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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
赵晓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是独特的，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而对于中国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但是舒尔茨却因为过度地关注农业发展，而缺乏对改善农民处境的深度思考。因此，中国农业现阶段的发展就必须超越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不仅要关注现代农业的发展，而且要关注农业相关领域的分配及其它问题，推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流通体制改革”四位一体的组织与制度创新。
〔关键词〕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现代农业
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前的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舒尔茨长期致力于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在1964年发表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更是为他赢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农业经济思想主要就是致力于通过改造传统农业以实现落后国家的崛起，但是，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也因为过度地关注发展，而缺乏对改善农民处境的深度思考，而使得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只具有相对适用性。
一、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国都面临着战后重建国民经济的任务，广大亚、非、拉地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也都面临着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工业优先发展论。他们普遍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工业的发展，农业发展是停滞的，农民是愚昧的，农业发展不能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至多只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许多国家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工业上，忽视农业的发展。有些国家甚至以损害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工业。虽然这样的发展战略使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实现了比较高的增长率，但是经济并没有真正发展，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的看法，他认为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根本原因，通过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经济增长就是可能的。
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在本书中，他将农业划分为三种类型：（1）传统型的。在传统型农业中，整个农业部门的技术状态与持有和获得作为收入流来源的农业要素的偏好和动机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导致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者与供应者也在长期内处于特殊的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中，来自农业生产的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价格是高昂的。（2）现代型的。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它的出现和被采用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很短的。新的生产要素的供应和需求虽然没有实现均衡,但是收入流价格是低廉的。（3）过渡型的。在传统型和现代型之间处于经济失衡状态。其失衡的根源是农业要素的价格与其农业生产率价值相比是非常不平等的。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第二,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农民没有增加传统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动力；第三,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处于长期均衡的状态。也就是说，传统农业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的，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
在此基础之上，舒尔茨以来自危地马拉和印度的实证材料驳斥了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低下，另一种是隐蔽失业理论，也即“零值农业劳动学说”。 进而，舒尔茨用他的收入流价格理论深刻地解释了传统农业停滞落后、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是由于收入流价格较高和资本收益率低下。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生产要素供给是不变的,持久收入流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此外,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和动机也不变,所以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即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这样,持久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固定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增加储蓄和投资,因而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资本收益率的低下,也就是收入流来源的价格高,即“社会所依靠的生产要素是昂贵的经济增长源泉”。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
对于如何才能通过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 舒尔茨提出三条路径:第一,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第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第三,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认为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重要的“制度”保证是: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来刺激农民；不要建立大规模的农场,要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改变传统农业中低效率的不在所有制形式，实行居住所有制形式。
在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时,供给是重要的。为了供给新的农业生产要素,就需要政府或其它非赢利企业研究出适应于本国条件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等机构将它们推广出去。从需求方面来看,要使农民乐意接受新的生产要素,就必须使这些要素真正有利可图,这既取决于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量”,也取决于“决定地主与农民之间如何分摊成本和收益的租佃制度”。此外,还必须要向农民提供有关新生产要素的信息,并使农民学会使用这些新生产要素。
舒尔茨认为,资本不仅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而且应该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所以,引进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物的因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这样,就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其中教育更加重要。
二、舒氏思想与中国农业发展
从建国以后中国农业发展的经历来看，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表现出阶段性的适用。1953年，国家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同时，国家在农村推行农业合作化改造。随后又在农村推行人民公社化制度，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限制流通的强制性统购统销政策，从农村大量提取有限的农业剩余用于城市工业的发展。这种战略安排虽然背离了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但是却在客观上帮助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大范围的实施，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从农村吹响了号角，农业经济获得了极大的突破性发展。中国农业的新发展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首先，中国农业的经营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人民公社时期建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经营制度被农户分散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确立了土地的家庭农场制经营方式。尽管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村集体所有（也有地方是村民小组所有），但是单个农户也拥有了生产经营权和收益权，形成了土地的居住经营模式。在新的制度下，农户交足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充分掌握了农产品的剩余所有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新时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制度保证。
