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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之一
余 斌
说明
宋体字是萨缪尔森等的原文。
楷体字是我们的分析。
第1章 经济学基础知识
A. 导言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
这个定义的背后隐含着经济学的两大核心思想：即物品和资源是稀缺的；社会必须有效地加以利用。事实上，正是由于存在着稀缺性和人们追求效益的愿望，才使得经济学成了一个重要的学科。
经济学的这个定义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萨缪尔森等的阐释就存在一些问题了。首先，他们隐含地认为，人口是过剩的，不稀缺的。其次，他们提到社会对物品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含混的，没有表明这种有效利用是为了满足每个人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只要这种有效利用牺牲了大多数人，而满足了少数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不违反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的。但是，这样的经济学对于那些被牺牲的人来说，就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学科，至多只是一个他们必须反对的学科。
任何现实社会都是一个到处都充满着经济品的稀缺的世界。稀缺是指这样一个状态：相对于需求，物品总是有限的。实事求是的观察家都不会否认，尽管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美国的生产能力还是不能完全满足每个人的欲望。如果将所有的需要加总起来的话，你立刻就会发现，现有的物品和劳务根本就无法满足每个人的消费欲望的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的国民产出须得扩大很多很多倍，才有可能使得普通的美国人都能达到医生或联赛棒球手那样高的生活水准。更何况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亚洲地区。那里，成千上万的人甚至还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但是，就在美国，也有1200万家庭处于吃了上顿愁下顿的饥寒交迫之中[1]。而要让这些家庭免于饥饿，是不需要扩大美国的生产能力就可以做到的事，而如果经济学不考虑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即使美国的生产能力再扩大一百倍，这些家庭仍然不可能免于饥寒交迫。
鉴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效率这个关键性的概念。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相反的情况包括：“无法遏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这样的经济当然只能生产少于“无上述问题”时该经济原本可以生产的物品，或者还会生产出一大堆不对路的物品。这些都会使消费者的境遇比本该出现的情况要差。这些问题都是资源未能有效配置的后果。
在经济学中我们这样讲：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问题在于，什么叫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坏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朱门里拿些酒肉出来去救助快要冻死的人，使朱门里的人的境况变坏了吗？含混地说一句境况变坏，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富人的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听任穷人的牺牲。这意味着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是经济学所不为的。经济学的效率并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和需要，而只是为了满足境况不能变坏的富人的需要。
经济学的精髓之一在于承认稀缺性是现实存在，并探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其资源。这一点，可以说是经济学伟大而独特的贡献。
然而，稀缺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历史上最伟大的工厂主即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指出，在他的工厂中的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他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2]显然，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如果全部归这2500人来消费，他们对于物品的稀缺性的感受，肯定远远弱于那60万人中的2500人的感受。然而这2500人在当时的实际消费量却与那60万人中的2500人应当消费的数量相差不大。巨大的差额被工厂的股东们拿走了。
实际上，稀缺是相对于老板们的贪婪而言的。为了积累帐户上的数字，他们不惜破坏环境，甚至发动战争。据称[3]，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花费超过了870亿美元，而联合国估算，用不了这个数目的一半就能够给全球每一个人提供干净的饮水、足够的食物、卫生服务和基本教育。如果没有老板们的贪婪，这个世上的稀缺会少很多。
经济生活是由一系列活动所组成的复杂的集合，包括购买、销售、讨价还价、投资、劝说和威胁等。经济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理解这些复杂的活动。那么，经济学家们又是如何完成他们的任务的呢？
经济学家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经济生活，包括观察经济事件、利用统计分析和历史记录。经济学家经常依赖于分析和理论。理论研究方法使得经济学家能够进行一般化的抽象，诸如讨论国际贸易与分工的好处，税收与配额的弊端等等。
此外，经济学家们创建了一门被称为经济计量学的专业分析技术，即将统计学工具应用到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借助经济计量学，经济学家可以从堆积如山的经验数据中抽象出简单明了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机制。
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生产活动，但萨缪尔森等甚至都没有把它列举出来。原因很简单，这是一种容易揭露压迫与剥削的领域，经济学家们还是少谈为妙。至于经济计量学或计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并不是要用这些工具抽象出简单明了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机制，而只是要用这些工具来“证明”他们头脑中的与现实相悖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机制。对他们来说，是先有经济理论，后有计量模型，而不是相反。但是，这种方法更适用于证伪，而不是证明。
以下是经济推理中一些常见的谬误：
