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谈《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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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是1976年3月9日，我们在此相聚，纪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200周年。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为此书具有经济学发展里程碑的重要地位，而且因为它是一本依然有着生命力、我们能不断从中受益的著作。我所做的评论，其价值只相当于对《国富论》本身的初次阅读或重读的开端。

《国富论》是一部杰作。它相互关联的主题，对经济生活的人微观察以及表达得清晰而优雅的有力思想，使它不可能不产生魔力。但是，该书内涵的丰富性意味着读者会对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不像乘法口诀表或只有一些简单信息的教科书，一旦被吸收，就没有了重读的必要，其中蕴涵了许多可供选择的观点和可供思考的问题。尽管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再也无法从《国富论》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更确切地说，我们从中学到的将和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关，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在我看来，很长的时间里，这一天也不会到来。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 14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根据w. R. Scott的观点，这一入学年龄在当时算较大的);17岁，即1740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被选送到牛津大学进行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研究生课题项目。在那里，他自学了6年，被那些如他在《国富论》中所评论的、不管上不上课都能领钱的老师们所忽视。

1748-1751年期间，他在爱丁堡开设文学、修辞学、法学的公 开讲座。显然，他的法学讲座包含了《国富论》中一些主要思想的雏形。1751年，他成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开始讲授逻辑学，但很快就转而讲授道德哲学。

1759年，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该书包含了他大部分讲座的基本内容。他同时开设法学方面的讲座，在这些讲座中，他在"警察"(Police)这个标题下陈述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正如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指出的,我们或许会对此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亚当·斯密坚信，经济体系，应该通过市场的运行来控制一一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的著作，这一点己成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如果亚当·斯密和他同时代或先前的教授一样，是坎南所说的"老式的贸易与产业政府控制论的信徒"，那么，"警察"当然是适合谈论价格决定的最自然标题。①但是，让当时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昕众感到惊讶的并不是他的标题，而是他的结论。

1764年，亚当·斯密辞去教授职位，成为年轻的巴克勒公爵(Dukeof Buccleuch)的家庭教师，并和他一起在法国待了两年半时间，这给斯密带来了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收入。1766年，斯密回到英国，其大部分光阴是在出生地卡柯尔迪(Kirkcaldy)度过的，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研究，并进行《国富论》的写作。

从对亚当·斯密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可能觉察使《国富论》产生如此超乎寻常影响的特殊环境一一抛开他的天分不说。首先，他的许多主要思想，很早之前，很可能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他对这些思想不断进行思考，通过阅读和观察来充实其分析。他先是在牛津，后来在卡柯尔迫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独立工作，与其他关注经济问题的学者很少或没有接触。斯密自称"孤独的哲学家气尽管他看起来是一个容易交往的人。他肯定是从自己的事业中获得了乐趣，并能够在无需外部激励的情况下独自出色工作。在卡柯尔迪，他给朋友大卫·休漠(David Hume)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的任务是研究......我的娱乐是独自在海边远距离散步，你或许会评判我怎么这么打发时光，但我个人觉得特别快乐、舒适和满足，我一生中的最大享受恐怕也莫过于此吧。"®

亚当·斯密思想独立、偏爱孤独，孤独使他的思想自由驰骋，这必然有助于撰写一部主题新颖的著作。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巧合，亚当·斯密和伤萨克·牛顿(Isaac Newton)都是遗腹子。经济学思想史告诉我们，而且我也确信，亚当·斯密也受到诸如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Hutchson)、伯纳德·孟德维尔(BerhardMandeville）等其他学者著作的影响，但他吸收了他们的思想并为己所用。

