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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英文中“Computer”(计算机)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单词不是指某种机器,而是指由公司企业雇佣,专门从事计算工作的一类职员。当时,为节省劳动力成本,这类职员大部分都是女性。二战期间,战争需要催生了破译德军密码的Colossus,以及计算火炮火力的ENIAC,它们属于第一批真正意义的电子计算机。
战争结束后,IBM将计算机技术投入商用。他们的大型计算机不仅需要安装在专用的巨大房间内,由专业人员操作与维护,造价也高达上百万美元,只有少数跨国企业才有能力购买和使用。于是,在法国导演尚卢·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科幻影片《阿尔伐城》中,计算机Alpha 60独裁专政;而在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笔下作品《自动钢琴》中,计算机EPICAC也是飞扬跋扈。在民众心目中,大型计算机成了官僚主义和灭绝人性的象征,而“PC”(Personal Computer,个人计算机)还无从谈起。
真正的变化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不仅科技得到了发展,与计算机相关的理念也产生了变革。对于那一代人来说,计算机要么是高校实验室中的科研设备,要么是家中车库里自行组装的手工作品。然而,正是此时,科研人员和业余爱好者们发现了计算机在其他领域的潜力。他们中的少数人开始认为,虽然Colossus和ENIAC本质上与巨型计算器无异,但计算机并不一定是垄断寡头的专属、官僚主义的代表,它可以为普通人服务,成为真正的个人计算机。此时,信息交流新媒体逐渐浮现曙光。
在前面提到的少数人中,有两位重要的代表:美国发明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和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Alan Kay)。恩格尔巴特是鼠标发明人,终身都致力于让科技为人类的福祉服务。艾伦·凯是计算图形界面的先驱,其名言是:“预见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发明它。”在60年代,计算机还只有绿色文字终端界面的时候,他们就展望到了未来广阔的可能。
演示之母
如果要为个人计算定义一个诞生之日,那一定是1968年12月9日。这一天,恩格尔巴特走上旧金山布鲁克斯大厅的讲台,向世人展示了他与斯坦福大学同僚用10年时间取得的研究成果:NLS系统。
在90分钟的时间里,恩格尔巴特先后演示了鼠标、所见即所得的文字编辑器、超链接、文本图形混排等,还谈到了阿帕网(ARPANet,互联网的前身)以及科技进步的未来。恩格尔巴特相信,借助网络与科技的发展,不久他就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进行NLS系统的演示活动。其实,当时他就已经能与30哩外门洛帕克的同事举行视频会议了。
实际上,恩格尔巴特对NLS系统的深层思考与其科技成就同等重要。在他的理念中,计算机并不是执行大量运算任务的单一工具,它应该帮助人们实现更加高效、精巧的工作方式。那一天,他用最为生动的方式描绘出了他的梦想,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科技人,在旧金山布鲁克斯大厅的活动也因此被冠以“演示之母”的美名。后来谈及此事,恩格尔巴特说:“我和同事们感兴趣的是‘提升’(augmentation),而非‘自动化’(automation)。当时,我们不是在制造某种工具,而是在设计一整套知识劳动的系统。”
恩格尔巴特的理念与艾伦·凯不谋而合。在后者看来,微处理器不断增强的性能将会带来一场不可阻挡的科技革命,计算机最终会变成书本大小,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凯将梦想的设备称为“Dynabook”,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出,那是平板电脑的原型。不过,凯也深知,一旦每个人都能使用计算机,未来需要更为深远的改变。他在随后的文章中写道:“当没有专业人员在场,大人小孩都能使用计算机完成有意义的活动时,计算机才能真正意义上变得个人化。要做到这一点,简单的任务必须容易完成,而复杂的则必须降低难度。”
由于时代造成的技术局限,Dynabook始终没有变成现实,而NLS也没有成长为一个健壮成熟的系统。与艾伦·凯不同,恩格尔巴特喜欢将设计复杂化。虽然他的演示拥有艺术品一般的高度,但NLS系统陡峭的学习曲线让人望而却步。他甚至向同事们宣称,NLS系统最终将拥有5万种不同的指令。
二十世纪70年代初,由于研究成果难以投入现实应用,恩格尔巴特的团队成员开始逐渐选择离开,艾伦·凯就是其中的一位。而包括凯在内,许多人很快找到了同一个归宿:刚刚建成不久的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
