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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税具有以上不公平和不和理之处，确实应该取消这似乎是符合理论和人们的意愿的。但应该注意的是取消农业税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实现整体的小康水平。农村税费改革的真正内涵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解决再分配的公平问题要着力建设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以公益事业优先为原则，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公民可享受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要建立规范、透明、公正的财政转移制度，首先要界定乡镇和村两级各自的职能（事权），核定乡镇和村两级各自的基本需求；保障对不同地区乡村基层最低限度的基础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五幼保等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基层机构的财力不足，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也就是使财政体制具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只有做到这点，取消农业税才具有实质性意义，政权的基础才能稳固，农民的福祉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首先，从农业税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来看。由于农业税取消后，在短期来看农民的收入确实会提高，但长期来看却不一定会增加。这是由于以下原因：① 从农产品本身的市场来分析。由于农民负担减轻，从土地上的所得收益增加，会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更多的人将从事农业生产，更多的闲置土地被运用起来，这样会使农业产出大量增加。由简单的供求分析可知这必然会导致农产品的均衡价格降低，又由于农产品是一种缺乏需求弹性的产品，这就很可能导致农民的收入比其以前的收入有所减少。此外，农产品的需求一般相对稳定。这里由于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自己对农产品的需求相当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因此他们的需求不构成市场需求，这样就会导致市场需求减少，进一步地导致均衡价格水平的降低，同时也使均衡的产量有所降低。最终的结果是加剧了农民收入的减少程度。② 从农业生产物资品市场来分析。由于农民负担减轻，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会增加对农业生产物资品的需求。如：化肥，拖拉机，灌溉设施等。在现有技术和生产能力下，其供应量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加，这样需求的增加，会使需求曲线右移，提高了农资产品的价格，同时使均衡需求量增加，这样就导致了农民支出的大量增加。又由于农资产品也是一种需求缺乏弹性的产品，因此涨价也不会引起需求量的大幅下降，这样就有可能出现供给方为获得超额利润而人为地提价的可能。因此最终结果会导致农民支出的进一步增加。
由以上两方面：农民从农产品市场获得收入的减少和农资市场上支出的增加，最终会使取消农业税以增加农民收入的美好愿望大打折扣。
其次，从农业税与最优税制理论来看。
如果从鲍莫尔和布兰福特的弹性反比法则来看，由于农产品是相对缺乏需求弹性的，因此应对其实行高税率，这显然是和我们取消农业税的做法相违背的。但我国取消农业税是基于公平目标而考虑的，而弹性反比法则是一种极端的分析，有失公平。因此我国出于公平目的而取消农业税也无可厚非。下面我们从戴尔蒙—米尔利斯扩展了的兰姆塞规则来讨论。此扩展规则同时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该规则认为；对那些贫困的家庭而眼，税收引起的“沮丧指数”必须有所下降。在税收的具体操作上：应该让贫困家庭消费的消费品的商品税有所下降。在此规则的约束下：根据最优的税收理论，取消农业税之后，应保持政府的收入至少不变，同时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但是取消农业税之后，有可能使这两个目标产生冲突。下面就此进行分析：首先要保持政府的税收收入的不减少，取消农业税之后，其他非农业产品的税收必定要增加。这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这对于非农业家庭来说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会使其减少支出，从而造成福利水平的下降。如图所示：
A点是取消农业税之前的均衡点；
B点是取消农业税之后的均衡点；
显然B点位于更低的无差异曲线上
代表更低的福利水平。
第二，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取消农业税会使其收入增加。由于农产品相对其他产品而言是劣等品，因此收入增加会使其对其他产品的消费有所增加，而对农产品的消费不会增加，而由于非农产品的税收增加会使其含税价格提高，这样农户家庭要维持相同的消费量其支出必定增加。如果此支出增加额超过了取消的农业税的数额，就会导致农户家庭的福利损失。
从以上可以看出，取消农业税有可能违背最优税制的思想。这主要是农民大多是低收入阶层，取消农业税会使农户家庭需求的其他商品的税率上升，而农户对农产品的需求是十分有限的（主要是自己生产）。这实际上是违反了扩展规则中所要求的对贫困家庭消费的消费品的税率应有所下降这一条规则。
最后，从农业税与社会效应方面来说。这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① 取消农业税，会吸引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务工的农民工，这会有助于减轻困扰我国城市的农民公问题。这在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富裕型的社会来说是合理的。但如果对于劳动力缺乏的国家来说，会导致工业生产因缺乏人力资源而停滞不前，这对整个国家的福利是不利的。② 取消农业税之后，如果大量的农民受利益的驱动而盲目的扩大生产面积，必然会导致滥恳乱伐现象严重，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破坏，这对社会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直接降低人们的福利水平。③ 如果把对广大农民征收的农业税看成是针对农民这一群体而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根据萨谬尔逊规则，此种公共产品的规模应根据：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所有农户为此公共产品所付的价格之和。这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就是政府每多提供一单位此种公共产品，所放弃的农业税收入。而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因此所有农户对此公共产品的支付之和为零。对于农户来说就会要求此公共产品的规模无限扩大。那么谁为此公共产品的提供承担成本呢？这最终会通过政府的税收加诸于其他非农户身上。从而造成了整个农户家庭成了免费搭车者，这对非农户家庭可能会产生不公平。④ 取消农业税也可能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因为取消农业税是一种巨大的税收优惠，会导致私人投资偏向于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的效率一般比较低下，这样就会造成对别的高效产业投资的挤占，造成资源的浪费。对社会效率是一种损失。
总结：以上从三个 方面实证地分析了取消农业税可能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真正地出现，还取决于我们取消农业税之后，各种配套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时也取决于我们的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也就是说取消农业税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利大于避还是避大于利还有待于实践来进行检验。但从规范的角度来讲，取消农业税对广大的贫苦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说取消农业税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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