《国富论》之所以成功并广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可读性。从亚当·斯密在爱丁堡以及后来在格拉斯哥所作讲座所涉及的主题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对写作艺术非常感兴趣(James Boswell是他的学生之一)。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用几乎嫉妒的口吻这样评价斯密的写作艺术:"他不喜欢任何超过常识性的表达，即便头脑最愚笨的读者也能通读无碍。他娓娓道来，用细微而朴实的观察鼓励读者，使他们在阅读中一直感觉惬意。熊彼特的意思是说，《国富论》清晰、有趣、富有说服力，能使读者饶有兴趣地阅读。当然，亚当·斯密的写作风格和现代大部分经济学家迥然相异，因为现代经济学家们要么不会用简单的英语，要么就用晦涩的方式来故弄玄虚。

亚当，斯密工作独立，并耗费人生大半时间来撰写《国富论》，这是使它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品质的部分原因，但同时这也造成了一些不利之处。人们常常提到《国富论》的结构不够严谨，一些章节的安排不够恰当，实际上，斯密自己也认为一些太长的章节"离题"了。对这-一问题，一般的解释是:斯密写作《国富论》历时很长，各章节在不同时期完成，如果要按一个更完善的结构要求来对以前完成的部分进行大量修改，那他会发现任务太繁重。看来有一点很清楚，亚当·斯密感觉写作异常艰辛，甚至就写作所耗体力而言，他也确凿无疑地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他常常通过向文书助理口述来撰写。

《国富论》同时还有一些模棱两可和前后矛盾的问题。如果亚当·斯密不那么孤独，而是和更多人进行商榷，那么，这些缺陷或许可以消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他同时代的人没有几个能透彻分析其作品。然而，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亚当·斯密为什么没有对本可消除的这些前后矛盾给予更多关注，那就是: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亚当·斯密。如果他知道《国富论》在两百年后还会被讨论，那么，毫无疑问，他会对其写作更加谨慎。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应该为他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而感到欣慰。因为，如果他有此预见的话，他很可能根本就不愿意出版《国富论》。亚当·斯密在临死前把他剩下的手稿付之一炬，这虽令斯密作品的爱好者痛惜不己，但无奈，它已成事实。作为一个那么在意其作品没有恰当完成就拒绝将其公之于众的人来说，他必然会对《国富论》如今受到的仔细推敲而感到忧心重重。斯密临终前为自己建树不多而深感遗憾:“我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所取得的成就:他全神贯注的研究铸成了经济学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一部天才之作。

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对经济学进行了清晰表述。他所讨论的主题、运用的方法，甚至各种论题的论述顺序都在现代经济学中重现。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经济学仅仅是做了一些"梳理工作,在此期间，经济学家们只是对《国富论》的分析工作进行一些补充、更正、提炼而已。

亚当·斯密通过一系列的绝妙手笔，成功造就了一个分析体系——我们的分析体系，其中一些我们非常熟悉，另外一些在我看来尚未得到充分发掘。众所周知，斯密思想的出发点是抛弃许多重商主义者所秉持的财富由黄金或货币构成的观点。对斯密而言，一国的财富是人们使用金钱所获得的东西，也就是直接由生产获得的或间接通过与别国交换得到的东西，这就是他在《国富论》开篇提到的观点: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最初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品，或是用这种直接产品从外国购买的产品。因此，一回国民所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应是好是坏，依这种直接产品或用它换来的产品与消费者人数的比例如何而定。

我们立即就能明白亚当·斯密关注的是某一时期实际商品和服务的流动，以及和消费这些商品的消费者数量之间的关系，他的重点是实际收入而不是货币收入:"劳动者是贫是富、报酬是高是低，与劳动力的实际价格而不是名义价格成正比"。

亚当·斯密的分析出发点是:一国的福利有赖于它的生产，但生产的数量又依靠劳动分工："劳动生产能力的最大提高，以及运用劳动所表现的更大技巧、娴熟程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p.13)。即使是为了生产最普通的商品也需要众人的合作：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品吧!你会看到，用他的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数是难以计数的。例如，日工所做的粗劣呢绒上衣，就是许多劳动者联合生产的产物。为完成这种朴素的产品，必须由牧羊者、拣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p.22)

