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相似文件 换一批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内容提要］国际问题研究应当更多地从人性着眼，这是本文的一个基本论点。作者在对传统的“科学思维定式”造成的问题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以近几十年来取得进展的非线性理论和耗散学说为根据，从混沌现象和人的非理性等方面，初步探讨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者强调，总之，我们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不应满足或局限于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泛议，而应更多地从人性入手，揭开各种神秘的面罩，开启微观国际政治分析的大门。

　　［关键词］人性，混沌，复杂性，不确定，微观国际政治分析。

常听人说，“现在的国际格局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难于捉摸”。其实，何止是现在，过去、将来国际政治都没有、也不会特别有把握做“精准预测”的时候。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然而，现在的环境和气氛，造成了一种以为世界可以是、应当是按照某些确切的规律加以运行的看法，不少人进而认为“科学的理论”（不管是科学的政治学、科学的经济学或者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等等理论）有责任发现这些规律和加以说明；一旦学者工作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时，批评和抱怨势在必然。我想，就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而言，那些以“用现代科学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自诩的经济学家，对此种看法的形成，负有一定的责任。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书的作者、《科学》（science）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沃尔德罗普（M.Waldrop）批评道，现在的经济学就象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以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把这个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说明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计量学家们如此成功地把他们的学科转变成了假扮的物理学，在他们的理论中，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滤去了。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测的自我利益。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预测一个粒子对任何一组特定的力会作出何种反应那样，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经济人会对什么样的特定经济形势作出何种反应：他（或它）会正好把自己的‘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同样，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状况描绘成永远处于完美的均衡之中，供总是正好等于求，股票市场永远不会被疯癫和狂泻所覆没，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强大到能够垄断市场，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场的魔术总是能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值”；这种观点使人联想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把宇宙看成是牛顿完美运动定律下的一种巨大的、精确有如时钟的装置。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家们似乎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下的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他还指出：公平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已经在基本的经济模式上发展出了各种各种详尽的阐述，以涵盖诸如前景的不稳定性和财产继承等事情，他们还使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适应于税收、垄断、国际贸易、就业、金融、货币政策――举凡经济学家能够想到的一切；但是，他们的理论仍然无法描述出“人类世界的混乱无序性和非理性，或者象每天都可以在加州的柏克莱大街上见到的那些情形”。[1]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近几十年开拓出的混沌学和耗散理论可以提供许多启示。混沌理论告诉我们：经济的和其它社会的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能产生混沌行为，从而导致系统的不确定性；混沌行为对初始条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系统初始条件的一点小变化，最终能带来行为结果的巨大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即一个原以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变化（“南美洲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造成系统的面目全非（“在北美洲引起了一场风暴”）。一些混沌理论家认为，若存在混沌行为，则中长期预测（所谓“人的理性预期”）完全没有意义；由于初始位置无法把握，加上各种随机的误差，未来是测不准的。同时，混沌理论还说明，简单的系统可以产生复杂的行为，确定的系统可以产生不确定的行为。[2]《从混沌到有序》的作者、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I.Prigogine），依据耗散理论及科学思想史的一些新进展，广泛讨论过自然界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对称性和非对称性、决定性和随机性、简单性和复杂性、进化和退化、稳定和不稳定、有序和无序等一系列重要的范畴，指出应当把动力学与热力学、物理学与生物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和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新联盟及新的科学观和自然观。[3]与此相反，普氏提出：人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应当超越牛顿思维的束缚，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人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论的世界之中。确实有不少现象是决定论的和可逆的，比如无摩擦的摆的运动，或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在这种可逆过程中无所谓时间的优势方向。但是，也有许多不可逆的过程，它们涉及时间的方向性。假如你把两种液体（例如水和酒精）掺在一起，从经验可知，这两种液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混和起来。我们却从未见过这个过程的逆过程，即这种混合物能自发地分离成纯水和纯酒精。因而，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过程。他强调，一旦传统科学及其思维遇到广大生物界构成的多维系统或由生动鲜活的人组成的社会等“复杂系统”，就不得不对自身加以修改，否则就将完全失去效力；“人类存在由不断创生不可预测的新鲜事物”组成。[4]

