月PMI分项数据显示，4月新订单指数为51.7%，比3月回落了0.6个百分点。其中，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制造业等6个行业低于50%;而生产指数为52.6%，4月生产指数仍高于订单指数。
瑞穗证券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4月的PMI走势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牢固、下行趋势尚未改观的预期。
“4月的PMI数据中生产指数仍旧高于新订单指数，再次验证了当前产能过剩仍是困扰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因。”他表示。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自去年十八大以来就开出的“药方”。4月底，全国有31个省(区、市)已陆续晒出今年一季度GDP“成绩单”。截止到4月27日，《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发现，根据各省(区、市)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西高东低”态势明显。东部11个省市一季度GDP平均增速为9.48%，而中西部地区20个省份平均增长10.55%。
“中西部GDP的基数比东部小，增长比例会更高一些。”宏源证券(000562,股吧)固定收益总部首席分析师范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中西部基础设施仍不太完善，工业化进程落后东部，投资在GDP占比较大，仍是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然而，在增速较缓的东部省份，结构性调整的意图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广东省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广东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5% ，三个产业结构比例为4.6∶46.9∶48.5，其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比2012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
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10.4%和9%，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比重较大，其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新动向。
从一季度GDP数据中亦凸显经济转型迹象。7.7%的增长中，约4.3个百分点由最终消费贡献;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为8.3%，较第二产业高0.5个百分点。
“日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和消费、产能过剩等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一味地强调GDP的增长，投资增长过快只会加剧这些矛盾，因此国家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下，未来会注重改善经济布局与加快结构调整。”范为称。
眼下，监管层正频频释放结构转型信号。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美国出席IMF会议时表示，“中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为了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必须牺牲短期经济增长。”
银监会在4月24日发布的2012年年报中指出，今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是首要任务，要严防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和产能过剩行业风险。

政策指向潜在动力

此次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样在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召开，却以“平稳开局”为背景，其政策主张从“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改为“按照稳中求进的要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对比去年二季度GDP增长7.6%发布后，7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随即定调，“要求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于7.7%的增速，此次中央明显“淡定”许多。
此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目前的经济定调为“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强”，并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受访人士称，措辞上是“稳增长”而非“保增长”，意味宏观政策不会加大放松;但“社会政策要托底”暗示准备承受低速增长、淘汰过剩产能之痛，进一步显示了转型决心，未来政策重心或转向在调整结构中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在措施方面，虽然也笼统提到“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需要加强防范”，但在具体政策部署中并未提及相应的内容。光大证券(601788,股吧)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对记者表示，相比国务院“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信贷等方面存在的风险”的表述，政治局会议传递出了很强的稳增长意味，超出了之前的政策信号。
记者注意到，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先行取消下放一批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严格控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会议透露的重要信号——即中国可能不再重走用以大投资刺激增长的道路，转而刺激消费、下放审批引致经济增长，对产能过剩的调控将更趋严厉。
对于如何释放内需潜力，此次政治局会议在具体政策方面提出“增加能源资源、先进技术和设备等进口;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开放;支持服务业新型业态和新型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政策目标。
中信证券(600030,股吧)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一季度经济相对平稳局面下，政府的政策着眼点已经转为释放内需潜力，在更加关注长期增长质量的背景下，短期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对于投资者而言，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将不断涌现出符合中国经济转型方向的优势企业，所以结构性投资机会持续，但这种机会可能持续到明年、后年，甚至更长时间。
不过，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滨提醒，在推动转型升级的同时，更要警惕投资效率的下滑。
在他看来，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国企在某些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仍然阻碍着私人投资的进入，并对投资回报率造成了拖累。经济结构再平衡，特别是投资效率的提高，还需加大力度。

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增长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变
　　
    在短期内，以投资拉动为主，消费拉动为辅；在长时期内，以消费拉动为主，投资拉动为辅。依赖投资推动的高增长，是没有效率，没有质量的增长，对结构调整、经济转型非常不利。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由消费导向的创新和创造力。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领先消费增长，消费增长带动GDP增长。