亚当·斯密继续写了更多细节，并最后总结道:"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并考虑到投在这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与合作，一个文明国度里的微不足道之人，即使按照我们的虚幻想象过他最普通简陋的生活，也无法获得其日用品的供给。p.23)

熊彼特这样评论:"在亚当·斯密前后，从来没人想过要赋予劳动分工如此重任。咱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重要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却错误地轻视了它。因为对劳动分工的关注，使经济学转向对社会中人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世界各地数量众多的木们之合作是如何形成的?即便用最低生活标准来衡量，这种合作显然也是必要的。亚当·斯密的答案是:利用贸易或交换，使用由自利( self-interest)所推动的市场。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仁慈，那一定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剌激他们的自利心，并表示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容易展开。不论是谁，如果要和他人做任何生意，请首先，照这样做，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会获得你所要的东西一一一这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我们每天所期望的食物，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self-love) ，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要谈对他们的好处。(p~26-27)

这是一段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在教科书或其他地方见过无数次的《国富论》引文，它似乎表明，人类完全是由自利( ~e1f-interest)而根本不是由什么仁慈感情(feeling of benev olence)所主宰。此外，它似乎意味着仁慈(benevolence)或爱(love)，不能构成经济组织赖以运行的基础。但是，这些推理都是不正确的。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所说，人类的行为，受仁慈感情的影响;家庭，甚至是大家族(extendedfamily)中的劳动分工，都可能是由爱和仁慈得以维系的。我相信，亚当·斯密给出的是一个比我们通常的假设更微妙也更重要的观点。仁慈或爱是个人化的(personal);它在家庭中表现得最为强烈，也可能存在于同事和朋友之间。然而，随着关系的疏远，相互之间的爱或仁慈就会减弱，但总的来说，我们受爱或仁慈这些感情的影响。这正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要讨论的。

我很有必要提醒人们，在引用这一著名段落时(它在无数场合被引用)，也要同时考虑亚当·斯密在此之前所说的话，"在文明社会，人随时需要多数人的合作与协助，而一个人穷其一生也难以博得几个人的友谊"（p. 26)。如果你和我对这 句话的理解是一样的，那么，你就会完全改变对斯密观点的理解。依靠仁慈来提供充分的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大多数人的合作。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我们甚至是素昧平生，因此，我们既不可能对他们怀有仁慈，他们也同样不会对我们表示仁慈。如果我们确实了解他们，他们的生活、背景很可能与我们迥异，这就很难让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依靠自利不单是实现必要劳动分工的种途径，对于文明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分工而言，也是唯一途径。

我们只是没有时间了解谁从我们的劳动中获益，他们的背景又如何，所以我们无法感觉到对他们的仁慈，即使我们完全知道应施加仁慈。当讨论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论述时，经济学家常常引用他关于制针厂〈每个人限制在单个工厂之内)的著名例子，而不是我前面引用的例子〈那个例子中劳动分工是在世界范围内)，制针厂的例子也有助于我们把注意力从仁慈在现代经济劳动分工中所发挥的极其有限的作用中转移开去。

我已经提到，.----个人"穷其一生也难以博得几个人的友谊"这个句子从来没有被引用过，同样奇怪的是，在那段著名引文之后的句子也鲜为人所引:

社会上，除乞丐以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依靠别人的恩惠过活。而且，就连乞丐也不能二味依赖别人……他的大部分临时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供给。他把一个人给他的金钱拿去购买食物，把另一个人给他的旧衣，拿去换成更合身的旧衣，或交换一些食物和寄宿的地方，或者换成货币，再用货币随时购买自己需要的食物、衣服和住所。（p.27)

在我看来，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并不是说仁慈和爱不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而是说它们不可能是。在自利，动机下，我们必须依靠市场。如果人类天生只能对仁慈感情作出反应，我们将依然在洞穴中过着肮脏、野蛮而短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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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富论 Sentiments Schumpeter Mandeville Sentiment 国富论

