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李约瑟之谜”——第一步：清理场地（慢慢续写）

（北京大学）陈平教授认为单一粮食作物和整体上的经济封闭，使人们难以发展商品市场……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主要是“科举制度”激励有发明创造能力的人都去学习四书五经……

（北京大学）姚洋教授认为主要是人口过多导致劳动力便宜，因而投资于技术、机器、设备不合算，导致技术进步停滞……

（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认为元代疆域扩大导致人口密度减小，因而使得工商业在南宋较为发达的基础上有所倒退，延续到明清仍然市场萎缩……

（复旦大学）李维森教授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就在于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布罗代尔钟罩”……

（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认为科学的发展必须依靠逻辑推理，而中国一直缺乏逻辑推理方法，所以根本不可能自发发展到近代社会。实际上是把原因归结为“思维方法”问题。无独有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也把缺乏逻辑推理作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补充：楼主认为，由于特定地理条件不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于是市场长期处于狭小或萎缩状态。市场狭小使得制造品缺乏销路，于是生产扩大、分工发展、技术进步、制度变革、经济进步也就无从谈起。等到欧洲人通过发展商品市场崛起以后，中国也就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地理要素的特点和经济人选择原理，可以为“李约瑟之谜”找到最终解释。

关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反差，

只要没有追溯到完全宏观的环境条件即地理要素，

人们总可以再问一个为什么。例如，归咎于缺乏逻辑推理方法的，我就可以问，

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形成逻辑推理方法呢？

他们无法回答，于是就说，那是很偶然的原因造成的。陈平还有一个解释偶然原因何以有那么大作用的理论

那就是“摆正好震荡到平衡位置时，一个很微小的力量就会使它想某个方向重新开始振荡”。

看来学者们就只好用最初微小的偶然力量，解释东西方宏观历史的反差。

这与大家熟知的“蝴蝶效应”的说法大体是吻合的。

李约瑟之谜新解，第五步：研究中国商品市场何以长期处于狭小和萎缩状态？


中国商品市场何以长期难以发展

根据欧洲兴起的原理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近代中国落后于欧洲，完全是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所致，再进一步就追溯到地理要素不利于市场发展。

(1)东西方向上气候相同，产品无差异，不能激励交换活动。

我们以黄河流域为例。这里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一月的零度等温线，七月的28度等温线，年降水量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是这一地区的南界（即秦岭—淮河线）；而一月零下6度等温线，七月份24度等温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就在这一地区的北界。等温线和等降水线都是东西方向，表明东西方向气候基本相同，农作物品种也大致相同，各地之间基本不存在比较利益，无法激励人们从事商品交换。

(2)南北方向的产品差额抵偿不了运输费用，异地产品交换无法实现。

尽管南北方向的气候和产品有一定差异，但是产品差额太小，无法抵偿运输费用，产品交换无法实现。

例如小麦主产区的中原地区，缺乏南北走向的通航河流，这就只能利用陆路运输。河南新乡一带的气温、降水适合小麦生长，所以产量高、成本低。往南、往北产量都逐渐降低而成本升高。根据2006年产量资料匡算，武汉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高出新乡地区68%。由于成本差额主要来自气温、降水等自然条件的差异，所以也可以把这一数据看做古代小麦生产的数据。古代用牲口驮运粮食，40公里的运费就等于粮食在产地的价值。照这样计算，68%的产品差额，大致只能运输27.2公里的距离，而武汉到新乡却跨5个纬度（每一个纬度约111公里），所以小麦根本无法实现异地交换。

即使能够利用水路运输的南方，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古代水路运费大约只等于陆路运费的1/30，于是粮食运送1200公里，运费才等于产地价值。江西南部的赣州和北部的九江之间，赣江水路约600公里。所以只要产品差额达到50%，就可以实现异地交换。可是根据2012年的资料匡算，九江稻谷的生产成本却只比赣州高约8%。这样微不足道的产品差额，利用水路运输只能运送96公里，与600公里还相差很远，所以也无法实现异地交换。

一句话：由于产品差额太小，古代粮食是无法实现异地交换的。

(3)历史上粮食的异地交易

不过历史记载中也有粮食的异地交易，但哪肯定都是由于特殊情况。据清代资料，康雍乾年间江西稻米曾销售到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北部大都以南昌为中心集中，通过九江辗转运到安徽、江苏、浙江乃至福建；南部则大都以赣州为中心，分别供应广东、福建。其中一条路是沿章水南运到大庾岭，然后陆路挑运到广东南雄；另一条路是以会昌筠门岭为出入，运到广东潮州；第三条路是以瑞金隘口为出入，运到福建汀州。

这些情况似乎否定了我们关于“古代粮食无法实现异地交换”的论证。不过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着重指出，这些活动大都由ZF主持或参与进行，一是ZF直接运送所征收的赋税；二是ZF采买粮食运往缺粮地区；三是ZF招商贩米以供缺粮地区。可见那时江西的粮食贩运，其实并不是市场调节。