确实，想想日常生活里我们所感受到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变性，就不难体会到普氏看法的道理，因为那种机械论的分析方法实在是无法适应现实里变得越来越混沌不清的世界和国家间关系。如果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只包括很少国家和角色的系统，比如说象19世纪那样仅有十几个国家的世界体系，或者是理论上的单极和两极结构那样，还有可能对这种系统中为数不多的角色分别加以讨论，看看它们的目标、手段、关系以及行为方式等等会是怎样。这种系统中各种角色的定位和思考（战略）原则上是可知的，能够预见的；国际政治的博奕论搞的就是这一套，它类似于经济学上讲的理性预期。这并不是说系统内不会出现突发事件，而是说此类事件的数量较少、影响有限，研究者“犯错误”的可能性较小。很自然，系统内的角色越少，它们的目标和态度越相似，可预见度就越高。现在，让我们看看现实的世界，尤其是不同于18－19世纪的今日世界吧。单从国家层面上讲，角色的数目就要多得多，即使它们是同质的，数目的增加就足以使事物变得更加复杂。19世纪后期时，世界体系里活动的不过十数个国家，20世纪中叶联合国成立时其会员国也才刚过50个，可目前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有主权地位的国家数量，已经将近190个。不只在国家层面上，战略的不确定性是从前无法比拟，从复杂性角度观察更重要的是，除了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涌现出了日益增多的各式各样的角色，它们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模式更是难以确定――宗教组织，跨国公司，新社会运动，政治集团，反核人士及生态保护团体，女权主义呼吁者，不分国界的资本流动及其掌控势力，同性恋联盟和其它稀奇古怪的“俱乐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哪一个都无需政府参与或许可，谁都有可能对事物的发展变化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它们的类型、利益、目标和行为方式都更加复杂多样和难以定性。研究者对它们所知甚少、把握更小，它们的选择更难预测。同样是宗教组织和政治集团，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区域内，又有许多差异和矛盾。甚至对生态组织和同性恋团体都可以说同样的话。它们使得判断分析、预测对策的工作变得更加难办，遑论“准确预警”、“未雨绸缪”！？

从理论上讲，上述变化要求我们对复杂性和偶然性有更加全面综合和有动态感的了解。从常识上讲，复杂性表现为一种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在控制论、系统论和独立组织的理论范畴中，复杂性概念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系统内各种因素之间极大的差异性，而尤其表现出这样一种极其难以预料的活跃性，即一种由极其众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可变性和它们之间大量不同性质的关系而产生的活跃性；实际上，复杂性这一概念近似于偶然性概念。所谓偶然性，指的是两个以上的因果关系或不同目的组成的“链条”不期而遇的不可预见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偶然事件的确定，既涉及到对属于同一个数量级复杂程度的说明，又牵扯到对既定对象特点的描述，其特点好比计量学上所形容的那样――“用4个参数，你可能估量一头大象，而用8个参数，你便可使大象的尾巴动起来”。[5]《复杂》一书的作者，用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复杂性”范畴的意义：“牛顿的机械化运动的比喻接近正统的正教，这个比喻认为宇宙基本上是井然有序的，……上帝安排了世界，只要我们循规蹈矩，秩序自然存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行其责，追求我们各自的正当权益、努力工作、不打扰别人，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自然趋于均衡”；“而另一种理论选择――复杂性的特点――则完全是道教的。在道教中，秩序不是天然固有的，‘世界从一开始，一变成二、进而变成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又导致无穷无尽。’在道教中，宇宙是广袤的、无定性的、永恒变化的。你无法将其定死。”“复杂性理论不是基于牛顿式机械化预测的比喻，它似乎更接近于一棵树从树种长成参天大树的比喻，或者好比一个计算机程序从几行编码展开，甚至或许是一群头脑简单的鸟儿，有机而自组。”[6]