市场的有效运行是维持和提高舒适生活标准的关键。亚当•斯密首先表明，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系统(marketsyster:n) 中，由于物物交换（barter)的不便，我们使用货币，用货币来表示所有价格;然后，他表明，价格体系(pricesystem)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它能够引导资源在生产中以发挥最大价值的方式被加以利用。俨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以寻求与其能力相称的最具优势的就业。这确实是出于对他自身利益而不是对社会的考虑。但是，对他自己有利的努力，自然或相当必然地导致他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就业"(p. 454)。他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实现一个并非其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没有考虑社会利益，并不见得就会对社会有害。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会促进社会利益，比他有意要促进社会利益还要有效"(p.456)。
对我们而言，亚当•斯密的分析体系可能显得有些原始，但实际上，他所得到的结论在今天也被认为是正确的。他所使用的自然价格概念，就是我们所谓的长期供给价格，有效需求(effectualdemand)就是这一价格下的需求数量，以下是亚当•斯密对均衡的描述:
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的量不多不少，恰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市场价格便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全部商品量都能以自然价格售出，而不能以更高价格售出。各商人之间的竞争使他们都接受这一价格，而不是更低的价格。(p.74)
他也假设，在均衡价格下，供给量少于需求量的情况，并描述了整个运行过程，就像经济学课程所介绍的那样: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给量，如果不够满足对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些愿意支付这种商品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之全部价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不愿得不到这种商品。于是竞争在需求者之间发生，而:市场价格便或多或少地上升到自然价格之上。(p.73-74)
当然，他同时也考察了在均衡价格下供给量超过需求量的情形
当市场上这种商品的供给量超过它的有效需求时，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那些愿意支付这种商品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v工资和利润之全部价值的人，其中一部分必须售给出价较低的人。这一部分价格的降低，必使全体价格随着降低。这样，市场价格便或多或少地下降到自然价格以下。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超过额是怎样加剧卖方的竞争，或者说，要看卖方是怎样急于把商品卖出的。超过程度尽管相同，与耐久商品相比，易腐烂商品输入过多会引起卖方更为激烈的竞争。例如，柑桶输入过多就会比旧式铁器输入过多所引起的卖方竞争更为激烈。(p.74)
亚当•斯密考察实际情况时，使用了一个例子，是他对国丧期间增加黑棉布需求的讨论
国丧期间，黑棉布存货往往不足，导致价格上扬，因而持有多量黑棉布的商人利润增加。可是，所增加的仅是商人的利润，而对纺织工的工资毫无影响。因为这时市场上不足的是商品，而不是劳动，换而言之，是产成品不足，而不是在产品不足。不过，国丧虽不能影响纺织工的工资，却会抬高缝工们的工资。因为，此时要干的活比能完成的多，劳动力就会不足。国丧降低了花丝绸和花棉布的价、格，从而降低了持有过量花丝绸和花棉布的商人的利润，以及-精制这些商品的劳动者的工资。因为这时候，对于这些商品的需要都不免要停顿半年或一年，于是，这类商品与这类劳动都供过于求。(p.76-77)
上述分析展现了亚当•斯密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他的工具可能是原始的?但他运用工具的技巧是超一流的。他可能没用任何需求曲线，但在他的分析中已包含着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人要制作一个需求表，则在更低的价格下就会对应一个更高的需求量。再考虑一下斯密关于价格管制的讨论:
当ZF为救济粮食匮乏所造成的困苦，命令所有的销售商按它所认为的合理价格出售谷物时，其结果，或者是使他们不把谷物提供给市场，这有时甚至导致在季节开头就闹饥荒，或者，如果他们将谷物提供给市场，又鼓励人们快速地进行消费，从而必然会在季节结束前闹饥荒。不受限制、没有约束的谷物自由贸易，是防止饥荒灾难产生的唯一有效办法，也是减轻粮食短缺痛苦的最佳办法，因为真正粮食短缺的痛苦无法消除，而只能予以缓解。(p.527)
如果我们今天讨论ZF对石油或天然气价格的管制，能做得比这更加出色吗?
但是，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分析的运用并没有获得普遍赞誉，他处理方法的笨拙和不完整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是如此强烈，以至好像如果他们生活在1776年前后，亚当•斯密就没有必要了。许多经济学家批评过亚当•斯密区别对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论述:
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没有什么东西比水的用途更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金刚石几乎没有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p.44--45)