凤凰周刊《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 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中国至少需要7000万党员，360万个基层党支部，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数为7000万，公务管理人员约为360万，企事业单位各类管理技术人员7000万，硕士以上的专家级管理技术人员需360万，军人至少需360万。
中组部2011年公布统计数据: 中共现有8000万党员，380万个基层党支部，与定律结果基本一致。
中国有正规军230万，加上武警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约有380万，与定律结果一致。
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偏多，专业管理技术人才不足，这就是目前我国人才资源的现状。

记得以前有人分享过

历史上的今天： 清ZF宣布铁路国有(1911-5-9)  呵呵。

GDP的误用之中国经济“三祸”

GDP是衡量“国民收入”增长结果的尺度，而不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结果。那么，什么是“国民收入”？国民财富就是国民收入的积累（亚当·斯密），就是“经济财货”，是“能够满足人类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的商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米塞斯，《货币与信用原理》），就是“享用物品”（欧文·费雪，《利息理论》），“享用物品”的过程就是“消费”。所以，“需求的满足”也就是“消费”才是经济之最终目的；所以，“货币在花费以前是没有用处的，用货币购买到的享受物品才是最后的收入。”（欧文·费雪，《利息理论》）既然经济之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么经济之手段就是交易，这一点已经无须证明。所以，贸易生财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那么，任何经济政策制定的唯一目的，都应当是为促进交易之进行。
　　一、“转速表”当“引擎”－重商主义之祸
　　尽管GDP作为标尺本身存在不少缺陷，但是至少在目前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工具。衡量GDP没有直接的方法，最方便的计算方法也是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进行累加。换句话说，要想知道“国民收入”在过去的一年中是否增加，我们没有办法用一把尺子直接测量，必须使用三把尺子分别测量。这三把尺子本身，仅仅是衡量“国民收入”增长的测量工具，绝不是“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或者说，这三把尺子，相当于汽车引擎的转速表，而不是引擎本身。但是对于大多数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而言（其中不乏经济学者），“转速表”却被当成引擎在使用，所以 “三驾马车论” 就此被杜撰，并且居然能够深入人心？！
　　“消费”理所当然是“国民收入”的直接构成，可是“净出口”也是“消费”：“净出口”为正，意味着国外居民的消费；反之则意味着国内居民的消费。因此一国“净出口”的正值，即使不代表该国“国民收入”的减少，但也绝不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那么，“投资”又是什么东西呢？马歇尔说，投资是“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经济财货”；米塞斯说，投资是“间接满足人们需求的生产财，或高级商品”。所以，GDP的真实公式应当是：GDP＝ “直接消费的商品（服务也是商品）”+“间接消费的商品。那么，怎样才能知道“生产财”是否能够“满足人们需求”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市场知道，企业知道。所以，投资的主体只能是企业，ZF投资只能作为辅助。有效ZF投资必须也只能以促进交易为目的。
　　把“转速表”当作“引擎”引发两种恶果:
　　一是在重商主义和“拜金教”思维的支配下，中国ZF长期实行管制汇率、出口补贴和进口税壁垒，这导致1994年开始“净出口”长期为正值，并且在2005年之后其占GDP的比值保持在7%左右的高水平。这就意味着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有7%左右的“水分”。为了实现促进出口的目的，中国居民不得不承担两种税收：一是出口商品的价格补贴；二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税”。中国的净出口已经荒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出口企业用出口商品换回来的居然是RMB？！既然如此，还不如ZF直接给出口企业家和雇工发放RMB，那样还无需建设工厂生产商品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
　　二是大量投资由于是ZF主导而非市场主导，越来越多的投资既不能降低交易的成本，也无法提高交易之效率。由此产生的“无效投资”不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为目的，是为了“投资”而“投资”，又构成GDP的“水分”。
　　因此中国ZF每年的“保8”只有数字意义而没有收入意义，是人为调整“转速表的刻度”而非“维护保养引擎”。结果，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2010年居然下滑到48.1%！中国经济至少在2008年就已经陷入了停滞。
　　亚当?斯密说：“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但是在中国，生产却有三个目的：1. 供本国居民消费 2. 供外国人消费 3. 浪费。
　　二、“货币”当“资本”－凯恩斯主义之祸
　　交易离不开货币，因为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并且仅仅是交易之媒介。经济财货只有两种：消费财和生产财，而货币既非生产财也非消费财。所以，货币根本就不是资本。“货币不过是国家的脂肪，如其过多，就会使国家不那么灵活行事；如果其过少，也会使国家发生毛病。” “推动一国商业，需要一定数量和比例的货币，过多或过少都对商业有害。”（威廉·配第，《献给英明人士》）“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的大工具。把收入分配给那些应得收入的人，固然靠了货币所包含金银的流通。但是那金块或者银块，决不是收入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国富论》）所以，货币政策的唯一目的是使货币保持适当的数量，既不存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也不存在“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的唯一目标，则是要让货币流动起来，循环起来，“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财政政策与其说是“财政政策”，不如说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所以货币既是交易之工具，也是分配之工具。离开了公平，也就没有了效率。“自由放任经济”固然造就了工业革命和19世纪中晚期世界经济的突飞猛进，但是最终也成为引发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的重要根源之一。矫枉过正的“罗斯福新政”的终极意义在于：货币的流动与数量同样重要。