分析到此，不能不讨论一下所谓“人的理性”。事情如此复杂，偶然性又如此普遍，那么人的理性能否从容思考和应付这一切？回答可能是否定的。说起来，现代物理的世界和牛顿的思维方式确实是某种“理性之体现”，但人的世界就不那么简单。人可以“理性地”改造自然，却未必能够同样地对待自己，包括理性地预测人的命运和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也许正因如此，如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7]，爱因斯坦对人的科技成就与人类弱点的复杂关系，始终存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这位发明了广义相对论、极具智慧和良知的学者，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特别悲惨的时期，即法西斯主义、排犹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晚年时感觉到，所谓人的理性，也可能是最不理性的，因为人类用科学思想和方法创造出来的原子弹及其他手段，可以从根本上毁灭人类自身和整个地球。爱因斯坦指的当然是最极端的人的理性之异化，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看上去不断发展、不断演化的人类理性，确实含有深层次的、难于调和的内在矛盾。人作为一种类种，似乎变得越来越聪明和有创造性，但与此同时人性的复杂性，包括情感个性、善恶动机和非理性等等，却往往不受人自己的控制，造成有时相当积极、有时却非常消极的结果。人的理性或非理性，实际上是很难界定、很难预测的。尤其在国际政治里，看上去个人的存在似乎不重要，实际上国家的行为完全是由那些有复杂情感和理智的人决定的。在考察国际政治时，必须把它作为人的种种行为的结果加以考虑。联系到上一段讨论的内容，可以这样说，在国际政治里个人的行为出于不同的原因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所谓的不可预见性，或者说历史上意外事件的发生（偶然性），其根源往往在于――从积极方面讲――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于人――从消极层面看――会出现非理性和“犯迷糊”，在于国际政治生活中千千万万的个人――从小国的国务活动家到大都市中的出租车司机，从联合国难民署的普通工作人员到非洲之角的乞讨者，从女权主义者到同性恋追求者――所扮演的角色之千奇百怪、千差万异。可以说，没有这种奇异性和差异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离开这种奇异性和差异性，人们见到的，毋宁说是“梦到的”，将是《理想国》或《桃花源记》。

知道了这一切，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就不要对某些政治家的某某事件体现着或预示着“历史必然性”的大话不必太当真，至少不必照单全收；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邱吉尔会说，历史就是一件接一件见鬼的事件组成的。《复杂》一书的作者这样形容历史的偶然性：“正反馈积累了一系列无关紧要的偶然事件――在大厅的过道上谁碰到了谁，哪辆货车凑巧在哪儿停下来过了一晚，意大利制鞋匠凑巧移民――这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会扩大成再也不可逆转的历史。难道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能够完全只依靠自己的天份而成为超级明星吗？这是很难的。她幸运地在唯一一部引起哄动的电影里扮演了一个角色，因此而扬名。仅仅因为有了名声，她就从此飞黄腾达。而和她同时入行、和她具有同等才情的演员却没能取得任何成就。难道英国的殖民者们当年在寒冷而多石的马萨诸塞海湾聚集，是因为新英格兰的土地最适于建农场吗？不。他们到达并聚集在了那里，只是因为马萨诸塞海湾是这些移民到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们下船登陆的地方，而他们在那儿下船只是因为他们乘坐的‘五月花’号船寻找不到弗吉尼亚州，迷失了方向。殖民地一经确立，就再没有回头的路了。没人再想选择波士顿，再搬到别处去了。”[8]在我看来，沃尔德罗普这位《科学》杂志的著名撰稿人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历史进程同样包含人的有意识的努力，具体的事态中包含着人的理性和计算，许多事情的发生恰如所预料的那样，规律存在于相当多的事态和进程中，但他所以强调历史偶然性和复杂性的一面，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因为他想以振聋发聩的语言一扫旧习，使读者的思考方式非线性化、立体化，更有层次更有创造力，使原本十分生动丰富、但被过分简化的历史画面，重新变得生动和丰富起来。