◆后此谬误。第一个错误出自于因果推理。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那么，我们就犯下了这里所说的后此谬误。一个实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一些人观察到，在商业周期扩张之前或扩张期之中，会出现物价上涨的现象。由此，他们便得出结论说，治疗大萧条的良方是提高工资和价格。这种对策建议会导致一系列的以增加工资和提高价格为目的的非效率的立法和规定。然而这些举措真的能够推动经济复苏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能。”尽管它们可能会有利于复苏早日起步，但事实情况却是，只有在政府为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扩大军事开支、从而导致总支出迅速回升的时候，经济才得到了真正的复苏。
萨缪尔森等作出的“不能”的所谓肯定回答作出得太快了。明明他们怀疑提高工资和价格会有利于复苏的早日起步，为何还要说不能呢？难道说，萨缪尔森等开出的治疗大萧条的良方就是扩大军事开支，准备世界大战吗？而他们的依据不也只是注意到扩大军事开支在经济复苏之前吗？这不同样可能会是后此谬误吗？
◆不能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第二个陷阱是在考虑某一问题时没能保持其他相关条件不变。例如，我们或许想知道提高税率究竟会增加还是会减少税收收入。一些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诱人的观点，即，我们可以吃掉蛋糕，但同时还仍然能够拥有它。他们争辩说，降低税率会在增加政府的收入的同时减少预算赤字。他们指出，1964年肯尼迪·约翰逊的“减税”大大降低了税率之后，1965年政府收入马上就有所上升。据此，他们认为 降低税率便可以提高政府的收入。
这一推理有什么错呢？错误就在于它忽视了1964—1965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由于人们的收入在这一时期有所上升，因此，尽管税率降低了，政府收入依然有所增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如果1964年没有降低税率，则1965年的政府的收入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然而，这后面一个推理同样存在不能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错误。因为它忽视了降低税率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如果1964年没有降低税率来刺激经济，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即使发生，增长得也没有那么多，从而1965年的政府收入不一定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合成谬误。有时我们会假定，对局部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总体来说也一定正确。然而，在经济学中，我们经常发现总体并不等于局部之和。如果你认为对局部来说成立的东西，对总体也必然成立，那你就犯了“合成谬误”。
的确如此。据麦肯锡公司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的富裕人口快速增长，每年增长速度超过15％，目前已达150万人以上[4]。这表明，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达到，下一步，中国应当与时俱进地为共同富裕而努力。而合成谬误恰恰提醒我们，对部分富是正确的，对于共富则不一定正确。因此，在下一步就不能继续沿用部分富时较为成功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而要考虑另起炉灶，以便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进到底。
为了维持经济的健康运行，政府必须让人们保持工作和储蓄的动力。社会应当为失业者提供一定时期的保护，但如果（失业等）社会保险的额度过于慷慨，则人们就会依赖政府。他们会逐渐认为政府应该为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负责。这当然会使人类的进取之剑日益锈钝。
社会必须寻找无情的“市场规则”与慷慨的“国家福利”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只有在充满热情的同时保持好冷静的头脑，经济科学才能够发挥作用，社会的繁荣和公正也才有可能得到保证。
保持工作和储蓄的动力的最佳办法就是压低工人的工资。马尔萨斯觉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他从来也不隐瞒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5]。“劳动价格越低，工人为了保证得到哪怕是可怜的平均工资而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里起了刺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6]。显然，这种保持工作和储蓄的动力的办法不是为了维持经济的健康运行，而是为了维持富人享乐的“健康”运行。穷人的身心都难以得到健康的维持。
同时，国家的福利并不来自上帝，它只能来自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从而不存在慷慨的问题，反而倒是极其不慷慨的。它至多不过是使工人处于一种屈辱的苟延残喘之中。而且这种福利本身也是为了富人的利益。不是穷人在依赖政府，而是富人在依赖政府，依赖政府把穷人维持是在贫穷的状态。
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棉荒，把英国郎卡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纺织业工人抛向街头。于是从工人阶级自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出呼声，要求通过国家援助或国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当时《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发表了曼彻斯特前任商会会长艾德蒙·波特尔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波特尔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他说，工人不是财产，不是郎卡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最后，英国“强大的舆论”同波特尔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属物。工人被制止迁往国外。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即在强制劳动下接受救济，他们仍然是“郎卡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量”。[7]
[1] John Perkins, 2004.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Preface.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13页。
[3] John Perkins, 2004.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Preface.
[4] http://news.sohu.com/20070904/n251938476.shtml（2007年9月4日）
[5]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0页。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0页至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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