　　但是中国ZF的经济信条是凯恩斯主义，即通过不断增发钞票来刺激经济。因为中国ZF同样深信马克思关于“货币是资本”的论断。不仅如此，中国ZF对经济的全面强力干预不但未能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平台，未能“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却“把收入分配给ZF认为应得收入的人”。所以中国经济的另一颗“毒瘤”就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表现在货币指标上就是流通速度越来越慢。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对经济的唯一“贡献”在于：货币的集中使得通货膨胀压力不至于极端化。
　　另一方面，对货币数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的“中国式利率”，不但强行把存款者应得的收入分配给贷款者，更导致资源配置结构严重扭曲：低利率诱使资本投入回收期更长的产业，比如制造业。然后当市场利率（在中国被称作“高利贷利率”）随着货币数量水涨船高之后，制造业顿时全面陷入困境，因为当初的投资已经很难收回。市场利率高涨之后又驱使资本投向投资回收期更短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因此，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无论如何打压，总是越压越高，“就是没办法”。所以，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伪两难境地”：放开金融管制，高利率将彻底击垮大多数基建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从而压垮银行业，开始新一轮的调整；不放开金融管制，货币政策行将失效，温水煮青蛙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动写照。或者说，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长痛”和“短痛”的选择。
　　既然货币只是交易的工具，那么“增加货币数量，除了能够提高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之外，别无他用。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增加货币数量可能会刺激产业增长，因而会对产业有一些影响，但在价格稳定之后，就没什么影响了。”（大卫·休谟）反对“货币数量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师就是凯恩斯，结果同样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日本央行却发现日本经济深陷泥淖：无论如何增发货币都无济于事。
　　中国ZF必须牢记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一书序言中的教诲：“货币不过是交易的媒介，如能使商品劳务之进行较物物交易（barter）更为顺利，即可谓完成其使命。若企图从货币方面展开经济改造，除了通过信用之扩充而予经济活动以人为刺激之外，不会有任何重大成就。我们必须重复强调者，此项刺激势必将导致危机和恐慌，经济危机之循环发生，乃是ZF不顾过去经验之教训及经济学家之警告而企图以增加信用方法来刺激经济活动的后果。”
　　三、以“调控”之名－“万能ZF”之祸
　　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也是唯一动力是“需求”，而“需求”是不可能被“调节”的，更不可能被“控制”。如果一个人每天需要消费1公斤粮食，难道他会因为“调控”而改变消费量吗？那么，经济也就不存在“调控”之说。对中国经济腾飞至关重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但不是“调控”，而是“放弃了调控”。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调控”之说同样深入人心，几乎人人都认为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定向爆破”的“调控”方式解决。于是，借“调控之名”，ZF对经济的干预几乎无以复加：已经走到死胡同尽头的户籍制度依然如故，经济垄断程度也几乎达到30年来的顶峰。一个国家的成品油零售价格，居然都需要一个部门来定价？！当ZF试图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必然只能选择“投资”和“出口”，尤其是“投资”。因为只有“投资”和“出口”才能人为改变“转速表显示的转速”。毫毛疑问的是，“调控”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比如“家电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的“救市举措”，不但起不到“救市”之初衷，反而由于扰乱了供需而带给家电业以灾难。越来越多的投资也改变了相关行业的发展规律，它不但在投资伊始快速带动了基建行业的繁荣，而且会在投资无法持续时带给这些行业灾难。机械、钢铁、水泥这些行业就正在从繁荣步入灾难。楼市和车市在2008年的“托市令”之后，如今又改成“限购令”，更是意味着“调控手段”的登峰造极。
　　中国ZF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道路上，因为需求只能是“人的需求”，不是企业的需求，更不是国家的需求。“以人为本”，才是改革的唯一目的。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对占人口半数的农民子女的教育歧视和畸形的教育体制。这意味着下一代中国人缺乏足够的正常教育。我们不禁要问，缺乏教育的国民凭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中国ZF直到今天仍然坚持所谓的“渐进式改革”，这只能让人理解为：“慢慢地改正错误”。“两难”之说，更是滑稽无比：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两难冲突的学问，或者说任何决策都是选择，选择必然就意味着放弃。那么，所有的决策本身就是放弃。
　　无论如何，保罗·克鲁格曼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发源地。这是中国人为过去的错误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得益于老百姓的储蓄习惯，这一轮经济危机，绝不会象“大萧条”那样惨烈。但是受制于经济的系统性缺陷，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将会很长，恢复难度也会极大。如果说10年前中国经济可以通过ZF对银行和国有企业救助得以恢复的话，今天，单纯就银行和企业的货币化规模而言，几乎没有可能再行通过这种办法救得起。而这种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银行和企业的方式，其合法性在今天也会受到置疑。
　　所以，中国经济只有真正实行市场经济一条道路，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如果非要给出什么“建设性意见”，我只能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心攻玉。如果非要给这个“意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永远”。