20世纪最有名的政治心理学家之一的沃拉斯（G.Wallas），曾经仔细探讨他所说的“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现象。他发现，“人总是按照对本身利益的明智见解行事”的假设，是与一般人的政治和经济思维习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假设又可分成两个独立的假定：第一，人总是按照对达到一个预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推理行事的；第二，一切推理都是同一类型，由同一“论证”过程产生的。然而，事实和分析都有力地证明，这两个假设都是有问题的。首先，人并不总是按照对目的和手段的推理行事的。在政治中，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直接刺激下行事，其感情和兴趣可能与正式的口号和要求大相径庭，或者说，与政治家通过“理性分析和引导”得出的东西针锋相对。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所作出的理智推理，而且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所修正的意向。只要留意一下诸如个人喜爱、恐惧、嘲笑、财产欲等冲动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可以明白了。[9]其次，人们确实总在对他们的政治行为的结果做出判别，但这种判别很难说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理性推理”。虽然心理学小册子上讲得似乎明明白白，但真的要去追究，却不是一件易事。人的头脑就像一把竖琴，所有的琴弦都一齐震动；因此，感情、冲动、推理以及称为理性推理的那种特殊的推理，往往都是单独一种心理体验的许多同时发生的、互相混合的方面，它们是如此复杂地混合在一起，以致常常很难断定这一连串的意识状态是称为感情还是推理更为合适。即使当一个人的思想明显属于推理类型时，也不一定能够说清楚它的每个步骤到底是不是由一个明确的目的控制，哪一步算本能、哪一步算推理。我们的许多推理，就像它们所伴随和改变的准本能冲动，是在我们根本不作有意识努力的时候发生的。人看见一块石头掉下来身子就向后跳，在这种纯粹本能的动作中，跳的冲动以及石头掉下来有危险的推理只不过是同一个无意识过程的两个名称。它既是本能冲动，也可以说是本能推理。“所有这一切的政治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识推理的结果。习惯在政治中显示的力量主要是形成各种思路。……这样下意识地形成的意见，是我们日常生活事务中一个相当可靠的指导。物质世界并不是经常故意欺骗我们，我们的最终信念乃是无数个独立的、瞬间的推理的结果，其中正确的推理比谬误的推理多，也比谬误的推理更有可能存在下去。”[10]沃拉斯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看待股市现象。按照理性预期学说，既然所有的经济行为体都是完全理性的，那么所有的投资者必然是完全理性的人；而且，既然这些完全理性的投资者对所有股票的长远预期获利都掌握同样的信息，那么他们对每股股值的估计，即在扣除利率后的预期净利，就应该总是一致的。照此推理，这种完全理性的市场就永远不可能陷入投机性的炒做和崩盘，股市最多只会由于对各种股票预期的最新信息而稍有波动。据理性设想，纽约股票交易所大厅必然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可是事实却与这种预期大相径庭：形形色色的泡沫和崩盘在大起大落，交易员的情绪同时在发生变化，狂喜和恐惧、焦急的期待和极度的沮丧、信心十足与萎靡不振；一会儿“熊市”，一会儿“牛市”。很多时候看上去，股市真象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但是，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股市难道不正是正常的人从事的一种正常的经济活动吗？它难道不正是人的本能冲动与本能推理的综合体现吗？它难道不正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结合的最佳实践场所吗？在非理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交错、替代或较量中，人的兴奋感（或疲劳感），或者人群的数量多寡，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股市算是一个事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某个很有心计的人，会在冗长会议最后阶段，趁大家难于集中精力之时通过某项在通常考虑下很难通过的决议。政客在群众大会上以高谈阔论吸引听众也是一例；不论是否真的负责任或符合“理性考虑”，政治家激昂的言辞和许诺对现场听众总是特别有用。人的理智和动物性，理性与非理性，形而上与形而下，只有相对的区别，这种区别更多地不是存在于现实中，而是想像于分析者和理论家的脑海里、笔端下，其实这些个“对子”是无法断然分割的；恩格斯说的精辟而俏皮，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这些分析教导我们，任何时候在判断问题时都要留有一点余地，不要把任何个人的作用神秘化，譬如说把本来很平常的国际政治斗争，说成是智力超常者的精彩博弈。

我们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不应满足或局限于传统的宏观式的泛泛议论，而应更多地从人性入手，揭开各种神秘的面罩，开启微观政治分析的大门。本系列论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仅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始，是“人性与国际关系”大课题下的一部分内容。作者当然期待着更多人的批评与加入，并以此看到微观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新气象。

---

<![endif]>

[1] 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第12－13页。

[2] 这方面，可以参见李拉亚对混沌理论的简明扼要概括，见他的著作《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2－33页。

[3] 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64－87页。

[4] 参见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

[5] 皮埃尔.阿兰：“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复杂性、偶然性和个人”，载自［法国］吉拉尔主编《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5－56页。

