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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武大郎”，受珞珈山水之泽被，在这静谧的校园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我既是武汉大学教育的受益者，也在这里实现了自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梦想。所以，我是一个深怀“珞珈山情结”的武大人。逢母校“双甲子”寿诞，当接到“论武大精神”这一命题作文时，虽深感难于驾驭，亦感不容推辞。“武大精神”应可理解为“武大人之精神”，所以，我想记叙对我的人生产生深刻影响的几位“武大人”。
总记得大学二年级时，周茂荣先生给我们上《世界经济统计》课程时的情景——大热天，先生总是不怕麻烦，用一个平板推车，大汗淋漓地从院图书馆借出一摞一摞的统计年鉴，让班上的同学人手一本，给我们介绍各种统计指标和方法。2003年，我考入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有幸拜在先生的门下，自此得以近距离地受到先生治学与为人的熏陶。2007年初，我赴巴黎完成欧洲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说来惭愧，那一年我30岁，却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那时，先生也在巴黎做高访，他亲自到机场接我，晚上8点下飞机，把我送到住处已过深夜11点。期间，我那近30公斤的大箱子，就靠先生帮我扛上扛下。见我很不好意思，他还一直“安慰”我，说我的箱子比他前一周来机场接的另一位学生的要轻很多。他扛着箱子上下楼梯的宽厚的背影，让我不自觉浮想起朱自清的那篇名作，心中涌动无限的温暖。那一年，先生62岁。一天，先生非常开心地告诉我，他在“中国城”买菜时被两个中国学生认出来，原来是我院“中法班”毕业留法的学生。随后，“周老师来法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先生那不足10平的宿舍挤满了来看望他的十余名在巴黎求学和工作的学生，那一刻我从先生满足的笑容中读出了为人师的快乐。
1969年，先生留校任教后从俄语改学英语，主要靠自学完成；1982年，先生赴日本从事学术交流，又从零开始自学日语。至今，我仍能时常收到先生通过邮件转发分享的英文文献；至今，先生仍保留着去院图书馆翻看日文期刊的习惯。去年年底，先生很开心地告诉我，他在全国美国经济学会所做的主题发言得到了很好的回应，已有几家杂志向他约稿。当时，先生脸上那欣喜、自豪的表情竟与一名研究生收到用稿通知时的表情并无二致。那一年，先生67岁。
我想记叙的第二位对我深有影响的“武大人”是我的父亲杜金元。他是数学与统计学院的一名老教师，一直给本科生上《数学分析》这门基础课程。严格上说，父亲并不具备优秀教师的典型形象——他操一口标准的湖北新洲口音；衣着极不讲究，学生笑称他像“进城的村干部”；课堂上讲到兴奋之处会跃上桌子，点起一根烟，有时还会摸着学生的头骂上一声“你这个蠢材”。他不羁的教风一点也没有减弱学生对他的喜爱，他是武汉大学第一届“十大名师”，学生这样评价他：“老杜用他浓厚的乡音把我们引入一个数学的世界，在前进的大路上带着我们欣赏沿途美好的风光，体味数学之美。”父亲长期受胃病折磨，1989年，从讲台直接被抬上手术台。每个学期期末考试阅卷结束后，父亲都会在每一份试卷上给学生写评语——试卷反映出哪些问题、哪些知识点没弄清楚、下学期怎么改进。先用红笔手写在试卷上，然后唯恐字迹潦草，学生难以辨识，要我帮他一份一份地输入电脑，打印出来，裁成小条，然后交给教学秘书代为分发给每一位学生，他自己把这美其名曰“试卷诊断书”。我常常因为敲打近百个学生的“试卷诊断书”而心生厌烦，可老先生却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父亲那一代人，早年都是学俄语，后补学英语，但大多已过而立之年。父亲当年扛上一个大录音机上“北语”学英语的情景仍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至今老先生已有百余篇英文论文见诸国际期刊，足以让我辈汗颜。伴随计算机的普及，父亲在不惑之年又开始补学计算机操作。我有6点起床晨跑的习惯，每天清晨经过父亲书房时，老先生已经趴在电脑前用“一指禅”敲打英文论文。那时，我的脑海中总是不自觉地浮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这一年，父亲65岁，届退休之年。
2010年，学校举办了“我最喜爱的十佳优秀教师”的评选，那是一次完全由学生投票的评选。那一天，站在领奖台上的有我的恩师周茂荣教授，也有我的父亲。我想他们是幸运的，但是比他们更幸运的是作为学生、作为子女的我。唐代刘禹锡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想这诗句之于依山傍水的武汉大学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写到此处，我想已无需用笔墨对“武大精神”做更多的总结和提炼。
本月初，朱景尧先生在睡梦中安然辞世，景尧先生对于我是“先生的先生”，周茂荣先生再次追忆起当年景尧先生从ABC发音开始，一点一滴传授语法的过往。前几日与周老师谈起日本经济的一些问题，先生建议我去查阅院图书馆一些日文的期刊，当然先生知道我并不懂日文，表示如需协助，他可以为我翻译。当时，内心除了感动，更暗暗对自己许下日后也要对我的学生说同样话语的承诺。
父亲在讲台上站了30多年，从“小杜”站成了“老杜”，从“老杜”站成了“杜老”。四季在珞珈山樱、桂、枫、梅的交替中流转，今年年底，父亲就要退休了。可能珞珈山的课堂上不会再传出那样铿锵有力的“新洲话”了，但是我这个“小杜”顺着父亲和师长的脚印，踏上讲台。日后，我也会向我的学生追忆周先生当年的过往，我也会在这三尺之地一直站成“老杜”、“杜老”……
我想，这就是武大精神之传承。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武大精神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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