诚然，这段话既非原创，也非特别有用。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丝毫未因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而受损。效用理论通常只是经济学分析的一种装饰，而非经济学分析的组成部分。
另一段令经济学家反感的文字是亚当•斯密关于垄断价格的陈述:
垄断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是能够得到的最高价格。反之，自然价格或自由竞争价格，虽不是在各个时期，但在长期内，却是可能有的最低价格。垄断价格是在各个时期都能向买者榨取的高额价格，或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买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而自‘然价格或自由竞争价格，却是卖者一般能接受的最低价格，也就是他能够继续营业的最低价格。(p.78-79)
让人产生异议的是，斯密讲述的是可能的最高价格而不是使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好像他没有考虑价格更高需求量会更少，或者，他是转而假设需求量的减少会以不连续的形式发生。但是，从我前面列出的引文以及《国富论》的其他地方可清晰看出，斯密是知道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他不能用古诺(Cournot)式的严密方式将垄断价格的决定公式化。然而，斯密关于竞争的观点是相当有力的，如前面所引用的那样，他将竞争视为-个过程(process)，而不像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那样，把竞争视为一个用高需求弹性定义的条件。我不需要隐瞒自己的信念，我认为，斯密关于竞争的观点，最终会被广为接受。
亚当•斯密还讨论了竞争者数量与可能出现的价格之间的关系。他说，如果交易"在两个不同的杂货商之间瓜分，他们的竞争将使售价低于商品只为一家所有时的情况;如果交易在20个商人之间瓜分，他们之间的竞争就将更加激烈，为了提高价格而合并的机会就会更少"(pp.361-62)。斯密相信，竞争者数量越多，将直接通过竞争过程和间接通过减少相互联合的可能性而使价格下降。这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论述，但是，我相信，现代经济学家不会做得比这更出色。我们不应当因为斯密留给我们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而拒绝他的观点，尽管我们有理由抱怨，自《国富论》出版两百年以来，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进展甚微。
亚当•斯密说明市场运作是如何调整一个经济体以实现产值最大化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求ZF给予最少的帮助:
每个人只要没有违反公正的法律，他就应当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使自己的产业和资本能与其他人展开竞争......自主权完全来自职责，在履行职责的努力中，人必然会有无数的谬见，任何人的智慧或知识对恰到好处地履行职责都是远远不够的;管理民众事务的职责与引导最符合社会利益的就业的职责亦是如此。(p.687)注意，当斯密说"公正的法律"时，表明他看到了设立ZF——即我们所说的产权制度的必要性，但是，他对除此之外的ZF行为并不赞成。
亚当•斯密反对更广泛的ZF活动，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而是他觉得ZF行为通常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他认为，ZF既缺少管理经济体系的知识，也缺少出色工作的动机。他说:"地大物博的国家，尽管有时会被ZF的奢侈妄为弄得穷困，但从来不会因私入而贫穷。"(p.342)
这是最大的放肆和专横……在王公大臣中，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L•h•-而他们自己j却总是无一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挥霍之人。他们只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花费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让人民自己去管。如果他们的挥霍不会使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哪里谈得上呢?(p.346)
亚当•斯密迸一步解释，ZF管制通常受到能从中受益的那些人的影响，结果就未必对整个社会有益:
商人的利益……不论是何种商业或制造业，在若干方面重往往与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至相反。扩大市场，减少竞争，通常符合商人的利益。扩大市场，虽然往往对公众有利，但减小竞争却不符合公共利益，只会使商人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将其利润提高至高于他们本来所应该得到的，而其余国民却要为此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层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小心听取以口果没有经过长期而仔细、严谨、质疑的考察，就决不应采用。因为他们这帮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一般来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子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常为他们所欺骗和压迫。(p.267)