[6] 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第464页，第462页。

[7] 《确定性的终结》，第148－149页。

[8] 《复杂》，第35－36页。

[9] 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页。

[10] 《政治中的人性》，第63－64页，第66－67页。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1 回帖

关键词：不确定性 复杂性 不确定 确定性 王逸舟 复杂性 不确定性 王逸舟

贴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 》弗里德曼，对比一下，高下立见。

“中国的学生尤其是传统的知识体系影响很深的文科学生多半不太了解和理解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专业的也不例外。由于方法方面的底子太薄，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是感性的、随意的、甚至是纯粹个人知识的一种宣泄，不经过严格的研究程序。这种成果的可靠性、确定性、可检验性都很值得怀疑。大陆经济学界这么多年来生产了太多的文章和太少的知识，就与经济学研究中公认的研究方法的缺失有关。别说是学生某些已经得到教授头衔的名人其研究很难说是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文章，很多创见可靠的太少。弗里德曼的文章发表至今已历经半个世纪，对于西方经济学界来说把这篇文章放进经济学史的纪念馆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对于需要进行方法论补课的中国学生而言这篇文章所讲的东西仍然是难以绕过去的”——罗卫东

15631.rar (31.87 KB)

2005-5-28 16:04:00 上传

王逸舟——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995年10月我应贵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之约，撰稿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发表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短文，倡言以规范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并断言若能如此，本土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而且，也可登世界经济科学的殿堂。该文发表至今，转眼五年，有幸承蒙贵所再度邀约，来谈我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看法。藉此机会，不揣浅薄，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将我近年来的若干心得体会再次提出来和各位同仁进一步探讨。 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中，我也宣扬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个想法是基于经济学做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的特性而推论，并根据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从原来的英国转移到现在的美国的现象观察而得来的。 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解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世纪最后二十年GDP年均增长率居于世界首位。现在国内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预期当我国的经济在21世纪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时，我们也有可能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只是为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提供了机会，要把可能变成现实，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还必须做出非常自觉的努力。除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外，我今天想再就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其它几个方法论的问题，做些进一步的阐述： 1．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请专家匿名审稿。这些 “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它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把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这样的观点、主张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论之名，但和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能够做出贡献的理论，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必须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规范，数学模型是最严格的形式逻辑，能将逻辑分析数学模型化最好，这是国际上经济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如不能，至少在分析问题时，什么是大前提、小前提、什么是假设、什么是推论也应该有明确的表述。 其次，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对于这一点，我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要特别给予重视。一方面，学习国外现有的理论是需要的，但是，不管是哪个名家的理论，只有他的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是可以暂时接受来解释我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如果，发现理论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不一致，要坚持的不是现有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去了解我国的经验现象，然后，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所以，当发现这种不一致时，不要死抱理论，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也不要在巨人的面前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其实，这正是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绝好机会。其次，和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而且，利用数学模型来做逻辑推论在国际经济学界是一个潮流，因此，我国的年轻经济学者容易以为数学模型就是经济学理论，以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自得，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如果，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在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甚为盛行，由于所要处理的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因此，所使用的数学必须相当复杂，但是，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所以引起重视不在于它复杂的数学模型，而在于它解释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为什么没有像古典增长理论所推论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经济现象。这几年，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已有些过时，其原因则在于这个理论的许多推论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其实，在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上，纯数理模型的文章是少数，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例，在2000年共出6期，不计第2期年会文集以及各期中的短文，总共发表了48篇论文，一点数据分析都没有的纯数学模型的论文仅有17篇。 此外，一个理论是几个重要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因此，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的时候，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谨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若干个其它理论。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经验事实为例，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教育、R&D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而R&D等又多发生在发达国家，来解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可以比不重视这方面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快而使收入差距扩大。