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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的“百日维新”虽以失败告终，但是，由此开始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以及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成果对于民智的开发、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传播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自 1905 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筹备开始，中国农业高等教育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中国农业大学亦迎来其百岁华诞。温家宝总理 2004 年向世人宣布“中国政府将于近五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农业经济根本性质的巨大转变：依靠农业剩余来维系政府运转、依靠农业剩余来提供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旧时代即将结束，依靠农业剩余乃至非农业剩余来发展农业、通过开发农业多功能性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历史性转变虽然姗姗来迟，但是如果没有反帝反封的努力、没有民族的独立、没有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没有改革开放，实现这一转变的时间还将继续推迟。自1913 年许璇教授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国立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首开农业经济课程以来，中国的农业经济教育和科研也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迄今为止，中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与科研始终围绕着上述历史性转变之前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展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明得失。为了更好地把握新时代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从而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我们有必要对近百年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变化进行总结和梳理。作为从事中国农业经济教育与科研工作的一家重要机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有必要对近百年来为解决上述问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加以回顾和总结，从而为解决新问题做好充分的学科准备。 一、中国农业经济百年巨变 对于一个人来说，百年意味着长寿人生人。但是，对于一个拥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民族而言，百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只有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期上才能够看清百年巨变的起点，才能够理解百年巨变的深刻含义。“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因铁制农具、作物轮作间套作和多熟种植等传统农业技术的发明采用而大幅度提高单产和土地利用率，使中国的传统农业遥遥领先于世界。但是，以“男耕女织”为代表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形成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变革和进步十分缓慢，致使中国的传统农业比西方延续了更长的时间。15世纪开始的闭关锁国进一步把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对外界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 在 1793 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于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首次碰撞封闭社会之后约半个世纪的 1840 年，封闭的国门终于痛苦地被鸦片和大炮打开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在早期曾经对外国商品输入起到强大的抵抗作用。但是随着甲午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获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其经济势力逐渐深入到中国农村，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农业生产逐渐与世界市场息息相关，中国的农业经济亦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方向转化。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再也遇不到政治上的丝毫抵抗，中国的农业经济彻底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而此后的一百余年，伟大的中华民族先是经过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之后又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重新崛起于世界。中国的农业终于完成了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资本积累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几千年来农业剩余支撑国家运转的历史使命。百年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业。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逐步走向衰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原料掠夺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而以洋纱洋布为代表的洋货低价倾销摧毁了农民家庭手工纺织业，“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彻底瓦解，中国农民的命运在尚未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情况下被迫与国外市场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由于封建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继续保持，农民生活走向极端的贫困化。到了 30 年代，中国农业由于遭受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的种种压榨和打击，农产品价格急剧跌落，使本来已经濒于破产的中国农业经济更加一蹶不振。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农业经济的殖民掠夺以及美帝国主义和四大官僚资本对农业的掠夺和破坏，中国农业生产严重凋敝、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并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恢复了农业生产力，农民生活得以改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半封建统治，在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上开始了自主追求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担负了挽救农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使命。在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曲折之后，中国从 1978 年开始踏上改革开放之路。经过不到 30 年的时间，中国经济重新崛起于世界，农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日益提高，中国农业用不足 7% 的世界耕地养活了 20%以上的世界人口，农民基本摆脱了贫困并走向富裕。从 1840年至1949年，中国人用了 100 余年的时间重新争取到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之后又用了近 50 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再度崛起。 （二）从封建的土地制度到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集中体现人地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与传统的农业技术相适应，朝代不断更替而制度保持不变。国家土地所有制、大土地私有制和小土地私有制的并存与相互转化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典型特征。