在亚当•斯密看来，政府只有三个职责。第一，使社会免于"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和侵犯"(p. '6"89) ，如他所说:"国防……比富裕重要得多。"'(pp.464-65)第二，通过他所指的界定个人权利的法律体系(leg~lsystem)来建立…•今公义体系(systemof justice)。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斯密仅仅是提倡使用定价系统(pricingsystem)，但通读《国富论》后，我们会发现，他是在讨论价格体系运行所依赖的恰当制度框架。不管人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斯密关于学徒年限法、土地租赁、合股公司、司法管理或教育体系的观点，在一点可以把斯密方法与很多从那时起就开始存在的方法区别开来，那就是:他显然认为，对上述这些制度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经济学家不可或缺的正确而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只是在最近，才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制度框架的选择是值得系统研究的课题。
斯密认为，政府的最后一个职责，是建立某些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他所指的主要是公路、桥梁二运河等诸如此类。在我看来，斯密所认为的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项目的目录尽管很有限，但会越来越广泛，因为斯密没有预见到现代公司和现代资本市场的潜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斯密那个时代的合股公司，而斯密对合股公司是不赞成的。但这丝毫未损害他对此所做的非凡论述。在关于这些公共工程该如何得到融资和管理的探讨中，斯密认为，它们应当用消费者的付费来融资，而不是靠公共收入融资。这些公共工程的支出，似乎不必由通常所说的公共收入来支付。公共收入的征收和使用，在大多数国家由行政权力经办。这种公共工程的大部分，可能很容易这样来进行管理:使之被支付一种特定收入以足够支付建设它们所需要的费用。这样，就不会对社会的整体收入带来任何负担。
例如，在大多数场合，公路、桥梁、运河的建筑费和维持费，都可出在对车辆船舶所收的小额通行费;港湾的建设费和维持费，都可出在对上货和卸货船只所收的小额港口税……公路、桥梁、运河等等，如:当利用它们的商业来建造和维持，那么，这种工程就只能在商业需要它们的地方兴建，因而，就只能在易于兴建的地方兴建……宏伟的大道，断不能在无商业可言的荒凉国境内建造，也断不能单为通达州长或州长:所要献媚的某大领主的乡村别墅而建造。同样地，不能在无人通过的地方或单为增设附近宫殿凭窗眺望的景致9而在河上架设大桥。在公共工程建设费不由该工程本身提供的收入支付而由其他收入开支的国家中，这类事情有时亦会发生。(pp.724-25)
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把边际成本定价的提议拿给亚当•斯密，他一定会理解它的优点，但他也不会忽视这样的政策对所提供的公共工程所产生的影响。
在对《国富论》的综述中，我主要关注了自己所认为的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劳动分工、市场运行、经济体系中的政府角色。我深深地意识到，这样对待斯密的巨著是有失公平的，然而，这些主题仍然还需要很多演讲和很多演讲者来做。《国富论》所探讨的其他很多主题，无疑和我已经提到的那些一样重要，比如关于经济发展、公共财政、教育、宗教创立、殖民地(特别是美洲殖民地)等的讨论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上述的所有主题和其他一些主题中，亚当•斯密的论述都是意义深远的。看起来，他的思想令今天的一些读者触动很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令今天的一些读者感到新奇。
我将通过在这个场合难以回避的一个主题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亚当•斯密关于美国革命(AmericanRevolu­tion)的观点。在《国富论》中，美洲事实上是价格体系运行这 个大主题下的一个小主题咀如Fay所说:"美洲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当•斯密的思想，事实上，它最终成为他的一种执迷。"⑦斯密的观点是自由主义的，他看到了未来美国的强大:
