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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当陈元开始执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 CDB)时，他发现自己的工作就是发钱。
“很多人认为，作为一家‘政策性银行’，我们就像分发免费午餐的又一个财政部。你不用偿还我们的贷款，”他后来回忆道。
陈元在1998年出任国开行行长时，在国开行的资产中，不良贷款超过40%。成立该行的宗旨是帮助政府实施政策议程，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但当时该行难以发放新贷款。
如今即将卸任董事长的陈元，领导国开行清理了账目，并在中国及海外大举扩张放贷业务。
国开行的员工已接到通知，陈元将被胡怀邦接替。胡怀邦卸任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董事长的消息已在本周公布。
就像中国壁垒森严的金融体系内的多数银行家一样，现年58岁的胡怀邦相当低调。
今年，胡怀邦在罕见地接受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采访时，把自己描述成一名改革者，将推动政府减少操控经济。“市场化改革任务远未最后完成，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他表示。
要填补陈元留下的空白和应对陈元留下的挑战，胡怀邦将需要他能够聚集的所有勇气和智慧。
作为共产党元老之一的“太子党”儿子，陈元的个人权势在国开行扭转局面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的身份意味着，他可以直截了当地拒绝请求贷款的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邓丽嘉(Erica Downs)表示。政府在1999年从国开行剥离了1000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使该行的资产负债表一下子改观。陈元的功劳则包括注入新的纪律。
“我不得不改变人们对于‘政策性银行=亏损银行=享受补贴的银行’的陈见，”他在去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但是，陈元在带领国开行成为一家更加商业化、较少依靠政府支持的银行的道路上，只进展到一定程度。
2007年，当富裕经济体遭受信贷紧缩打击时，陈元的第一本能就是利用全球大银行股价大跌的良机，使国开行登上全球舞台。
国开行斥资30亿美元购得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3%股份，这笔投资现在价值不到起始价值的一半。多亏中国国务院的审慎态度才使国开行没有摊上更多麻烦：该行投资美国花旗集团(Citigroup)和德国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的计划均被否决。
陈元迅速改变了策略。他叫停了国开行的商业化进程——这个进程将使该行受到日益积极的国内监管机构的监管，而是使该行成为服务于中国在海外市场追逐能源和矿产资源战略的主要放贷机构。
截至2008年底，国开行累计海外放贷仅200亿美元。可仅在2009年，该行就将这一数字增加一倍，在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家达成长期、低息的贷款换石油协议。到了2011年底，国开行的外币贷款总额达到1870亿美元，比世界银行(World Bank)多出550亿美元。
国开行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基础设施开发项目提供的许多贷款，都有一部分流向中国建筑和工程企业承接的合同。
该行的规模本身也许是胡怀邦面对的最大挑战。国开行从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得到大部分资金，该行在债券发行总量中占到五分之一，仅次于中国政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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