新王朝初期，常常为了政权稳定而把旧王朝的国有土地和战乱荒芜土地分给有功之臣和农民，小土地私有制获得发展并因此而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公平和效率均得以提高。王朝中期，权贵和商贾通过兼并和巧取豪夺等手段从农民手中夺取大批土地，大土地所有制获得发展，土地集中日益加剧，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沦为佃农。在兼并集中初期，大土地所有者特别是自己从事农业经营者常常努力购买和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从而使农业生产效率获得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在传统农业技术条件下，缺乏与土地集中相适应的大规模农业经营的生产力基础，因而土地所有虽然集中但土地经营不得不继续分散。在大地主盘剥下，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受挫，效率开始下降。王朝末期，随着土地集中的加剧，土地占有的不公平程度日益加深，受压迫的农民不堪重负时不得已揭竿而起直至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从而又开始新的轮回。正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各种土地所有和身份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机制，使得中国的传统农业总能够获得一定发展，从而比欧洲封建制的农业更为发达。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入侵虽然瓦解了中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但是封建的土地制度依然保留下来。辛亥革命后虽然在政治上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继之而起的是军阀、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争相兼并土地。1927年，全国 81% 的耕地集中在仅占人口 14% 的地主、富农手里，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耕种并收取占年收成量一半以上的高额实物地租。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废除。土地改革所建立的农民小土地私有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之后，随着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相继临世，小土地私有制被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或经营权开始发生分离。1986年颁布并先后经过两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把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之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这样一种土地制度在赋予农民承包经营权的同时抑制了土地所有权的私人买卖。承包经营权的获得刺激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成为20世纪80年代农业增长的重要源泉。承包经营权的可以流转亦为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现代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体系的建成和农用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为大规模农业经营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只不过因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尚不能转移到农业以外而抑制了经营规模的扩张。正因此，虽然集体所有权本身的边界还不是很清晰，但集体所有权的存在本身又确保了土地所有权私人买卖的无法实现。其意义十分重大：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尚未找到非农就业出路情况下，如果允许土地私有和买卖，那么土地集中与兼并的历史还会重演，大量失去土地而又找不到就业出路的农民将会流向城市，很容易形成拉美国家那样的贫民窟甚至社会动荡。在劳动力不能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情况下，土地集体所有与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至少可以使农民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和经营权。这恰恰是社会主义集体土地所有制历史意义之所在。 (三) 以农民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经营制度依然保持不变。 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破坏了延续几千年“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纺织业被迫从农民家庭中分离出来。但是，农业生产仍然依存于农民家庭。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在各地也曾出现依靠租用土地从事农业经营的新式富农和依靠自有土地雇佣劳动从事农业经营的经营地主，但是家庭经营依然是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而且，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农业家庭经营一直具有户均耕地面积狭小且被分割成若干碎块的零细经营特性。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在赋予农民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延续了农业家庭经营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解决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生产合作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继之而来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彻底否定了农业家庭经营，虽然实现了土地集中连片、解决了细碎化问题，但是由于监督成本过高以及缺乏对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有效激励，农业生产严重倒退。70年代末，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符合农民意愿，激活了农村生产力，不仅使农村社会经济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也为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家庭经营适应了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特性，有助于实现那些外人难以观测的对生命对象的精心照料和生产过程的有机协调。不过，小规模家庭经营也有局限性。如农田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应用等均非单个家庭可以独立完成，在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和农业信贷等方面农民家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发挥优势弥补劣势，中国农村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和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但是，由于社区组织的封闭性和分散性，再加上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确，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依然较低。如何在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农产品流通领域乃至农业生产领域的合作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增强市场交易力量，依然是一个尚未得以解决的重大课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小规模农业家庭经营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因此，在家庭承包经营已成为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情况下，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将决定中国农业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继续生存与发展。 (四) 从以农为主的国民经济到完整国民经济体系下的农业。 鸦片战争后，随着“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的逐渐瓦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从 19世纪80 年代起开始了缓慢的发展。