但是，我和蔡昉、李周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样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一国的收入水平决定于其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则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以，要提高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提高指的是人均资本量的提高，资本来自于经济剩余的积累，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结构，可以使一个经济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多的剩余。除了剩余的大小，资本的积累还决定于积累率的高低，积累率的高低则决定于资本积累回报率的高低，后者则视技术创新的速度而定。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来自自己的R&D，投入大而成功的概率低，发展中国家如果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其技术创新绝大多数可以来自国外现成技术的引进，成本远低于自己由R&D来获得，所以技术的创新可以远快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积累率也可以远高于发达国家。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剩余大、积累率高，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逐渐缩小，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也就会收敛。反之，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按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发展的产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获利能力低，缺乏自生能力[1]，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升也就慢。而且，为了建立没有自生能力的优先发展产业，国家只好以扭曲价格，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所以经济运行的效率很低，和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的差距也就会越来越大。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了解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决定作用，而以为发展和不发展是技术水平决定的，把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上，结果发了很大的力量去发展在技术上水平较高但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事与愿违。我们提出的这套理论同样可以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的现象，提供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2]。所以，当我们看到现有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一致时，即使这个理论是名家提出的，也不能就此满足，而应该进一步想想是否还有其它同样是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不管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提出的，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当有好几个理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致的，这些理论可以是互补的，亦即这些理论所强调的原因可以同时存在，而不相互矛盾。这些理论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的，也就是这些理论中接受了一个，就要排斥另外的。那么，在竞争性的理论中该接受哪个理论呢？而在互补性的理论中，也不是每个理论都成立的。通常当有许多理论都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时，我们可以从各个理论中分别得出许多不同的推论，一个理论只有当它所有的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所证伪时，才能不被修正或抛弃。 同样以上述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为例，按内生性增长理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除非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比发达国家投入更大比例的资金，否则无法赶上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赶上或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它们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R&D、教育和其它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不及发达国家，因此，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说明为何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增长则可，但这个理论无法说明为何有些发展中国家赶上了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了。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我们提出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赶上发达国家决定于是否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理论应该比内生性增长理论更有说服力。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原因的争论。传统比较流行的理论有三种，一是天灾说；一是人祸说，即认为公共食堂及其管理不善是造成大危机和大饥荒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人民公社规模过大，“五风”盛行，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上述三种理论，从逻辑上来说都能导致农业危机的产生。我则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假说，认为这场农业危机导因于合作化运动从自愿转变为强制，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使得“搭便车”成为不可遏制的行为，劳动积极性随之瓦解。何者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传统理论的一个共同逻辑推论是，如果天灾结束，气候条件恢复正常，或者如果公共食堂解散，如果人民公社规模缩小，农业生产效率就能够得到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退出权理论则预测在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中其效率将低于个体农场中。国内外的研究表明，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以后，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从未恢复到农业大危机前的水平，虽然这段时间天灾结束了，公共食堂解散了，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五风”得以纠正，农业生产实际上划小为以生产队和大队为核算单位。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一理论在内部逻辑上是一致的，内部逻辑与经验事实也是一致的，没有被证伪。[3] 2．理论假设的一致性 内部逻辑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一致是任何学科理论发展的共同要求。而经济学所以不同于其它同样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则在于其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科的基本假设，即理性人的假设[4]。一个学科甚或一个学派所以成其为学科和学派是因为一些假设为这个学科或学派的各个学者所共同接受，并做为他们理论研究的共同出发点。现代经济学在国外有各种不同流派之分：如凯恩斯学派、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等等，这些流派都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即在于他们都以理性人为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就各种的可能选择中，做出最有利于其目标之实现的选择。所谓经济理论其实也就是理性的人在某种限制条件下（也就是因），做出了最佳的选择而产生了这个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果）。所谓最佳的选择不局限于收入的最大化或利润的最大化，一般经济学家讲的是效用的最大化。在效用函数中收入、风险、休闲、名誉等都可包括在内，而且在这些目标间可以有一定的替代。一个革命志士，可以为革命目标抛头颅、洒热血，但在可以达成同样的目标而不必牺牲性命时，以较小的代价保住生命即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它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5]。