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国会迁都吗？迁到哪个位置？

金融时报：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

发表时间:2007-11-09 12:02    来源:FT中文网

英国《金融时报》特约撰稿人：梅新育

迁都？没错！中国确实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因为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选择首都，应当考虑国家发展和应对挑战的需求，而在当前的情况下，当初定都北京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其负面作用却与日俱增。北京继续充当首都，不仅对整个国家发展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尽管早在两千多年前，燕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都城；但在历史上，北京并非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其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权首都的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显然，今日中国选择首都时，不能从自始至终奉行塞北本位、视中原为鱼肉掠夺对象的蒙元政权的视角考虑，审视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出发点方才恰当。

明朝兴起之后，蒙元残余势力败退塞北，但卷土重来之心未泯，有明一代，明廷始终视蒙古为头号大敌，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明朝天下精兵良将，尽在九边。但在没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古代，定都南京的明廷与其他任何一个定都腹心地区的王朝都面临相同的两难：如果放手赋予戍边重兵集团主将足够的自主权，他们向安禄山看齐的风险很可能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内虚外”政策、束缚戍边重兵集团主将手脚，军队的作战能力将遭到严重削弱，“靖康之变”和崖山的悲惨结局永远铭刻在明人心头。对此，明成祖选择了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充分显示了大明王朝前期朝气蓬勃、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选择定都北京时固然有接近当时的友好国家之意，但在百万苏军虎视北疆之时，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显示出了同样的气概。

然而，时至今日，当初选择定都北京的这些最重要理由都已不复存在：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无需“天子守边”就能够防止安禄山之辈重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内蒙古已经牢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苏联解体、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消除了来自北疆的军事威胁；定都北京已不再有接近盟国的意味；……

与此同时，继续定都北京的负面作用却日益暴露。在这样一个缺水地区，北京竟然已经发展成为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中国当局不能不考虑是否已经超越了环境容量？是否最终会为此付出无法承受的重大代价？是否已经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

正是为了满足北京不断膨胀的需求，在水资源方面被迫作出牺牲的地区已经从海河流域上下游和周边省区扩大到了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汉江流域。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流域调水，对汉江下游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未必没有可能解决不了北方的环境问题，反而把本来环境还好的南方也毁了。而且，北京搬迁了一个首钢，可计划大力发展的芯片等产业耗水量似乎也不逊色。与其千里迢迢高成本调水到缺水地区，何如将相关产业、资源部署到水源丰富的地区？

就北京自身而言，过多的人口和产业也正在恶化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由于人口过多，相应地机动车过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国大城市中最大的梦魇，以至于被赋予“首堵”之名；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也许这可以指责是“钱松地紧”造成了北京房价领涨全国的局面，但是中国必须反思，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环境容得下放松地根吗？在保护低收入阶层权益、改善民生的旗号下，中国政府可以在北京维持低廉的水价，但无法改变从外地调入的水资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水资源本来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得到。

更糟糕的是，只要继续定都北京，北京环境负担、生活品质继续恶化并波及其他地区的趋势就不可能逆转。因为一个传统上并将继续实施中央集权制的大国必须在首都集中相当的资源，而只要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北京，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人们就会涌向北京寻找机会，这是中国国民的权利，不容限制，但客观上必将进一步加大北京的环境负担。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所作报告谈到了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但继续定都北京，恐怕就是最大的区域发展失误。

如果北疆仍然存在一个虎视眈眈的重大现实军事威胁，如果北京现在只有三五百万常住人口，那么，中国确实不必考虑迁都；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随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前景日益瞩目，迁都有助于提供一个新的经济题材克服潜在的危机。

如果迁都，新的首都应当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这样的话地理位置适中，环境容量大，新首都市中心能够提供其他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地皮建设中央政府各个部委；由于新都土著人口不多，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地头蛇势力绑架中央政府一味索取局部私利，也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话交流，而不至于在首都还大量使用方言交流。

（注：作者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汇总中国迁都的战略理由2007年05月06日 星期日 上午 01:49安全篇

