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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一）
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在西方并不是什么理论问题，似乎至今没有有关的自完其说的理论。其实，西方市场经济完全是自生的，自我演化的。因此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西方经济理论界并不必要在此花太多的精力。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性的原因也源于此。当然市场经济是有基础的。众所周知，经济系统只是社会统一复杂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系统、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共同构成这一社会大系统。如果抽离出经济系统，那么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便成了经济系统的支撑环境，即基础。
具体来说，西方市场经济系统有如下的的支撑环境：
第一，信仰基督教，形成了一种罪感文化。基督教是一种博爱的高尚的宗教，把天堂建在人们心中。还有一大特色是，所有教徒都是上帝子民，都是兄弟，但对异教徒就不是兄弟了。西方社会的强大的内聚力和对外的侵略性，根源就在此。我还证明了西方勃兴的创新创造力，根源也在此。请见《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创新创造力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二，完善的法治社会。在西方守法既是义务，也是尊严和信誉所在。法律已经内化于人们的行为之中，规范着人们的各种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违法便有罪恶感，并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我国法治刚刚起步。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普遍存在，屡见不鲜。
第三，民主政制。这一政治体系能有效地处理劳资矛盾和约束权力，从而有效地避免官商勾结掠夺弱势群体。并且有发达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为供给和需求双方，厂商和劳工之间等等构筑了讨价还价的平台。社会的公平正义便由此演生。
当然本文的目的是从形而上学层面上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即从上述的支撑环境中进一步抽象。这论题在当今中国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众所周知，虽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直进行市场经济方向的经济改革，但总的来说，成绩很大，问题也很严重。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虽然当今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大腕，但他们对市场经济本质能透彻了解了吗？回答似乎是否定的，从目前看来，他们指导的改革误尽苍生，后果非常严重。因此，很有必要对市场经济的基础进行深入详尽研究，否则，无法在我国建立一个运行有序有效的市场经济。
目前也有人试图否定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回归计划经济。其理论根据是改革中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其实，计划经济问题更大。在世界上，市场经济至少有成功的的先例，而计划经济并不存在这样的先例。显然回归计划经济并非明智的选择。因此研究市场经济的基础便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二）
中国经济学家怎样回答这一论题？也即他们以什么信念指导中国改革？从此入手，提纲挈领，足可以理清中国改革的脉络和历程；以及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也可以大白于天下。显然这不仅具有反思的意义，也能为今后继续改革指明方向。
近日笔者仔细阅读了李义平先生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三期的文章《为什么必须选择市场经济？》。此文被列为该期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李义平先生的观点深得编者认同。文中李义平先生明确认为，利己心是构建市场经济伦理学前提。换言之，他断言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其实，此论并非李义平的独家之见，有普遍的代表性。在上世纪90年代樊刚先生也在《读书》发表高论《“不道德”的经济学》。樊刚先生此文的深刻意蕴也是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这并非偶然，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经济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化身。如果经济人假设被抽离，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就不成立了。自然而然，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信仰。近期张维迎先生出版了《市场的道德》一书，对这一信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论述。
总之，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信仰。可以说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真可谓成也潇何，败也潇何。
中国改革开放可粗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十年为一个时期，后二十多年为一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农村，主要特征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非常成功。约束农民的枷锁被解除后，勃发出巨大的创新创造力，乡镇企业也随之崛起，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后一时期的改革却走另一条路，显著特点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指导的改革，是一个有预设目标的改革，并剥夺了人民的参与权。主要推行如下一些方面的改革，教育改革，特别是高校的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另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本来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但由于出现了“顾朗”之争的偶然事件，令私有化改革无法如期进行。
现在我们来回顾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国的美好河山被严重污染了；利益集团掠夺了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的成果，致使贫富差距很大，富者豪宅可以连城，贫者难求一个窝；社会矛盾重重，整个中国已成一个大火药库；人民无法安居乐业。
更有甚者，社会走向全面溃败。何谓社会溃败？溃败和健康是相对立的概念，健康的反面就是溃败，即道德丧失，行为失范。具体来说，社会溃败包括，平民溃败，权力溃败和知识分子溃败。
平民溃败可见诸于发生于我们身边的，丧尽天良的兽化事件，诸如，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事件等等，还有风传的，耸人听闻的人肉胶囊事件。
至于权力腐败，正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民怨为之沸腾，政府的权威诚信也因之扫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贪污腐败不断在滋生漫延，不断升级。有学者认为已经演进到“三化”状态，即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可见我们依然处在中国几千年的大循环之中，即腐败——革命——再腐败。
更为甚者，学术腐败，精神沉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疾呼：“当今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世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等，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研究生招生中，存在万恶的潜规则：学权交易，学钱交易，学色交易。