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天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合乎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于从其它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做了最佳选择的理性行为。 经济学家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从这个假设为基本点出发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能简单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而只是我们对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所以，要求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产生这个现象的各种条件。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这个学科中所有的学者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同样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假设的一致性要求学者不能便宜行事，熟悉数学模型的人都知道，只要改变前提条件，那么，数学模型可以得出你所想要的任何结论。一个学者，在研究同类问题时，坚持前后一贯的基本假设，这样研究才能更深入，研究出来的各种成果也才能累加成一个体系。 3．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 在人是理性的前提既定之下，所谓经济理论无非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以达到其目标的最大化，而选择的结果正好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包括在这个模型中的给定条件是否合适。所以要构建一个理论时，首先要了解限制当事人的选择的给定条件是什么。 我和蔡昉、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解释。过去总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我们则从政府当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解释。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我国当时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资本非常稀缺，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无法投资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主要经济剩余只能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少而分散，不容易聚集，靠市场无法动员资金建设投资规模大的项目。认清了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落后经济的三个特征（决策者的约束条件）及两者的尖锐矛盾之后，可以导出为了实现政府决策者的目标，仅能用计划替代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传统的计划体制尽管效率很低，但从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来看，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它的存在是由要素禀赋和发展目标的矛盾决定的，而不在于我国的社会性质，学习苏联的经验则是因为斯大林在3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和我们在50年代时面临的矛盾相同。从我们这个理论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社会性质不同的印度、拉美国家也和我们有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因为他们的政府和我国一样，想在资金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优先发展资金相对密集的产业。 其次，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并不是越复杂越好，而要尽可能地简化，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要用很少的给定条件，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一般学者容易采用带有很强的“模型特定性”（Model Specific）和“问题特定性”（Problem Specific）的条件。但如果条件是模型特定的或问题特定的，这种理论能运用的范围就很局限，用社会性质来解释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存在，就属于问题特定的条件，因此，由此产生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性质和我们绝然不同的其它发展国家也有和我们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要有尽可能强的“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有更大的解释范围，要达到这个目标，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就要有一般性。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既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 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要尽可能地简单，不仅要求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而且，不能苛求限制条件完全吻合于现实。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最为经典的论文是弗里德曼撰写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6]。在该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其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对于理论的取舍以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即理论是否能解释和预测现象为依据，而不能以理论的假设是否正确为依据，例如，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要素价格趋同理论”，按此理论，如果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贸易摩擦和交易成本，则通过货物贸易，两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价格将会趋同。显然，不存在完全自由、没有摩擦和交易成本的贸易，但不能以此来否定这个理论，是否接受这个理论，依据开放贸易以后两国的工资和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否缩小而定。理论和地图一样，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只要能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因此，要舍掉一些无关紧要的条件，仅保留最重要的条件，否则，理论丝毫没有节约信息，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当然，保留在理论中的假设条件也不能过于偏离现实。过于偏离现实，理论将失掉对现象的解释力。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s）应该是“易于处理的”（Managable）和“现实的”（Realistic）。而科斯本人也正是通过松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才做出在新制度经学上的开创性贡献的。我个人对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的研究也是从放弃Amartya Sen著名的1966年论文中完全监督的假设，[7]而取得和经验现象一致的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较家庭农场中积极性低的理论推论。 理论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而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前提条件又不能太过偏离现实，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但什么是不过于偏离现实，例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什么条件下交易费用必须作为主要的条件，则又视问题的特性而定，这并无简单的规则可以遵循。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在这点上，我国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多下点苦功夫，在平时读经典文献时，不只是去了解观点，而是，去体会大师们如何观察现象、提出问题、选择给定条件等。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做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在读经典文献时，如果只关心观点而不从方法论上去揣摩，则只能说是看热闹。另外，在研究问题时，一方面要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特性，另外一方面要有比较宽的视野，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以下的“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也许对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在寻找最重要、最一般的限制条件来建构理论模型时，有参考价值： 1.