但是，除了 1914 ─ 1927 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而放松经济侵略从而暂时使中国民族纺织业和面粉业获得一定发展空间以外，帝国主义在掠夺中国农村的同时，一直运用其政治经济特权压迫和抑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到 20 世纪初期，中国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国家。即使是 30 年代，农业和手工业仍然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90% 。近代工业仅仅占 10% 左右，而且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十分薄弱。这种单一的农业经济体系在面对自然灾害和世界市场冲击时显得十分脆弱，农业生产的任何波动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中国经济的不稳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摆脱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的中国民族工业才真正获得无限的发展空间。在经历了早期偏重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挫折之后，通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策略的实施，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 70 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民经济整体实力迅速增强。目前，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 15% ，不仅农业本身具备了较强的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农业生产变动 (如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 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及效应亦逐渐减弱。 (五) 以汲取农业剩余为核心的农业政策体系接近完成历史使命。 在以农为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主要通过租和税赋等方式从农业中汲取剩余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到了近代，落后的中国要想迅速实现工业化，也必须寻找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帝国主义不仅通过索要赔款等方式掠走大量财富，而且通过商品低价倾销和农村掠夺使得中国的农业剩余十分有限，近代民族工业本身亦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制，因此工业化进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课题。同大部分落后国家一样，由于人口增长较快和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人均收入提高将会直接导致农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产品供给增长较慢，从而势必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潜在压力。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情况下，工人的货币工资必须增加才能够维持原有的基本消费水平不变。而工资的上涨势必侵蚀工业资本家或企业的利润从而降低通过积累来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压低工资又将引起工人的不满。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似乎应该是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促进农产品供给增长，但是这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是不现实的。虽然通过商业进口农产品也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有限的外汇更应该用于工业产品和技术的引进。新中国面对国外的经济封锁，依靠发达国家的食物援助来解决食品不足也不现实，而且即使可能也容易形成对外国的依附。饱受殖民统治危害的中国也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殖民地掠夺来获取廉价农产品。因此，唯一的出路还是需要从农业中汲取剩余。除了以农业税形式把延续几千年的税赋保留下来以外，中国采取了统购统销的办法强制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零售价格，以确保工业化起步所需要的资金积累。为了使该制度得以实施，又采取人民公社化的方式来统一生产，以避免农民从事统购统销制度外的生产和交易。这一制度在早期确实迅速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大量剩余，但是过度的汲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农业生产严重衰退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业经济又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之后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不仅扭转了经济衰退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急剧下降，依靠农业剩余来获取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必要性逐步降低。随着废止统购统销、实行双轨制、分品种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确立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保护农业等政策的逐步实施，通过控制农产品生产和交换来汲取农业剩余的程度逐渐降低。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地方经济的发展还得益于另外一种特殊类型农业剩余的大量汲取，即通过低价征购农业土地的方式来获得非农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低价征购土地不仅意味着对未来若干年农业剩余的一次性汲取，而且意味着对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的大量转移。以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取消为标志，中国农业即将完成为国家机器运转提供剩余以及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资本积累的历史使命。 (六) 从被动接受世界市场冲击转变为主动应对全球化挑战。 延续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经济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民族的统一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对国际市场一无所知、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的情况下被迫因帝国主义入侵而卷入国际市场的。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农产品商品化主要由帝国主义的原料掠夺而引起，民族工业的原料需要微不足道。正因此，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命运乃至中国农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茶和甘蔗等早期的出口经济作物因遭受帝国主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蚕桑、棉花和烟草等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原料以及专门用于国内的鸦片。在殖民者控制区，中国的民族市场无法发育，完全受殖民者摆布。又由于交通落后和封建的地方割据，国内各地市场间的联系十分微弱。这种因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所导致的民族的国内统一市场难以形成，使中国农业和农民面对着极大的国际市场风险。其危害在20世纪30年代因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而导致中国农业恐慌的过程中暴露无遗。这一悲惨命运直到新中国成立、民族和政治独立后才得以摆脱。在外国对华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新中国早期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短暂繁荣之后，其弊端逐渐显露。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不懈探索。在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之后，终于在 1992 年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此后，不仅国内农产品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国内统一市场逐步形成，而且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亦日趋紧密。