它将成为"世界上出现过的最强大无敌的帝国之一"(p.623)。他不相信英国实施的政策。1776年6月，在《独立宣言》发表的前一个月，斯密在卡柯尔迪所写的一封信中说:"美洲战争己陷入僵局，我希望-一我不敢说是预期，战争会更好地结束。现在的英格兰虽然培训出各行各业的高水准专业人才，如伟大的律师、制表商、制钟商等，但它似乎没有培训出政治家或将军。
亚当•斯密没有低估美洲军队的作战能力。在讨论国防开支时，他认为尽管美洲民兵表面上不及英国常备军，但在若干年以后，它们将达到同等水平。他进一步说:"难道要通过另一场战役来拖延在美洲的这场战争吗?美洲军队可能在各个方面都与英国常备军不相上下，包括他们所表现的英勇……也不会比法国和西班牙最英勇善战的部队差。"(p. 701)无疑，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斯密在《国富论》的其他章节中谈到:"他们非常愤弱，但还自以为……能通过武力轻易征服我们的殖民地。"(p. 623)在1778年的备忘录中， 斯密给出美洲冲突的四种可能结局，而其中之一已经成为事实。@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他给谢尔本(Shelburne)勋爵写了封引荐信，谢尔本勋爵站在里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C)s­wald)也就是与美洲谈判的英方总代表的一边，谢尔本勋爵后来成为首相。1782年，奥斯瓦尔德代表英国在和平草案上签字，他后来被指责为代表美洲利益而非英国利益，并因此丢了差使d事实也差不多如此吧。例如，奥斯瓦尔德不但转达而且好像还赞成本杰明•富兰克林(Ber归minFranklin)关于将加拿大割让给美利坚合众国的提议。
然而，所有这些无疑都支持了亚当•斯密的态度，虽然他决不是美洲事业的热烈支持者。在《国富论》中，他对美洲领导人的动机做了如下描述:
人们之所以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因为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美洲领导人和一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物一样，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觉得或者想象，如果他们的议会一-他们把它叫做国会?并认为其权力和英国议会相等~一一大权旁落，仅仅成为英国议会低声下气的臣仆或执行宫，他们自巴的重要地位就会大部分丧失c所以，他们拒绝议会征税的建议，像其他野心勃勃、趾高气扬的人一样?宁愿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的重要地位。(p.622)
对亚当•斯密而言，美洲领导人想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而是地位。为此，他设计了一种能够给予他们这种地位的方案:在英国议会中，根据殖民地在公共税收中所占的比重，给予其相应的席位。如果这样做:
那么，各个殖民地的领袖，就有了一种获得重要地位的新方法，就有了一个崭新的更加灿烂的野心目标。他们不再为在殖民地派别的小小彩票中可能得到的小奖而去浪费光阴，而是在天生就具有的对自己能力和幸运的妄想下，希望在英国政治的巨大国家彩票的车轮中抽到某种大奖。(p.622一-23)
这就是说，一个充满野心的美洲人有希望成为首相，即实际上成为大英帝国的统治者。亚当•斯密也认为，美洲人最终期望大英帝国的资本能够越洋而来:
美洲在财富、人口和土地改良方面的进步一向是如此迅速，或许在不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的纳税额就会超过英国的纳税额。到那时，帝国的中心自然就会迁到对整个帝国的一般国防和支持作出最大贡献的那个地方去。（p.625-26)
