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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减税规模或达三千亿 利好企业降负

一场专业改革正紧锣密鼓地为全国铺开做着准备，8月1日，“营改增”范围将从12省市扩至全国，减税规模预计全年达两三千亿，而税收杠杆拨动的却不仅是减税本身，改革张力在以减税为主线的循迹中愈加厘清。

一场更大规模的ZF减税

两三千亿元——该如何定位这样的减税规模？如果拿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约10万亿元计算，“营改增”的减税比重占2%到3%。也许有人会认为，作为当前结构性减税的重中之重——“营改增”的减税规模是不是应该更高？
在一些业内人士的观察中，一方面，在中国现行税制格局中，“营改增”带来的是最可行与最有效之间最大公约数的减税；另一方面，随着“十二五”时期“营改增”向整个服务业全面推进，预期的减税效果也将持续放大。
中国现行19个税种中，增值税与营业税在税收中的比重超过40%，两大主体税种几乎涉及每一家企业，而中国几乎90%以上的税收来自企业。所以，同时在这两大税种上做文章，无疑可以实现一种更大规模的减税。
细数近些年的减税大动作——2006年，取消农业税，全年减税1250亿元；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全年减税930亿元；2009年起，增值税由生产型转成消费型，当年减税1200亿元，是当时中国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指出，“营改增”是两大主体税种联动带来的更大规模的减税，这也使得其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不容忽视，ZF、企业、居民间的收入此消彼长，ZF实现大规模减税，才能为企业、居民收入增长创造条件和可能。

一场激活经济之躯的企业降负

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国家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现代化的企业分工已很难去区分增值税的税基——货物与营业税的税基——劳务。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使税收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一道隐形的墙，使二者相互割裂。
如用一句通俗的话去解释“营改增”，那就是以前企业成本也要计税，现在成本可以抵税，减少了服务业的重复征税，实现减负。在“营改增”的先行先试中，90%的企业税负下降，而小规模纳税人更加宽泛的认定，也力促中小企业降负程度达40%。
降负给企业带来更多选择。“营改增”获益后，广东平成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晓波[微博]决定加大投入，提升企业的科技附加值。事实上，在采访中，很多在“营改增”中降负的企业选择了扩大投资、提高生产技术。
“营改增”在给企业降负的同时，也打通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隐形的墙。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一面使企业为实现成本最低化去拆分细化，一面又因抵税上的环环相扣而紧密合作，这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企业特征。
普华永道间接税主管合伙人胡根荣指出，“营改增”拨动了成千上万的经济细胞，它以为服务业减负为切口某种程度上实现对经济之躯的激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税制公平的实现，中国将会用一套统一的流转税制度去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一体发展。

一场写下民生注解的专业改革

税收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中国两大主体税种的大转换可能带来的是两指弹出万般音的改革张力。这种张力在层层传导中将提高整个社会的活跃度，也为这项专业改革写下了必要的民生注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税收是成本的一部分，成本降低，创业空间就加大，有了创业能直接带动就业。‘营改增’促进服务业、中小企业发展会直接扩大就业空间，可以稳定就业，还可以提升就业质量。”
展望今后，“营改增”将会从目前的现代服务业向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全面推进。虽然价格的形成是多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根本是供求，但“营改增”的大规模减税无疑为企业降低产品价格增加了空间。
胡怡建指出，中国当前税制格局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间接税所占比重大，这使大部分中低收入者处于不利地位，让富人少缴税，中低收入者多缴税。“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毫无疑问减的是间接税，这也让“营改增”触及了当前税制改革的主脉。
如今，“营改增”全国铺开已逐渐临近，而无论是物流等行业已经遇到的税负上升，还是电信业可能遇到的税负考验，都在表明，没有改革可以一蹴而就与一片坦途。但应该看到的是，这是一项需要锐意进取的税制改革，只有在步伐不断加快中，其所具有的改革张力才能合理释放。

减税5000亿，直接藏富于民。

中国学者提出广义哥德巴赫猜想

2013年5月，张益唐在哈佛大学作报告率先证明“弱孪生素数猜想”的同时，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Harald Helfgott在网上间接证明了弱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7的奇数都能被表示成三个奇素数之和，从而彻底解决了三素数定理。 2013年，是世界数学界的素数年。

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4的偶数都是两个奇素数之和。

中国一学者在10多年前就提出了广义哥德巴赫猜想：素数对称性定理。定理如下：在首项与公差q互素的等差级数中，对于该级数中的任一项N/2，N/2 >φ(q)*q^2，φ(q)为q的欧拉函数，至少有一对素数关于N/2对称。即：N可表示为该级数的2个素数之和。 Π（N，q）表示对称素数个数，Π（N，q）≥1/φ(q)*1.32*N/(ln N)^2。当q=2，即哥德巴赫猜想。

Hardy曾说过：“如果哥德巴赫猜想有一天被证明，其方法应该类似于我和Littlewood的方法”，不是圆法无力，而是我们的分析工具不够。我们不是在原则上没有成功，而是在细节上没有成功。”

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最有效的两种方法圆法和筛法，现在只能逼近，无法成功。是方法的局限还是细节的疏忽？令人深思。