Lisa,Alto,Mac
其实,早在1973年春,施乐就已经研发出了一款独立的单用户桌面电脑产品。这一时间比前面提到的故事早了整整6年。得益于帕罗奥多那宽松、自由、创新的研发环境,一些优秀的施乐工程师从艾伦·凯那里得到启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创造了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他们将其成果命名为Alto,但却没能得到机会让企业管理层了解它。时任研究室主管的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在回忆文章中写道:“Alto本应获得向高层展示的机会。如果我们对于廉价高性能个人电脑的理念是正确的,Alto能提供实证;如果我们犯了错,Alto也能帮助找到原因。”
Alto一共生产了约2000台,但施乐从未将它推向市场。只有一位曾在帕罗奥多工作的研究员离职后自行成立了公司,将某个版本的Alto命名为PERQ后正式出售过。可以说,施乐从未真正认可帕罗奥多研究中心的这一项目。直到1981年,他们才在8010信息系统上应用了许多Alto所承载的理念。但8010信息系统并不像Alto那样价格低廉,它采用许多造价高昂的组件,其中包括两到三台工作站以及相关设备,售价也在5万美元以上。即使主要面向企业客户,它在当时销量仍然不佳。8010系统别名“Star”(星星),然而与苹果Lisa电脑类似,因定价过高、软件表现平平,这颗星星最终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陨落了。
时间到了1984年,苹果发布Macintosh的一年。作为施乐Star系统的早期用户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科学教授本·施耐德曼(Ben Shniederman)评价道:“苹果Mac电脑在Star系统的基础上做出了长足的进步。”
作为用户界面专家,施耐德曼不仅亲自编写代码,将WIMP概念变为现实,他还在1988年苹果起诉微软的案件中出庭作证。那一年,苹果控告微软盗取了Macintosh和Lisa的界面元素,最终却输掉了官司。随后不久,施乐因类似原因对苹果提出的起诉也被驳回。
从这些案件可以看出,个人计算机界面曾经在很短时间内变得同质化。如果将Windows 7的界面与Windows 2.0比较,人们会发现本质上也没有很大区别。施耐德曼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当前桌面界面采用的WIMP概念合理有效,他说:“我相信,计算机实际是某种视觉机器。人们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并且用点击行为来选择他们的目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行为模式都将非常稳定。”
不过,在以Alto为代表的WIMP界面主宰个人电脑桌面几十年以后,情况逐渐出现了转变。丹莫认为,现实增强技术可能是图形界面新元素的一个来源。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虚拟现实从未成为真正主流的技术,但随着技术发展,也许以谷歌(微博)Glass智能眼镜为代表的设备会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以HTML5技术支持的操作系统也为进一步实验提供了空间。
此外,随着桌面电脑与智能手持设备逐渐开始融合,传统操作系统和移动设备系统间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微软和苹果都开始尝试统一的用户界面,谷歌Chrome Pixel在触屏笔记本上的实验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理念。谈及微软全新的Windows 8,施耐德曼表现的较为谨慎,他说:“这款系统的‘点击性’变得不太明确。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样的改变幅度过大。人们并不喜欢太过激进的革新。”但丹莫却表示:“人们总是习惯对微软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无法创新。但Windows 8确实不同,微软已经树立了新的标杆。”显然,施耐德曼和丹莫都认为Windows 8的改变相当大胆。也许,随着我们熟悉的个人电脑正在逐渐向全新方向发展,这样的改变终将到来。
他说:“这些藏品能变成我思想的源泉。它们不是简单的计算机器,而是某种媒介。如今,人们坐在这些设备面前,写作、绘画、聆听音乐……它们将我们催眠,偷走了我们的生活。计算机是500年来最为伟大的发明。”是的,它们以后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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