乔治•J.施蒂格勒引用亚当•斯密关于美洲领导人动机 的论述，赞同这一"对政府行为的完全冷血的理性表述"，并认为斯密的方案是精明的。斯密的这个论述，与《国富论》中其他称人们表面上"热血"(hot-blooded)或者在政治行为中甚至"非理性"(irrational)的论述是相抵触的，而这些论述与政治行为是"冷血"(cold-blooded)的和"理性" (rational)的观点不一致，因此存在错误之处。但是，美国人在革命中的行为，证明人兼具冷血和热血特征。我自认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略ton)和托马斯卢杰斐逊(Thomas.] efferson) 支持美国革命的动机并不难理解二一亚当•斯密充分解释了他们动机的很大一部分。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获得受尽磨难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群众的支持呢?在解释革命者行为时，追求自身利益成功实现的动机显得不够充分。对于所有参与革命的人来说，革命是充满风险的事业，如果革命胜利，奖励将给予成功的革命领袖。
亚当•斯.密确实解释了为何美国领袖们会拥有追随者，但这并不是在《国富论》中，而是在《道德情操论》关于等级差别的讨论中。"最伟大的暴民都是仰慕者和崇拜者，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常常还是对财富和伟大了无兴趣的仰慕者和崇拜者。，，@亚当•斯密解释说，服从基于等级差别的权力，是人类维护次序所必需的天性。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这种天性偶尔也能制造混乱。
对普通美国人而言，摆脱大英帝国的统治是不是更好呢?
当然，这使他们摆脱了斯密所谴责的为了英国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而强加于其上的荒谬的贸易限制，但是，美国政府将通过它的关税政策，把符合美国商人和制造商利益的相似荒谬政策重新强加于他们。独立以后的关税就会比独立前更低吗?如果英国在美洲的支出主要用于防御，那么，在亚当•斯密看来，征税问题就变得简单i谁是低成本防御的提供者?如果是英国政府，殖民地人民会支付防御费用吗?如果他们不支付，英国就没有理由来维系它的控制。"如果大英帝国的任何省份不能对维持整个帝国作出贡献，英国就应当从战时保卫这些省份以及和平时期支持它们的民用或军事建设所支付的花费中解脱出来，并努力使其前景和规划适应自己真实而平凡的处境。"(po947)这是《国富论》的最后二句话。
的确有理由认为亚当•斯密可能参与了查尔斯•汤曾德(Charles Townshend)沓的征税方案，而这些方案有助于加速美国革命的爆发。@亚当•斯密将税收视为殖民地对宗主国所提供服务的付费，而殖民者，或更确切地说?殖民者领袖将经济问题转化为了政治问题。但是，如果斯密的整个方案获得通过，美国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我从芝加哥电台听到一个孩子关于1776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中有这样一个句子:J6"‘如果不是lη77邓6年，英格兰现在还统治着美洲。
当.斯密的方案获得实施，1776年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美洲仍在英格兰的统治之下，那么，我们今天纪念亚当•斯密，就不会仅仅视其为《国富论》之作者，还要欢呼其为建国之父。
《国富论》是一部要人们怀着敬畏之心进行深思冥想的著作。它分析之敏锐、范围之宽广超越了其他任何经济学书籍。然而，它的卓越令人心绪不宁。在过去两百年里，我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我们的分析当然越来越复杂，但是，我们并没有显示出关于经济体系运行的更高明洞见。而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方法还不如亚当•斯密。当我们讨论有关公共政策的观点时，我们会发现被我们忽略的一些命题，亚当•斯密已经论述得几近"不证自明"。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或许，部分答案就在于我们没有读过《国富论》吧!

亚当•斯密在临死前把他剩下的手稿付之一炬，……作为一个那么在意其作品没有恰当完成就拒绝将其公之于众的人来说，他必然会对《国富论》如今受到的仔细推敲而感到忧心重重。

相比其作品并没有恰当完成，就不分良莠全部当作神圣遗产供后人崇拜的马先生而言，……斯密严谨的科学态度的确更加令人敬仰！

韩非子也有国富论的。

ch234 发表于 2013-5-15 14:51
韩非子也有国富论的。

韩非子是……重农和重商学派。

科斯对国富论的总结很到位
对比一下
某些人真该回去再把国富论读个10遍

此刻突然想百毒国富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