城镇化规划重启修改 抑制地方投资冲动

自2012年底“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地已近半年，根据各方意见反馈，规划日前开始进行再次修改。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目前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核心起草小组正就规划所涉及的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并听取有关部门、地方ZF、机构和专家的意见。“此次征求意见范围较之前有所缩小。”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人士说。

“重新修改的根本原因是地方对"初稿"的误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说到发展城镇化，地方便盲目上项目，认为这就是发展，其实不然。城镇化应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顺其自然的产物，欲速则不达。”上述人士表示，正是由于地方对城镇化根本意义的误读，对“初稿”的反应仍是项目至上、开发圈地，因此，规划修改重点便是改变地方ZF固有发展观念，避免地方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走弯路。

此前，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袁喜禄在社科院城镇化与投资研讨会上表示，虽然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和消费潜力，但在多因素的约束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是无限的。另外，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转型、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城镇化将是积极稳妥、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是爆发式发展。

“目前多地加快城镇化速度，提高城镇化指标，是希望通过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加大土地投资开发力度，带动经济高增长。”袁喜禄说，这种城镇化冲动，是把一个长远的战略性任务当成短期的应急机制，这是忽视城镇化的基本背景，其发展方向也会脱离城镇化正常的轨道。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最近也表示，目前地方ZF对于城镇化的认识有误区，加大了城镇化的推进难度。“在国家确定推进城镇化后，地方官员拜访络绎不绝，甚至有的直接表示要建数万人的农民城。”
李铁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之前不同的是，不再只是上项目，搞建设。城镇化首现应明确，其核心是让低收入农民进城，而不是有钱人进城；是让自愿上楼的农民上楼，而不是农民被迫上楼。

据悉，修改中的规划强调重在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则是通过完善体制，推动户籍与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行政管理和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

此前广州已经对户籍改革进行试点，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登记为“广州市居民户口”。
但李铁认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逐步消除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差距，放宽对自愿进城落户农民的限制，降低农民落户门槛，而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空转”现象，即直接把农民的户籍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农民需要的不是身份转换，而是福利待遇。”
“规划涉及诸多制度改革和创新，需要研究和协调的政策措施比较复杂，涉及部委较多，难以形成较为一致的方案。现在正是希望尽快就一些难点问题形成共识并找到解决办法。”上述人士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地方的城镇化被房地产化，袁喜禄表示，在体制的分割没有完全消除的同时，城镇化发展又面临新的障碍或新的门槛，例如高房价不仅提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也制约了城镇化内需潜力的发挥。“城镇化绝对不是房地产化。”

kanbu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