从全国看，历史上长途运输粮食大致有三类情况：一是政治需要：京城等政治中心聚集着大量人口需要消费粮食，统治者必须不惜代价把各地征收的粮食运送到消费中心。二是军事需要：国家往往在边地驻守数十万军队并配备相当数量的马匹，这种“人为”的消费中心也使临近边地的商人发了大财——明代晋商就是依靠向戍边军队运送粮草崛起的。三是局部地区遭灾，粮价往往高出丰收地区几倍乃至几十倍，这时异地运输粮食就有利可图。史载：贞观十六年，米斗值5钱。可高宗永淳元年关中饥馑，斗米竟300钱。五月乙卯，关中先水灾、后旱煌，斗米达400钱，超出正常粮价60倍到80倍。历史记载中的异地粮食贩运，主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不过遭灾地区的百姓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银子去购买价格猛涨几十倍的粮食，贩运粮食的商人不被饥肠辘辘的百姓打死才怪……很明显，这三类情况都无法否定“正常情况下粮食无法实现异地交换”的结论。

人们所熟知的江南四大米市（长沙、无锡、芜湖、九江）的兴盛，其实并没有证明粮食市场的自发发展，相反，它们都是“外生变量”作用的结果。四大米市都是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后兴盛起来的，它们收购、加工附近所产稻谷（大米），供应沿江、沿海因开放通商口岸而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工商业城市，显然是引进欧洲机器和学习欧洲技术擦发展起来的。由于它们并不是“内生”于中国经济，这就不符合我们设定的前提条件了。

(4)传统中国市场上交易的物品

商品能够承受的运输费用，与商品（货物）本身的属性密切相关。贵重物品金银、珠宝等价值很高，它们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不过也正因为它们非常贵重，所以交易量很小，对市场发展基本上没有激励作用。
低值笨重货物则不能承受远距离的运费。由于“粮食无法实现异地交换”，于是比粮食价值还低的基本农林产品如蔬菜、块根、木材、水果等“笨重货物”，就更无法实现异地交换了。事实上它们也只能在本地集市上“互通有无”。农民利用冬天、春天的闲暇参加交易，时间成本几乎为零，距离又近，运费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各地都形成了一些集市。不过本地产品大都相同，所以交易品种少、数量小，不可能形成大批量的交易市场。
棉麻、丝绸、毛皮、香料、茶叶等“特殊物品”本身价值较高，能够承受较远距离的运费，所以市场上也常有外地的这类产品出售。不过从外地运来后售价更高，所以销量小，无法刺激专业化生产，也不能激励交易手段的发展。

这样不论是贵重货物、一般货物（粮食）还是低值货物，都无法发展大规模的市场交换，结果商品市场也就长期处于狭小或萎缩状态。

中药材也许是唯一的例外。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利用“中草药”治病。中药材 “荒年是草，丰年是宝”。承平年代人们有点小病就赶快求医问药，社会对药材的需求量大，交易总量也大。安徽亳州、河南禹州、河北安国、河南辉县、江西樟树都形成辐射范围广阔的药材市场，道理就是如此。电视剧《大宅门》中的白家就是经营药材兴盛发达并维持了世家大族的地位。从经济学角度说，药材世家不过是利用“药材”这种特殊商品，把广阔地域的“农业剩余”集中了起来。不过药材的大规模交易，很难说对于一般商品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基本物品的交易无利可图，所以普通商贩就只好行奸弄巧（被称为“奸商”）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被称为“私贩”），这就必然遭到统治者的抑制或打击。历代统治者提倡以农为本，采取抑商政策，原因就是如此。抑商政策当然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李约瑟之谜新解，第六步：传统中国社会完全受马尔萨斯原理支配


中国历史主要受马尔萨斯原理支配

由于社会一直维持小农经济状态，这就陷入马尔萨斯宿命而无力自拔，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没有跳出王朝循环的怪圈。

马尔萨斯宿命根源于“土地有限性”与“人口增长无限性”的矛盾。由于人口增长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结果某一地域的人口都会达到饱和状态（达到“环境人口容量”），导致社会陷于停滞。这一道理是如此浅显，以致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就已经发现，他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有理由设想，假如韩非子掌握关于公理体系的知识，可能那时候就把马尔萨斯原理归纳出来了呢！

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对“人地矛盾”问题也有深刻认识，他在《公车上书》中说：“我生齿既繁……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我民穷困，游散最多……或为盗贼，或为间谍，不可收拾。”他主张修建铁路运送贫困人口到边地垦荒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口增长是通过劳动报酬递减作用于社会的。由于劳动报酬递减，于是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就大大上升，这就必然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此时如果出现严重天灾（导致庄稼几乎绝收），正当谋生手段的价值就会接近于零，此时维持社会秩序的费用就会大大超过赋税收入，统治者无力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于是秩序瓦解，王朝走向衰落或灭亡。等到起义和战乱毁灭了大量人口以后，人地矛盾缓和，天灾也往往过去，幸存人口渴望稳定的秩序，这时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又大大下降，于是出现了新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可见中国的王朝循环，不过是马尔萨斯原理在政治上的表现而已。