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标志着中国在经历了被动卷入国际市场、被迫与国际市场隔绝、国内统一市场形成之后终于开始主动地溶入国际市场。中国农业开始在具备一定生产力水平、拥有国内统一市场和一定自我保护能力的基础上主动应对国际化挑战，开始通过提高竞争力和发挥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与交换。 (七) 现代农业教育科研与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曾经领先于世界。但是自 19 世纪中叶欧洲现代科技兴起后，中国依然固步自封，农业生产技术停滞不前。戊戌维新之后，中国现代农业教育与科研开始萌芽。杭州蚕桑学馆 (1898) 、湖北农务学堂 (1898) 和直隶农务学堂 (1902) 的诞生，以及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筹办 (1905) ，标志着近代农业教育开始萌芽。而上海育蚕试验场 (1898) 、直隶农事试验场 (1902) 、南昌农事试验所 (1904) 和中央农事试验所 (1906) 的先后设立，标志着中国开始从经验农学转向试验农学。此后，虽然不断经受战乱的冲击，但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解放区根据地都能够在困难中尽力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农业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导致农业教育与科研严重衰退外，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现代农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经过近 50 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包括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在内的现代农业教育体系，建成了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内的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建成了包括农林水各部门技术服务组织、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所属技术服务组织、农村供销社服务组织和农民专业协会在内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各类专业人才之培养，新品种之育成，作物栽培、施肥和灌溉技术之改进，土壤改良技术之不断发展，病虫害防治技术之研究与推广，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水平之提高，畜牧兽医科技之进步，淡水和海水养殖技术之改进，农作物和畜禽种质资源之收集、保存和利用，有力地促进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日益增强。 （八）农业系统由封闭走向开放，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长。 中国传统农业的增长来源于土地、人口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扩张以及传统农业技术的不断改进。由于没有来自农业系统以外的物质和能量流入，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达到顶峰、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达到一定限度后开始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这种封闭的“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因帝国主义入侵而解体后，由于帝国主义对原料的掠夺需要以及微弱的民族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开始设立各种试验场以引进或改良棉花、蚕桑、茶和小麦等品种，来自传统农业系统以外的现代生产要素开始引入，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漫长历程。国民党统治末期曾经大量从美国引进机械、农具、化肥、农药、种子、种苗和种畜等现代生产要素，但是在民族工业发展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过于依赖外强并不利于本国农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关联产业发展和现代农业教育科研与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从供求两个方面共同促进了现代生产要素向传统农业系统的引进。随着系统外能量和物质的流入，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变。伴随农业系统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国农业的产业链条亦不断延长，农业与上下游产业间的关联程度日益加深。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初级农产品直接消费比重不断下降，加工食品和在外就餐比重不断上升，农业逐渐演化成主要为食品工业和纺织业提供原料的部门，因此，受到下游产业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上游产业所提供的优质农作物品种、畜禽品种、化学肥料、农药、兽药、微生物制剂、饲料及添加剂、农牧业机械与设备，以及电力、水利、技术指导和质量检验检测等服务的供给。农业剩余和农民利益的状况从原来主要取决于农产品销售环节的市场公平程度转变为同时受到农业投入品购买环节和农产品销售环节市场公平程度的共同影响，农业发展本身也受到上下游产业发展的共同制约。此外，随着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生物产品开始应用于医药、能源乃至信息产业，消除农业与工业的界限、将农业与工业统一起来的生物经济初见端倪。 二、以外察内审为魂的农业经济学科 “凡讲求农业经济者，宜外察世界经济之潮流，内审本国农业之现状，研求关于农业经济学之原理及法则，以资实地应用。” 近百年来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有意无意之中遵循着许璇教授的治学之道，始终与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实践紧密相连。从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到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代又一代农经人，与兄弟院校农经界同仁一道，通过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为解决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随着中国农业经济根本性质的转变，农经人又将面对许多崭新的课题，任重而道远。 （一）曲折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状况事关国家兴衰。但是，农业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20世纪初经留学生回国介绍而兴起的。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农业经济学科也在曲折中逐渐发展起来。1913年夏，许璇教授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回国后即刻来到国立北京大学校农科开设有关农业经济的课程。1914年农科大学改称北洋政府教育部直属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1年废预科改本科的学制变革时设立了农业经济门，即现在所称的农业经济专业。1927年北平大学农学院成立农业经济系，开始系统培养农业经济专业人才。在军阀割据和日本入侵的冲击下，农经系仍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从1931年5名毕业生开始至1949年农经系累计培养毕业生186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原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及辅仁大学农学系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暂停招收本科生。1952年暑假，中央教育部调集全国各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师在北京农业大学集中学习，之后开始全国院系大调整。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农业经济学系教学计划，该计划其实是当时苏联农业经济学系教学计划的翻版。孙晓村校长为随后农经系正常招生和教学秩序的恢复付出了心血，对农经系师生深入农村从事社会经济调研给予巨大支持。1957年夏季之后，随着“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拔白旗”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农经教育又接连不断地遭受巨大打击。1961年教育部“高教60条”的颁布，使高等教育开始逐步走向正规化。