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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要求是，少谈成就，多谈问题，把问题说深、说透，尽可能把问题全面反映出来。”7月8日，按照国务院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相关机构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目前，决策层着意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在稳增长又调结构、利当前又利长远政策目标上已经形成了可行策略。”
比如，多位接近决策层的研究人士介绍，“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这个调控思路，不仅适合于当前资金领域难题的解决，而且在财政收入增幅放缓、社会总需求相对不足、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和房地产市场失衡等经济“堵塞点”，都可以运用“盘活存量”的调整思路，为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和推进改革打开更大的腾挪空间。
多向发力强化资金效率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解决当前财政支出压力，除了压缩开支外，关键在于盘活财政存量。
比如，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之后，财政拨款后，预算执行单位实际上得到的只是一个用款额度。财政资金动用前，资金在国库账户上。近年来，国库留底资金的规模达到3万亿元左右。再一个财政存量是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平时难以纳入到财政统一账户的“私房钱”。审计署最近发布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18个省本级政府设立的财政专户多达478个，存款余额相当于其国库存款的44%。
在金融市场，伴随着人民银行120亿元流动性的注入，“钱荒”影响已经逐步平息。但信贷资金错配的问题还有待更精细的工作。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向本刊记者介绍说，上半年，以存款利率3.5%、贷款利率7%、CPI2.5%计算，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对的实际利率分别为1%和10%左右。
在其看来，实际存款利率过低，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各种理财产品，助推了银行的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的发展。而实际贷款利率过高，超出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在流动性总体充裕的情况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向本刊记者谈到他的建议。他说，至少有五大手段可供选择：
一是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如果有需要，效果立竿见影；二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提高长期沉淀资产的流动性，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NCDS）将短期负债变成长期负债；三是发展养老金融和消费金融；四是激活资本市场，推动债券市场发展；五是发展一批中小金融机构，构建相互竞争的格局，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打通市场产能错配“梗阻点”
徐洪才表示，一方面存在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相关产业坐拥13亿多人口全球最大市场却开掘不充分，“原本巨大的市场空间在过剩产能和消费被抑制的双重挤压下，变成了一个‘虚胖’的市场。”
其梗阻所在，一方面，化解产能过剩并没有取得大的进展。这进一步阻碍了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之相随的则是企业开工不足，劳动者收入难以提升，进而抑制了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消费不振又进一步促进了产能过剩继续积累。
专家认为，超出合理水平的高房价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严重压抑消费者预期。加上社保体系的不够完善，教育支出不菲等，需要强制消费的地方较多，自由消费空间极为有限。消费不振，消费结构又难以提升，反过来又影响了产业的升级。“要激活中国的市场，需要在遏制产能过剩上动真格，在消费上提供基础和导向。”徐洪才说。
以光伏产业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光伏产业的消费市场严重依赖国外，而国内适合光伏发电特性的分布式市场却迟迟不能跟上，这一情况导致国内光伏企业在面对海外市场波动时显得十分脆弱。而德国、日本、美国等市场的分布式光伏装机量都在这些国家总装机容量中占比接近或高于80%。
其实，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分布式光伏资源条件。据能源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已有建筑面积在450亿平方米以上，其中现有的建筑屋顶可利用面积总计约3.16亿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100瓦计算，大约可以消纳30GW光伏系统。按照年运行1000小时计算，每年就可提供316亿千瓦时的电能，这相当于为3000万户中国家庭解决全年的用电。
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适应分布式发电发展的价格政策和电网运行机制。这些政策空白时常导致光伏业主有心开发光伏屋顶，却无章可循。这种电网环节“卡脖子”的现象，正在严重制约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因此，只要解决并网环节的瓶颈，从而撬动分布式这一目前中国光伏利用的“短腿”，不但可以完全改变中国光伏行业产能过剩的困境，而且可以极大激活国内巨大的光伏产品消费市场。
除了产业改造和调整方向有所不同外，钢铁、水泥、煤化工、风机设备和造船等过剩行业也同样发生着类似的故事。“应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原则，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专家认为，应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市场引导开发政策。
解开错位循环释放就业潜力
虽然2013年被称为大学毕业生“最难就业季”，但企业劳动力短缺尤其是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短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劳动力市场上的错配，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反映了当前的人才供给状况无法给予中国的产业升级充分的支持。如何打破这种错配循环，释放我国巨大的就业容纳潜力，显得格外重要。
就业难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过去吸纳就业主要是第二产业，但当经济出现波动，第二产业吸纳就业有限，第三产业却未能承担起吸纳就业的重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占比为36.1%，而美国这一比例则达到81%。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指出，稳增长说到底是为了保就业，各国发展经验表明，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农业要现代化，工业要信息化，新增就业主要靠服务业吸纳。因此，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培育服务消费热点，改善服务消费环境，能够实现有就业、惠民生的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用五年时间使中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现在的36%提高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50%，可以新增1亿个以上就业岗位。这不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是劳动力市场稳定的重要保障。
事实上，在巨大服务市场鼓舞下，目前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已经为中国“创业季”做好了前景广阔的准备。比如，据淘宝网统计，2006～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总额从263亿元增长到13040亿元，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0.3%提高到6.3%。截至目前，从业人员达到1850万人。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曾鸣展望，2019年，阿里巴巴集团将满足10亿消费者需求、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服务1000万个中小企业。
腾挪房地产健康发展空间
“北京过高的住房空置率表明，这个市场完全是一个错配的市场。”北京市房地产协会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北京房协做过调查，北京现有住房1000余万套，这其中不包括平房、违章建筑、小产权房，同时还不包括正在新建的楼房和建成后没有卖出的住房，“北京市2012年底常住人口为2160万，700万户，平均一户大概拥有1.3套房子。”
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央行调查统计司的有关研究显示，1991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住宅竣工套数约为1.4亿至1.7亿套，以1990年城镇居民住宅存量为8000万套计，当前我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至2.5亿套。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数为7.12亿，以2011年城市户均人口数(2.87人/户)计算，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套数约为1套。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5月房价上涨的城市有69个。
建设用地的供需错配同样严重。国土资源部官员曾透露，按照近八年来住房用地的供应，如果按照容积率1.5来计算，可以建出的住房面积达到84.36亿平方米，如果按照人均30平方米的标准来计算，可以满足2.82亿的新增城市人口住房的需求。而同期，真正进入城镇的城市新增实际人口只有1.67亿。
7月11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在全国土地利用动态巡查工作现场会上指出，土地市场存在的违规出让等手段，导致大量土地囤积在用地者手中，长期不开发或开发不足。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五成，但全国闲置土地仍达到3.55万公顷，其中房地产闲置土地1.07万公顷。
“投资性需求导致供不应求的错配现象日益严重。”受访专家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住房增量的建设是现实的需要，同时也需要在存量上有突破。房地产存量的盘活也具有巨大的空间。
在增量方面，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棚户区的改造等仍是重点。根据国务院的部署，今后5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其中2013年改造304万户；存量上，则需要强力推进住房信息联网。根据住建部的计划，与住建部联网的城市在2013年6月份将达到500个。时限已过，但有关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情况却一直未有下文。
受访专家指出，尽快出台房产税征收方案，是调整住房市场供求错配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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