哥德巴赫猜想与孪生素数猜想同源。

孪生素数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7000万到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邻，却永远无法走到一起。哥德巴赫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对，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广义哥德巴赫猜想所提出的素数对称性定理，揭开了素数的对称性分布之谜。问题的提出，也许比解决问题本身更有价值。

张益唐，一个浮躁社会的独行者。

孪生素数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7000万到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邻，却永远无法走到一起。哥德巴赫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对，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素数对称性定理的发现，犹如打开了素数分布的黑洞，过去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所有证明，包括最好的证明（1+2），有可能变成废纸一张。也许这就是素数对称性定理不为人知的原因。

如果张益唐知道素数对称性定理的发现，不知是有所启示还是从此放弃？

张益唐破译的弱孪生素数猜想，其实是广义孪生素数猜想中当q＜3500万，2q＜7000万的弱形式。q=1,即孪生素数猜想。对于数学家来说，7000万与7000并无质的差别。如同宇宙演化的历史，时间静止一般，一万年与一亿年也无质的差别。

孪生素数猜想首先从广义孪生素数猜想取得突破，出乎数论学家的意料。哥德巴赫猜想能否另辟蹊径，从广义哥德巴赫猜想取得重大进展，也未可知。

6月5日教育部公布数据：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35年间，中国培养了7000万大学生。大学生毛入学率由3%提高到30%，增长了10倍。与和谐定律基本一致。而现在中共党员数为8300万，超过毕业大学生数1300万。

科教兴国任重而道远。

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在哪里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便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因此，真要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收获李总理所一再提及的“改革红利”，就非得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的重大制度改革不可。

刚刚公布的上个月经济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速度可能还会从第一季度的7.7%进一步回落，这不仅表现为投资与出口增长全面放缓，而且表现为严重产能过剩而导致工业企业生产去库存乏力，表现为调整严重扭曲的“房地产化”经济阻力重重，表现为居民消费力越来越弱。

按照往常的惯性思维，有不少市场人士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出台激励经济增长的政策，但是中央新一届政府接任三个月来向各方发出的信息越来越清晰：当下不仅要忍受经济增速下行，而且也不急于出手刺激经济增长。以往那种通过货币数量扩张来保经济增长的思路正在逐渐改变，要求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货币政策在数量上调控更倾向从中性向常态回归。同时，重新定位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提高质量与增高效益来看GDP增长。李总理最近就一再提出，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去激发市场和经济内生动力。

这也就是说，强调经济增长“保八”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最高决策层正设法使经济增速底线全面下移至7%，以倒逼企业及地方真正下苦功推动整体经济转型。同时尽力减少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以期真正激发市场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所以，当前政府以静观其变的方式在观察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准备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政策来应对这种变化。

大方向上看，通过倒逼企业及地方来推动整个经济转型，以此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这条路是走对了。问题是地方政府对GDP增长崇拜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没有改变，只是当前地方政府现在学得更聪明了，只做不说。笔者近几个月到过许多省份，从所观察到的情况看，不少中西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一浪高过一浪，并没有因为地方政府换届而有所改变。市场上所流传的地方政府四十万亿投资规划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而从中长期来看，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弱化地方政府对GDP的崇拜及市场之干预，还难以解决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要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发展目标，尚需找出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矛盾的根源。

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逐渐走低之势，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随之越来越低，从1995年的52.16%降至2007年39.7%；绝大多数居民财产性收入越来越少。比如，近几年来不仅股市持续在低位徘徊，而且严重的负利率使得居民收入严重缩水。有人测算过，在2004年到2011年的96个月内，有52个月是负利率，平均真实利率为-0.3%。仅2011年，居民储蓄存款收入因此就缩水1.5万亿元以上。加上高房价导致居民消费严重萎缩，更使得社会经济不平等在近10年中日趋恶化，居民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中产阶层难以成长壮大、相对贫困化还在增加。而这种大多数收入不高的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源所在。

多数居民消费力不足，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现有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在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经济事权大量分权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制度安排成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及信息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不仅让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或影响土地、金融、能源等各种经济资源分配与经济事权，更让地方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及干预者，也让地方政府成为市场制度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及仲裁者。两种角色混淆在一起，地方政府不仅可参与市场和经营市场直接谋利，也可不断地把其既得利益甚至于非法利益制度化，这就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为谋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无论是当前的地方土地财政还是高房价，都是只有少数人获利而绝大多数人利益受损。当前社会中的不少利益冲突及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其根源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公正性程度低。因“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贫二代”而形成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是与社会发展机会的不公正不公平有关。假如不能真正消除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不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无从谈起。

回首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通常，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便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因为，只有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才能让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全面提升，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分享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之成果，才能真正调动全体人民劳动与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激发出全体人民努力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潜能，由此促进整个社会管理成本的降低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近十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了一个怪圈，在中央政府的持续的严厉宏观调控下，房价反而越走越高，房地产的泡沫反而越滚越大，绝大多数民众对房地产市场感觉越来越无奈、越来越失望，这固然有太多内外的现实原因，而最根本的还在于现有的经济体制下，房地产市场已扣上了一个死结，不从土地、户口、财政等制度改革上下手，各种既得利益团体的阻挠和抵制，足以让出台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或变调或扭曲或失效。

概而言之，真要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收获李总理所一再提及的“改革红利”，就非得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的重大制度改革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