本来，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背骨。在任何社会，知识体系都是正义力量，是良知和崇高的守护神。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最有担当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正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化身，维系着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但今天在崇尚权力、金钱和肉欲之风的涤荡下，知识界已乌烟瘴气，支撑社会的栋樑坍塌了。中国当前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此。
这些严重的事实表明，当前中国缺失有效的约束机制，权力没有制度约束，资本缺失应有的约束，而全社会缺失道德约束。显然，这并非利己主义缺位，而是利己主义泛滥了，成了社会的信仰，导致崇尚权力、金钱、肉欲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可见，利己主义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不可能保证市场有序有效运行，而负面作用很大，甚至罪恶沉重！
（三）
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其实，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诚信，并非利己主义。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款约经济，而款约的基础是诚信，没有诚信，款约不能订立、执行。
马克斯.韦伯证明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源于新教伦理。谈及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不能不关注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的富兰克林，他是被公认的资本主义精神化身的伟大人物，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话“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如果我们精读《富兰克林自传》；那么便会发现富兰克林光辉的人生没有半点利己主义色彩，反而他为美国和人类的利益无私无畏，献身于公益，献身于科学。他在自传中阐述了人生十三条戒律，也即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表述，此中也没有利己主义的意蕴。在此，我们不妨列举诚信和正义这两条规戒。诚信：不害人，不欺诈；思想坦荡，公正，说话实事求事。正义：不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永不沾边；利公利民的应尽义务切勿放手。可见资本主义精神和利己主义似乎是两码事，风牛马不相及。
而且，现在信息经济学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无法有效运行。必须依靠信誉，即品牌、商誉等，才能提高市场的效率。可见诚信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漠视这些事实，而迷恋斯密的理论？答案可能是，或无知或无耻。因为现在西方经济学深度数学化了，可能这些经济学家无法企及，只能炒冷饭了。
众所周知，斯密的经济理论是一种原始的低级的经济学，论述了一种完美的“无形之手”的机制，即在利己主义之下，通过自由竞争，市场便达到一种完美的均衡。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抽象，离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同共产主义社会一样是乌托邦。
现在西方的市场运行表明，市场不存在这样的完美均衡，完全自由竞争不是市场经济常态，而垄断和垄断竞争才是常态。垄断市场根本没有均衡，垄断竞争市场虽有均衡，但和斯密的均衡完全是现码事。而劳工市场根本也没有均衡。因为如果我们把劳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结果是剥削可能存在。可见这些事实和斯密的理论背道而驰，永远没有交点。
众所周知，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博弈，此博弈充分说明利己主义无法实现社会效率，自私自利，结果是大家皆输，没有赢家。如果可能有人怀疑西方经济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那么博弈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不容置疑。
虽然博弈论主要研究非合作博弈问题，也研究另一类博弈，即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博弈双方或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合作互利共荣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佳选择。但合作博弈的存在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旁支付系统。
何谓旁支付系统，简而言之，比如一盘棋局的对赌中，除了双方的注金，来自外部的补贴，就是这盘棋局的旁支付。更准确的定义，请查阅有关博弈论的教科书。
但在现实的物质价值体系中，很难存在这样的旁支付系统。而在《论语》中，父子，君民等等之间的关系；或称博弈都是纯合作性质的。而事实上，这些博弈是合作博弈吗？孔子首先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论语》才能自完其说。那么孔子怎样自完其说呢？孔子通过“正名”，即通过扩拓人类的非物质利益的人生价值来为人类构筑一个恢弘的旁支付系统，促成人类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成合作博弈。从而和谐、小康、大同便成儒家的必然理想了。可见儒学有极为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也是《论语》最显无垠无涯之处。这一点被世人漠视了，于丹也未明此中深意。由其可知，很多人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仅仅局限于表面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儒家学说如此，宗教也如此。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如此。即都试图为人类构筑一个可行的旁支付系统，从而实现人类合作博弈，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冲突和纷争。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对这一旁支付系统的解释和赋予的内涵不同而矣。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旁支付系统是否合乎人性，是否可行。若可行，便有强劲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因此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利己主义是完全荒谬的。市场经济要有序有效运行必须有相应的支撑环境，从西方几百年的实践经验看来，有效的支撑环境是本文第一部分所揭示的。而从中进一步抽象，那么市场的基础恰恰是诚信，并非利己主义。
（四）
现在关键问题落在诚信与利己的关系上了，它们之间是相容的，还是不相容的？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此中正关涉到人性本质的问题。人性本质的问题又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笔者已经研究多年。在此先给出简明的独创的结论。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经济人或权力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可见经济人和权力人，只揭示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而文化人和宗教人却是人类良知和崇高的载体。虽然文化人和宗教人也是追求人生价值最大化，但初衷出于私，结果成于公，即其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净化心灵，惠及他人甚至全人类，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
因此，经济人和利己主义只是人性本质的一维，不是全部。所以，诚信与利己主义虽然有时是相容的，但常常是不相容的，不相关的。诚信更有理由是文化人或宗教人内生的，关涉到经济人的可能性不大。
（五）
如果上文论证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支撑环境，不然，天堂变地狱。
第二，私有化并非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第三，中国当务之急，重构信仰体系，拓扩人们非物质性人生价值，促使人心向善，减少罪恶行为。
第四，警惕中国以经济人和利己主义为信仰的经济学教育可能成为社会毒源。最近，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语出惊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不能不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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