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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劳动”是指劳动者的劳动力不再是生产要素，而是商品，为生存而出卖，且劳动产品已不归劳动者所有。生产组织者投入的资本也不再是生产要素，而是“造币机、生财树”，为货币而生产，不追求产品，只追求货币。人与物的关系也因此由本来的人统治物，变成了现在的物统治人，资本控制了人，人成了资本的奴隶。“异化劳动”归结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劳动结果的异化、劳动目的的异化、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
此外，导致劳动“异化”的这一切根源不是劳动行为本身，而是由于一个社会存在的所谓“私有制”的制度，资本或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的缘故。所以，要使劳动“正常化”，根除“异化”，解决的途径不在改变劳动，而在改变社会制度，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样，劳动者拥有了生产资料，人的劳动才是为自己消费而劳动，人才能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生存而活，充分体现人主观能动性的本质，再不是以获取一种叫“货币”为目的的劳动，从而消除了劳动行为与劳动目的、劳动结果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相对立的矛盾，恢复了劳动原有的固有属性。
这一切听起来很动听，可“劳动异化论”要成立，必先弄清劳动固有的属性是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分历史时期的，是不同时期的生产活动。且不论历史“五分法”是不是他的首创，我们排除那种各种纷乱的社会时期，抓住主要的只谈两种社会时期，即君权时代和平权时代，也就是这两种时代分别存在的徭役奴工和自由劳工。
首先，马克思搞不清劳动如何定性。徭役奴工所处的时代是君权时代，奴隶主就是君王，奴工所做出的徭役行为，其性质已不能叫劳动。因为劳动必须是劳动者自主的行为，表现为有权利决定要不要劳动，为谁劳动，以及如何获得劳动成果，而不是被剥夺主人权利被迫去做事，成为受奴役驱使，为奴隶主创造财富的生产工具。实际上徭役不仅不是劳动，而是一种违背人类道德，违反人间法律的犯罪行为，徭役过程是奴隶主这个罪犯实施犯罪的过程。人类只有成为自由民，进入平权时代，尽管权利平等是一个逐渐实现和完善过程，但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已经是自主行为了，因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因此，平权时代，也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工人是自由人，具有自主的权利，所从事的劳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不存在什么“异化”。
其次，马克思错误的把社会分工视为劳动异化。社会分工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和专业化的社会生产活动。从生产行业来讲，从最初的狩猎活动，到农牧业、手工业、商业、以及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从劳动者角度讲，从体力劳动发展出脑力劳动。其中，工人和资本家就是两种不同的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也是社会专业化生产的需要。众所周知，社会分工不仅大大的节约生产耗费时间，提高产品产量质量或生产率，也充分发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效用。这根本不是什么“劳动异化”，而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必然。
再其次，马克思搞不清劳动问题和分配问题。生产活动具有两种模式，一是个人模式，个人既是劳动者，又是生产组织者，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另一种是合作或协作模式，两人以上合作生产，其中一人提供劳动力，另一人提供生产资料。作为个人模式，从筹划生产，开始生产，到劳动成果产出，均一人所为，其劳动成果自然就归个人拥有，这当然符合 “谁创造成果归谁” 人类普遍遵循的原则，这不是问题。然而个人模式产量少，效率低，耗费高，比不上合作模式。个人模式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让位于合作模式。因此社会化大生产必是合作模式唱主角，但两人以上的合作生产，就面临劳动成果如何分配、依据什么分配才合理的问题。从实际来看，合作生产是按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贡献大小来分配劳动成果的，即双方协议认同，谁的要素作用贡献大，劳动成果就向谁倾斜，这种协议方式，也只有平等自愿基础上的这种方式，才是合理的，与第三方的评价无关。我们归结为这是合作双方普遍遵循的“论条件分配”原则。因此，生产中劳动创造是一回事，劳动成果根据什么原则分配则是另回事，马克思认为劳资合作生产存在分配“不公”，且不论是不是“不公”，至少这不是劳动问题，而是分配问题。显然，马克思把劳动问题与分配问题混为一谈。
再次，马克思错误的把工人生活贫困的原因归咎于资本活动。众所周知，人类为生存而劳动与人类积累财富、改善劳动条件是相统一的。人类为生存而劳动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目的，不会因为社会财富增加，这一基本目的就会改变。生存目的是永恒的，与人类同在，变化的只是生存的方式或质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产力发展仍属低下，物质财富普遍短缺，劳资双方的生活仍处于低水平，就算把资本家的生活资料全部拿给工人，工人的生活也不会有实质的改善。因此，人类为生存而劳动并不是因为资本活动导致劳动的“异化”，而是生产力不发达使然。马克思自身没能看到（也许故意视而不见也不一定）工人贫困的真正根源，把合作生产不可缺少的资本要素视为“罪魁祸首”，借以炮制“劳动异化”，转移视线。
第五，马克思胡乱攻击“私有制”和乱解其私有内容。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个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垄断“上层建筑”的“私有制度”。这个制度且规定，“资产阶级”可以“不劳动”，凭借资本获利，靠“无偿占有”劳动成果“剥削”工人，成为“腐朽没落”的“寄生虫”。然而，所谓“资本主义”时代已是平权时代，包括劳资在内的人人政治地位权利地位皆平等，政权不属于任何阶级阶层，也没有哪个阶级阶层能够垄断上层建筑。同时，人们翻开“资本主义”时代的任何法典、法律和法规，都没有找到有任何一条这样的制度规定。相反，这个“私有制”倒是明确规定，包括工人在内的任何公民的任何私有财产不容侵犯。实际上，马克思在“私有制”这个鸡蛋里根本跳不出骨头，只好项庄舞剑，指桑骂槐，胡编乱造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自编自导所谓一切劳动产品皆工人创造，应作为工人的私产归属工人，现被资本家“占有”，且受到“资产阶级”的制度保护，所以“罪”在“私有制”，劳动因而“异化”了。事实上，这一切都来自于马克思自家的自证逻辑，与实际无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根本不存在自身的“内化”导致什么“异化”，异化的只是马克思的自证逻辑和对社会现实的无视和乱解，是劳动的外在条件“外化”，与劳动本身无关，没有撼动劳动生产各要素“内化”而发生任何变化。与其说劳动“异化”，还不如说是“劳动异化论”炮制者思维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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