历史上最能说明人口饱和、严重灾荒导致王朝灭亡的例证，大概就是王莽的结局了。西汉末年人口严重饱和，王室拿不出任何解决办法，此时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贫苦百姓的改革措施，受到下层阶级的广泛拥护，却也遭到上层阶级的抵制和反对。问题在于面对严重的天灾，王莽却无法让天上掉下能够拯救百姓的馅饼，结果绿林赤眉大起义最终使他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王莽的悲惨结局表明，由人口饱和与严重天灾引发的人地矛盾危机，非人力所能解决。

一句话，引起中国王朝兴亡的基础性“动力”就是“人口增长”和“气候波动”。有理由设想，假如没有剧烈波动的天灾，那么人口饱和后农民的生活将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于是就不会参加犯上作乱的所谓“起义”，结果中国就不会出现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由于中国外围不存在足以撼动中央王朝的力量(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是中原内乱的结果)，所以最初建立的帝国就会一直维持下来，甚至比存在了千年以上的东罗马帝国(它最后被外部力量土耳其人所推翻)维持得更为长久，帝王和贵族也会世代延续，形成千古不变的等级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平民出身的刘邦和朱元璋也就永远也做不了皇帝，中国历史也将向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历史一样平淡无奇。反过来看就是，虽然剧烈波动的天灾使中国百姓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但也“制造”了许多社会任务要求人们去解决，从而造就了许多政治、军事天才。显然，正是剧烈波动的天灾，使中国历史增添了生动与辉煌……

西方势力向东方的扩张，给中国社会加入了一种全新的变量，古老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缓慢但影响深远的变化，最终永远摆脱了周而复始的王朝循环。如果没有西方兴起并向东方扩张这一伟大的社会历史运动，很难设想古老的中国将怎样自发发展起来。

（帖子完）

Sunknownay 发表于 2013-6-17 22:41
贵网友对“李约瑟之谜”确实进行认真而又深入的分析，观点很有启发。
只是个人认为，“地理环境论”可能 ...

对于“何时”出现西欧领先中国的情况（且不讨论之前中国领先的情况）的解释或许比较困难。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跨学科讨论区（试运行）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 ... e=1&from^^uid=2537607

“西欧领先于中国”是一个非常宏观和笼统的说法。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比较标准，所以关于中国“何时”开始落后，必然会产生争议。

就真正已经“搞清”的事实来说，解释并不困难。

经济学大师诺思不会感到困难。

自称诺思学生的敝人，也没有觉得有多大困难。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参与和深入思考。

zyyshadow0911 发表于 2013-6-17 22:07
还可以

得到阁下平心静气的赞扬，

也感激不尽啊！

经济史外行 发表于 2013-6-17 22:04
“李约瑟之谜”新解：第二步，找准焦点

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欧洲，是由于两者的动力机制大不相同，而不 ...

新解：第二步，找准焦点

破解“李约瑟之谜”，该从哪里入手呢？

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欧洲，是由于两者的动力机制大不相同，而不是由于中国前进的“阻力机制”强大。不少学者试图从“阻力机制”解释中国的落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把这一想象中的“阻力机制”形象地比喻为“钟罩”，严格说来都是不得要领的。

亚当•斯密早就试图从正面搞清社会进步的原因问题，他归结到生产力增进，进而追溯到分工发展，再进一步追溯到市场扩张，于是问题就转化为探讨市场扩张的原因问题。斯密认为，市场扩张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水路运输……但是水路运输既无法说明座落在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何以没有通过发展商品市场一鼓作气地发展起来，也无法解释欧洲何以直到“近代”才发展了商品市场。

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认识到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原因可以归结到地理环境的特点。但是他没有阐明地理环境作用于生产力发展的机制。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16、17世纪荷兰、英国的成功，就在于那里形成了一套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同一时期西班牙、德国还有法国的失败，则是由于它们形成的制度环境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致。诺思因强调“制度变革”的作用，其理论被简单归结为“制度是关键”。

可是就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反差来说，“制度不同”实际上并没有解答问题。因为人们会问：何以中国就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制度变革”呢？

其实诺思的贡献正在于他对制度变革“原因”的探讨。他认为制度变革是人们利用市场扩张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为了利用市场扩盈利机会，人们结合成一定的经济组织，形成了相应的活动规则和制度。这些组织、规则和制度有的增加了交易手段，有的降低了交易风险，总的来说是增加了盈利。ZF则从市场盈利的增加中获得了更多税收，于是颁布或制定法律对这些组织、制度创新给予鼓励和保护，这就出现了“制度变革”。

可见，“制度变革”的原因仍然可以归结到“市场发展”，这就引导我们回到斯密注重但却没能解答的问题：“市场发展”的原因或条件又是怎样的呢？

第二步“找准焦点”，

原来的分段不明显，不易阅读。

重新安排后放在17楼。

欢迎批评！

建议将相关帖子整理下，用链接放在下面，这样大家理解起来更加容易，也方便讨论哪

玄一无相 发表于 2013-6-18 20:53
建议将相关帖子整理下，用链接放在下面，这样大家理解起来更加容易，也方便讨论哪

好建议！

可惜我不会操作。抱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