“本质特性分析法”即在分析一个现象时，首先想清楚谁是这个现象中的主要决策者，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的特性为何，他所处的环境又有哪些特性，等问题。例如，蔡昉、李周和我在提出计划体制的形成理论时，就是从做为决策者的政府，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我国资金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的特性冲突而演绎出来的。我在研究合作农场的激励机制问题时，则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大、时间长的特性，知道农业劳动投入监督不易，而放弃了Sen的完全监督，加入监督程度和监督成本于模型中。最近，我在研究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发展中小银行的理论，则是从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动员资金和分配资金，而能动员的资金决定于资金分配的效率，以及在资金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发展中国家，资金使用效率最高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中小企业，而股市直接融资固定成本高，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规模小等特性演绎得来[8]。在这儿我有一个心得，要特别提醒诸位注意，在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时，要特别给予要素禀赋结构足够的重视。在主流经济分析时，通常只有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才会讨论到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但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在做任何和发展有关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给定条件。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中国出现的问题，大多和忽视了我国的要素禀赋的特性有关。 2.“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研究某一时某一地的一个现象时，同时去了解这个现象到底是此时此地唯一的，还是在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对计划体制产生原因的研究，如果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用社会性质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逻辑上也是严谨的。但当我们看到其它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计划体制时，那么，应该可以知道计划体制的产生有比社会性质更为一般的原因。 3.“历史纵向归纳法”即《大学》上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了一个现象的演变发展过程，大概也就知道了它产生的原因。同样以计划体制为例，苏联刚建国时并无此体制，而是在1929年斯大林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之后才形成的。由于体制的变化是伴随着发展战略的变化，因此，计划体制产生的原因应该和战略有关。 4.“多现象综合归纳法”是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的原因时，国际贸易学者常从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来分析，而金融学者则从金融抑制的现象来分析。但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一般是同时存在的，如果能将这两个现象同时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在资金相对稀缺的状况下追求资金密集的产业优先发展，为了让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能够生存的必要制度安排。所以，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是比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更为一般的条件。 以上的“一分析、三归纳”虽然分开来解释，但在运用中实际上是反复交替的思维过程。从本质特性演绎来的理论的推论必须随时对照于归纳来的现象特性。从现象归纳来的因，也必须经由演绎来重构因果之间的逻辑体系才成为理论。 4．实证检验 理论分析只能说明在理论所阐述的逻辑机理中，因（给定的条件）对果（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产生是有正的还是负的影响，但无法说明这个影响的量有多大。是否真的有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只能从经验实证中才能获知。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现象，理论就必须不断地接受经验现象的检验。只有不被经验现象证伪[9]的理论才能被暂时接受为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只有在经验验证中，确认为有相当大影响的理论，才可接受为在诸多可能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中，不是一个无关紧要（trivial）的理论。做为一个有志发展理论的经济学者，不能仅满足于逻辑的完美，而必须不断用经验事实来检验它所发展出来的理论。 计量检验是经济学中经验实证的一个主要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模型为了简化起见，通常把给定的条件尽量简化，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所要解释的现象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在做计量检验时则必须将其它可能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地考虑进来，以便控制其它因素的影响，分离出理论模型所重点考察的因素的影响。例如研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时，在理论模型中消费是消费者根据给定的收入条件和一定的相对价格所作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结果。然而，消费行为除了受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影响外，还可能受不包括在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教育水平、年龄、性别的影响。在根据统计经验资料做回归分析时，教育、年龄和性别等因素都要包括在内。而且，消费者收入水平显然也受教育、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收入在理论模型中是做为给定的条件，而在回归模型中则需要被看作是内生的变量，使用二阶最小二乘法或其它计量方法来处理。 国内经济学者一般善于写文章，阐述观点，而不乐意做经验实证的工作，有的人还误以为经验实证是数量经济学的事，将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适当地割裂开来。实际上，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养成经验实证的习惯是培养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法。当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时，要养成不断将所学理论和自己所知的经验事实对照的习惯。自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时也要不断地寻找更多的经验现象来检验这个理论的习惯。从这种理论和经验的不断对照中，去寻找理论创新的机会，也从这种不断对照中去深入了解现象，寻找更深层、更一般的理论。 5．结束语 做为一个热衷于教育新一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者，我将自己的一点心得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有志者能够少走弯路。由于谈的是自己的体会，报告中难免有许多老王卖瓜的地方，还请多包涵。改革、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提升，给了我国经济学工作者出了许多可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题材，目前我们较欠缺的只是规范方法的普及和运用，《经济研究》做为我国经济学龙头刊物，在推动经济研究的规范化方面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做为一个热切期盼中国经济学研究走向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工作者，我呼吁大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迎来21世纪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共同努力。

俺来看帖了，看完顶一个哦！

顶一个，不错

从认识角度来看，我们把很多事情复杂化、神秘化了。
其实当我们试着改变观察的视角，思路变得异常清晰。

受教了

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即一个原以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变化（“南美洲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造成系统的面目全非（“在北美洲引起了一场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