1962年在南京农学院召开的高等农业院校农业经济专业座谈会修订了农经专业教学计划并对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做出规划，农业经济教育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此后农经系发展很快，除本科生外，还招收研究生、进修教师以及越南和伊拉克等国的留学生。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各行各业的正常秩序均遭到破坏，农业经济教育亦跌入低谷。北京农业大学被强令迁往陕北，后又迁至河北涿县改称华北农业大学。几经搬迁，农经系的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大批散失，教学秩序严重破坏。但是，农经人不畏逆境、执著探索的治学精神没有磨灭。农史学家王毓瑚教授在“文革”期间仍潜心注解《王祯农书》，震撼世人。校订书稿为避“文革”破坏曾深埋地下，几经周折，“文革”后终得面世，这笔宝贵精神遗产，为农经界后辈不断传承与发扬。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大迁回北京马连洼校址并开始恢复招生，农业经济教育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陈道教授任主编的《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得以出版。农经系逐渐扩展为农业经济管理学院(1985)和经济管理学院(1993)，由原来仅仅招生本科生发展到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和成人教育并存的多层次和多种类办学结构，为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中国农业大学的农经人开始在认真审视国际政治经济变化趋势特别是国外农业经济与政策变化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农业国际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展开调研，将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引入课堂并规范化地运用于本土化课题的研究，学科整体实力迅速提高，缩小与世界一流农业经济研究机构之间的差距，并为未来中国自己独立的农业经济学体系建设奠定了科学基础。 （二）外察内审为魂。 许璇教授首开农业经济课程以来所倡导的“外察世界经济之潮流，内审本国农业之现状，研求关于农业经济学之原理及法则，以资实地应用”是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灵魂，它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农经人在挫折中不断追求科学与真理。 1. 始终围绕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科学研究与探索。农业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董时进教授1920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作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开拓者，一直积极宣传农业经济学的重要性，并致力于研究粮食与人口、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之间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陷入严重的凋敝状态，受不同思想渊源影响的学者就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孙晓村、冯和法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与此同时，韩德章、王益滔等着重研究当时的农村金融和土地垦殖等问题。韩德章因提倡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应该从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转换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受到严厉批判；60年底初期，新中国的农业经济教育恢复正常秩序不久，农经系教师们专门就人民公社运行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探索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激励制度、成本和效益核算、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等等； 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研究主题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围绕农业现代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业规模经营、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合作金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体系、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期货、农业保险、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农产品市场与政策、农产品国际贸易、农村贫困、农村税费改革、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和农业保护等主题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变化开始了多角度的探索。 2. 广泛吸收国外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最新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国的农业经济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国外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影响。没有留学生回国后所做的知识传播，就没有中国农业经济学的进步。许璇教授留学日本，接受了注重农户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训练，亦深谙德国农业经营经济学和美国农业经济学的进展。董时进教授留学美国，得到美国农业经济学的系统训练和精髓。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影响了一大批农业经济学者。正因此，才会有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无论许璇还是董时进，他们都主张充分了解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和理论学说，但是又反对拘泥于外国一家一派之言。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片面强调和引入，压抑了农业经济学的学术思想发展。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学术禁区逐步放开，特别是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制度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50年代初期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安希伋教授带头重新讲授西方经济学和农业发展经济学。比较农业史(董凯忱)、农业生产经济学(郑大豪)，资源经济学(贺锡苹)、经济学说史(俞家宝)、计量经济学(吴敬业)、发展经济学(赵冬缓)、农业市场学(常明莲)和农业项目投资评估（杨秋林）等课程的开设使农经系学生迅速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与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的合作成功推进了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科的范式转型。柯炳生、谭向勇和何秀荣等一批学子学成回国后开始倡导学术规范、推进实证研究、改革研究生培养体系。田维明教授的加盟以及温洛克农经博士班的成功举办，使农大具备了按照现代经济学体系开设课程、按照规范化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基本能力。之后，随着一批批年轻学子留学回国或到海外进修，再加上国内出版界对国外最新经济学著作和教材的大量翻译出版，农大的农经人有机会接触并吸收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授之于学生，用之于实践。90年代末以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博士学位论文充分反映了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科对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理解和吸收。近百年的历史表明，不了解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国际进展，不了解世界经济之潮流，农业经济学科就会停滞不前，既无益于人才培养，亦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3. 注重实地调研、积极参与农村和农业经济建设。1924年许璇教授任农大校长时提出“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教育方针。因此，包括许先生在内的农经系师生经常去农村调查访问。