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创新高，民生调控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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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的CPI结果昨天一出来，多少还是有点出人意料，同比上涨6.5%的统计，创下了近10年来的新高，远远超过所谓的3%通胀警戒线。

　　而就在此前一天，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出席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表示，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并表示，对抗通胀是央行的目标。

　　从6月份的4.4%，到7月份的5.6%，再到8月份的6.5%，在CPI不断创出新高的同时，有关通货膨胀的警惕度也在逐步升级。如果说眼下还有人在争论我们是否存在通胀压力的话，那么周小川行长的话其实给争论双方提了一个醒。

　　既然央行已经把对抗通胀作为目标了，这至少表明通胀压力在一定范围内，或者说在某个未来时期是现实存在的，因而眼下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面对通胀压力的问题。实际上，看一下8月份的数据统计，就知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百姓为基本生活消费又多支出了许多。粮食价格上涨6.4%，油脂价格上涨34.6%，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9.0%，鲜蛋价格上涨23.6%，食品类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的持续走高，可谓CPI创出新高的最大“推手”。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此轮通胀预期与此前的几次还是有区别的。上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通胀，往往是需求强劲，但市场供应却不足，公众的购买力也随之下降。反观此轮通胀压力，市场产品依然丰富，公众的购买力虽然相对来说贬值了好多，可是依然表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也许正是这种旺盛购买力掩盖了通胀压力的事实，到现在还有不少所谓的专家和研究机构否认通胀压力的存在。

　　鉴于购买力和供求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市场现状，将此轮通胀预期归结为结构性通胀压力或许更为恰当。但是细加分析此轮结构性通胀预期，就会发现它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甚是明显。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8.2%，远远超过其他类别，下降的则是那些衣着类和通信工具类价格。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衣服可以不更换，手机可以不翻新，但饭不可以不吃，可恰恰是这些必需的食品类价格持续攀高。换句话说，市场上购买力的强劲只不过是百姓不得不为生活支出多付出成本的消费“假相”。随着通货紧缩的加强，公众的购买力也有可能随之下降。

　　也正是由于食品类价格推动着CPI创新高，这使得我们在做出通胀预期时，要尽量多为普通百姓想一想。哪些是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哪些是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上升而导致的上涨，还有哪些是哄抬物价式的乱涨价，对这些，政府的宏观调控自然必不可少，但是在调控之际，也要多些民生关怀。特别是食品价格，成本的上涨必然导致消费价格的上涨，如何防止这些成本上涨全部转化到普通消费者身上，既考验着政府的调控智慧，也体现着政府的亲民执政和民生情怀。至于那些公共产品的涨价欲望，政府更当以监管者的角色对其严加控制。

　　此外，还有一种声音值得警惕，有不少人都一致认为，随着食品价格逐步得到控制，特别是猪肉价格的趋向平稳，通胀预期的情况将有所好转。不否认这个看法有着其充足的理由，但是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上，CPI已经屡次创出新高，因而将通胀预期设想得更客观更现实些，将平抑物价的工作做得更充分更完善些，至少比寄望于生猪出栏降下肉价，从而消除通胀压力的美好想法，要实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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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PI 国际清算银行 结构性通胀 通胀压力 通胀预期 CPI 新高 民生

再创新高的CPI数据将央行推向了风口浪尖，人们指责是央行不加息、缓升值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央行确实应该承担责任，但他们只能承担该由他们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他们承担不了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重担。

　　虽然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先生仍然以结构性通胀来舒缓民众情绪，但通胀预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已开始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严重性不止于此，8月份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2.6%。这表明，价格上升已蔓延至其他产业，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非食品价格主导的通胀。如果中国国内投资持续过热、资本市场货币急剧攀升，产能过剩叠加产品价格上涨，同时出口市场受到挤压，中国经济将出现相当危险的局面。

　　中国通胀确实是结构性通胀。不过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农产品(21.90,0.00,0.00%)价格上升不影响全局的乐观结构性通胀，而是由于经济结构失衡所导致的通胀压力持续不减这一全局性的结构性通胀。

　　央行应该对巨大的通胀风险承担什么责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对抗通胀是央行的目标，这是一个央行行长所能发出的最明确的紧缩信号。按照银行法规定，央行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他们也的确在忙于回收货币。

　　但央行存在的双重目标导致了央行同时也是货币泛滥的制造者。不仅因为结售汇制度，也因为政策使得我们在以通胀来化解国企改革成本、国有银行系统的巨大金融风险。客观地说，正是因为多发货币才挽救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危机。当经济体无法消化多发的货币，通胀的风险迟早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通胀的另一个成因，是我们正在加速打造一个对利息反应缺乏敏感性的迟钝的经济体系。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从银行、资本市场获得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源，并且动辄几十亿元的大型基础项目可以获得高额的溢价，货币成本对这部分企业不发生效用。我国的PPI价格的上涨主要拜上游产业以及这些大型企业所赐，这样的企业越多，我国的通胀风险越大，而货币政策的效用越低。央行显然无法对这样的经济结构性失衡负责。现在不要说货币政策难以落地，就是宏观调控也只能是疾风骤雨，而不能收长期之效。

　　另一部分隐性货币，是债券、股票等相关的资产，由于资本市场的迅速高企，导致货币乘数效应急剧扩大。据高盛公司中国区经济学家梁红测算，以广义货币的M3作为统计口径，已经接近2003年中期的最高水平。由货币所释放的通胀压力将持续存在，这与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以及由通胀而益愈凸显的贫富差距一样，会成为经济平衡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

　　央行目前不大可能急速加息，第一要等待美联储近期是否加息的信号，第二加息将沉重打击本就缺乏融资渠道的中小企业，第三特别国债、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如何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要解决货币政策失灵问题，首要的问题是使央行成为货币政策的的制定者，同时，改变目前货币政策委员会主要由官员构成的现状，而应该以各地区中心行的行长与受到市场检验的金融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家构成。

　　在技术层面则有两大手段，一是使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货币的真正价格。以目前中国通胀压力之大，却面临外部严重的升值压力，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二是让对货币政策缺乏敏感度的企业逐步退出舞台，而不是继续让他们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