其次，农产品的价格体制和农业生产要素的流通体制都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变革。改革初期，国家就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弱了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给农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国家逐步放开了对农药、化肥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政府管制，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空前活跃，农民在增产增收的激励下也纷纷将现代型农业生产要素用于土地的生产经营。在政府扶持与市场激励的双重效应下，农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中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地增多，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此外，国家也加大了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在农村逐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农民受教育的年限不断增加，使他们逐步具备了面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和对新的生产要素的利用能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改革十分切合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这就为舒氏思想的正确性提供了新的实践证明。当前，国家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将中国农业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发展现代农业，舒氏的农业经济思想同样也具有很大的适用价值。我们必须继续稳定家庭承包制长期不变，必须向农业投资以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以努力实现从石油农业向生态型农业的转变，必须继续向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培育新型农民，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
三、舒氏思想未能解决的问题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变局
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无疑是20世纪落后国家进行农业经济发展的很好的行动指南，然而，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舒氏思想的局限性也逐步显露出来。舒氏思想致力于农业发展，却在客观上忽视了农民增收，这就导致新的困局的出现：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农民增收乏力，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很明显，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不断增产，市场形成价格连年下跌，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的收益，不得不加强对粮食购销的宏观调控，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导致单单2006年国家就收购粮食500亿公斤左右，这相当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按计划收购的年度购粮数量〔2〕。其实，在国家对粮食进行保护架收购的同时，政府更大的举措是取消了农业税，并对粮食生产实行直接补贴的政策。即使国家采取了如此空前的支农力度，农民的收入增长还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
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虽然没有解决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矛盾，但是他对农业部门生产活动的分类却为我们找到了矛盾可能的解决之道。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他将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划分为：（1）农民所从事的生产，包括为家庭消费的生产和为市场销售的生产；（2）不由农民从事，而由一些供给者从事农业要素的生产，农民从这些要素供应者那里获得这些要素；（3）不由农民完成的农产品销售、运输和加工的生产。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三种生产活动概括为：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农产品的加工与运输。从中可以看出，农民真正能够掌握主动权的仅仅是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而且销售的主动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销售时机与销售对象的把握，在价格形成方面却是被动的接受者，也就是说农民除了有农业生产的权利外，在事关自身经济利益的其它相关领域都只能是“任人宰割”，这就使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掌握在农民手里。单纯以农产品的销售为例，根据有多年粮食流通工作经验的侯求学以江苏如皋为例做过的测算: 如果粮价上涨阶段售粮利差有100元, 则粮贩(即所谓的农民经纪人) 、批发商、零售分别占有38 元、25 元、31元, 而普通的种地农民一般只有五六元〔3〕。所以，要想使农民获得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益，就必须在舒尔茨农业经济思想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推进农业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变革，将更多的农业经济利润留在农村、留给农民。概括地讲，我们认为就是要实行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流通体制改革”四位一体的组织与制度创新〔4〕。具体来讲：
一、在继续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之上，让农民自愿以各种形式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比家庭经营更高形式更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由于中国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根本就不能适应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家庭农场能够解决的是生产问题，是人在经济效应明显条件下的主动性、积极性问题，却不能解决市场问题，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购买与生产资料销售中的主动权问题，不能解决农业经济利润的合理分配问题，自然也就不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如果能够实现“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双重经营模式，实现家庭农场之间跨村、跨乡性质的区域性联合经营，农民就能形成规模经营的优势，能够形成在市场竞争中的集体行动能力，能够与各种市场主体展开积极有效的竞争，将农业产生的经济效益留在农村。
二、帮助农民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金融组织，加强农民自身对农业发展的投资能力。舒尔茨提出要加大向农业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却没有解决投资资金的来源问题。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民能够掌握的资金在村庄的层面上在绝大多数地方都不会在百万以下，但农民依然感觉资金短缺，这是因为分散的资金不能解决农业投资的集中效益问题。所以，有必要采取措施吸纳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让农民以自愿入股的形式创建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同时，国家控股或者所有的商业金融机构，尤其是资金来源主要是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应该给予必要的低息、无息或者贴息贷款，甚或将扶贫资金以国家公共股的形式注入到农民合作金融机构，提高这些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扶持能力。
三、建立农业保险机制。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抗风险能力差。在农产品产出率极低的年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生产经验中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生产均衡状态，也就是舒尔茨所描述的传统农业的均衡状态。按照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的阐述，农民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遵循的是“生存第一”的原则，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贸然去追求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同时风险也较大的生产模式。应该说，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已经不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但是随着农业商品率的提高，农业产品生产专业化率的不断提升，农民的经营风险也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回归，看看近些年来各种媒体对果农、瓜农、菜农等“辛酸事”的报道就能看出一些征兆。市场化、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也加大了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所以，要保证农民的权益，使农民能够放心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就必须建立农业的保险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它比粮食直补更加地重要和紧迫。
四、深入开展流通体制改革，使农民能够分享流通领域的正当利润。从上面舒尔茨对农业经营活动的划分中就可以看出农业发展中产生的利润更多的集中在流通领域，既包括农业生产要素的购买，也包括农产品的销售。如果农民能够组建跨区域合作的经济组织，通过不断扩大社员规模和技术培训统一生产要素的需求品牌，就能在农业生产要素的流通市场获取规模优势，农民就可以跨过村级零售商、县乡级分销商，甚至直接与全国性生产厂商合作，将农业生产要素流通领域的利润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在农产品的销售领域也是如此。
无疑，这些涉及数亿农民民生问题的改革单纯依靠市场是不可为，也没有人愿意为之的，所以这就必然需要国家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放在市场和效率的前面，在协调各个方面不同利益需求的基础之上作出决断性选择，使先富带动后富，工业反哺农业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趋势，使全民共享改革成果。而这也必然要超越舒尔茨农业经济思想的局限，在关注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农业经济利润的分配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其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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