1934年农经系在罗道庄建“农村建设试验区”，傅葆琛和王益滔教授任试验区主任，领导农经系师生协助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举办农村合作人员培训班、农村子女半工半读学习班和农忙幼稚园等。李景汉先生的定县调查亦堪称后世农村调查之典范；60年代初期农经系师生所做的人民公社调查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即使在文革期间，70年代初农经系仍然能够组织十余位教师在河北省篙城县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协助搞规划、办培训班，为当地培养管理和财会人才。这一活动逐渐从河北扩展到天津和内蒙等地。河北省篙城县的农村调查和发展规划制定活动一直延续至整个80年代。90年代，刘宗鹤教授运用精湛的统计学技能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的设计工作。张仲威教授则组织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农大专家队伍深入河北燕山山脉农村，协助当地制定农村发展规划并协调组织有关方面的农业技术专家赴当地给予现场指导，走出了一条“燕山之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大继续秉承深入农村之优良传统，每年暑期均组织师生赴全国各地进行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和农村政策落实情况调研，不仅锻炼了师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亦为国家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第一手信息。 4.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外察世界经济之潮流、内审本国农业之现状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交流需要共同的话语，需要研究的规范。在规范的基础上可以把握每一项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步了多少，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有了规范，就可以避免无谓的重复劳动，从而有助于学科快速向前发展。交流有助于互通信息，从而了解自己与他人的差距，更可以了解自己的优势。经过充分的交流，有助于发现是否存在合作的基础和机会。合作建立在双方具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式之上，有助于发挥各自特长、促进学术领域的突破。近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农经学科的发展得益于20年代80年代以来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自80年代安希伋教授参加在加拿大举办的国际农经协会年会以来，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先后与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UNDP、IFAD、福特基金会、温洛克基金会、香港乐施会、经合组织等建立了合作关系。90年代以来，年接待外国访问交流专家达100人次。通过国际合作，促进了农经学科研究能力的提升。为了促进国内学术交流，除积极参加和承办国内学术会议外，学院创办了《农村社会经济学刊》。为了进一步促进学术规范化和国际学术交流，该刊物于2003年改版为正式出版物《中国农业经济评论》（季刊），接受中英文稿件，成为中国首份可以用英文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中国农业经济学者研究成果的出版物。 （三）任重而道远。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科形成了目前的三种研究风格并重的局面，即典型农村调查、计量经济检验、数学推导。典型调查强调对代表性事件和对象进行深入细致、解剖麻雀式的分析，从全方位来理解事件的形成原因及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推出可资借鉴的政策含义。计量经济检验着重于检验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与作用程度，通过科学的样本设计、实际调研和计量经济检验可以用来推断总体的变化规律，从而提出具有量化依据的政策建议。数学推导则在一定的抽象和假设前提下，从理论上推演经济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既可以直接得出一些单凭直觉难以得出的规律和结论，亦可以为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框架。这三种研究风格的并重有助于更完整地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工具来揭示同一事物的变化过程及规律，是农业经济学科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国外各种学说、流派影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在加速培养人才、推进对市场经济下农业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解、促进农村经济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形成独立完整、既吸收国外先进成果又充分展示中国人智慧的农业经济学体系。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农业为解决世界上的农村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的农业经济学对世界上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贡献甚微。而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要想为世界做出贡献，就必须具备国际化的视野，运用规范化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本土化的问题。在外察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广泛吸收经济学最新成果基础上，从国际化角度综合运用典型调查、计量检验、数学推导乃至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内审本国农业问题演化的实质与规律，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科能够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其核心是从国际化视野研究本国农业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前人尚未发现的规律。通过这些新发现来补充、完善乃至彻底改造已有的农业经济学体系，为人类的知识积累和科学进步做出贡献。 随着通过汲取农业剩余来维系国家机器运转、通过汲取农业剩余来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提供资本积累的历史时代即将结束，中国农业经济的根本性质正在向依靠农业剩余乃至非农业剩余来发展农业、通过开发农业多功能性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时代转化，一系列新的课题有待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去发现、去攻克，任重而道远。这里斗胆略举一二，供农经界同仁批评指正。 其一、在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农业、无法找到非农业就业出路背景下，如何才能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是否一定要走日本和韩国因补贴小农而丧失农业竞争力的老路。 其二、随着生物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除了可以用来提供人类食物以外，还可以用于自然环境与生态保护、能源、医药、信息产业，也许还有更多尚未发现的用途。那么，农民除了作为消费者从中获益外，作为生产者或劳动者能否参与生物技术产业链并从中获益。如果可以参与，在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产业链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或产业组织形式。 其三、在供给可以创造需求而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从农业转移出去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促进科研机构研究开发那些可以充分利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动植物微生物的多功能用途。 其四、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机制既可以消除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又能实现自然环境的保全与可持续利用。究竟应该如何运用非农业剩余来支持农业，农业具有哪些新内涵。 其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业如何才能通过参与国际竞争而从世界农业资源再配置过程中获得进一步发展。 |
鬼魅魍魉 金钱 +50 好文章 2009-1-14 22: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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