一，北京离美日军事基地太近。

二，北京集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及庞大人口于一体，战时必为敌人最疯狂攻击之地，一旦北京彻底瘫痪，对中国将是最为悲壮的灾难。

三，北京的环境有利于间谍、恐怖分子的潜伏和活动，不仅对国家安全极为不利，而且大大增加了安全成本。

四，庞大人口、经济中心及恶劣环境都不利于政治中心的安全优质运转，例如交通堵塞、有利商人行贿、缺水、沙尘暴、通信易受干扰、官员难以自由行动等等。

经济篇

一，北京作为首都，国家便投入了过多的钱来经营这个政治中心，各种公路、铁路、空中航线均以北京为中心，不仅使得这个弹丸之地不堪重负，也过多地浪费和消耗了国家有限资源，使得其他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无法获得足够的国家资源投放，是造成国家经济不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迁都将调动国家建设资金的分布，新首都的建设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三，如果迁都中西部地区，对西部大开发将至关重要，一个西部开发的高潮必将来临，对平衡中西部的发展落差大有裨益。

四，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原理，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首都迁出北京，并在中西部找出一块空地，建设一个纯政治中心功能的新都。这样就能出现文化科技中心——北京、经济中心——上海、政治中心——新首都等等的战略新格局，对中国的可持续均衡发展极为重要。

北京篇

一，首都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由于首都的效应，外地人口源源不断地进驻北京，使得人口总数早已远远超过了其驮载能力的极限。

二，首都效应为北京带来了众多的车辆，交通拥堵成为无法根治的痼疾。

三，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使得北京水资源紧缺，缺水已成为北京人极其头疼的难题。而这恰恰与北京的首都功能密切相关，政府不断加大首都的建设力度将更加恶化缺水趋势。

四，房地产价格虚高早就超出了北京人的承受能力，高昂的房价为北京人解决住房问题设置了巨大障碍，北京房价的持续高企正是因为首都效应的缘故。
五，北京作为首都的城建规划和工商业的大力发展，严重危及了文化古迹的存在和保护，北京历史名城的地位正在遭受强大的挑战。

民族篇

一，由于庞大官僚体系及其家属驻留北京，同时北京又集中了中国最庞大优质的教育资源，于是具有极端歧视和排外倾向的保护北京考生低分录取的政策得以出台并长期执行，不仅造成了人为的教育不平等，而且恶化了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果首都迁出北京，中央官员们的利益就能直接与北京脱钩，公正平等的高考录取标准就能顺利出台。

二，迁都中西部是中国迁都的最佳选择，能够促进国民从人口过度密集的东部迁移到人口过度稀少的西部，不仅缓解了东部的人口压力，也有利于全国各民族的大融合，对促进民族团结大有裨益。

三，迁都中西部使得中西部人民欢欣鼓舞，不仅因为中央重视并亲近他们，也因为因此引领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迁都中西部后，中央政府对中西部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加强了，有利于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持续和稳固。
 

在十多年前，我就曾提出过“迁都广州”的看法，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讲坛上，或是在学术研讨会中，听过我话的人们，只是好奇地一笑，就再也听不到有反对和拥护的声音，这令我很感悲哀！迁都广州，不但关乎广州、广东，更是关乎全国，乃至全世界；不但关乎今天的中华民族，更是关乎未来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凡我中华民族的子孙岂可不关注！

    首都的迁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中国的首都从夏朝的阳城、帝丘等地，商朝的商丘、安阳等地，周朝的丰都、镐京，战国齐的临湽、楚的寿春、燕的蓟、赵的邯郸、魏的大梁、韩的新郑、秦的雍等地，秦、西汉两朝的咸阳，东汉和三国的洛阳、建康、成都等地，两晋的洛阳、建康等地，隋、唐两朝的长安，五代十国的的汴州、洛阳、成都、扬州、南京、太原市、江陵、番禺、长沙、福州、建州等地，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辽的上京，金的大兴，元朝的和林、大都，明朝的南京、北京，清朝的北京，中华民国的南京，直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整个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首都的迁徙史。而每次迁都，又都促进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复兴与发展。可以说，迁都是中国经济在几千年间保持世界高水平的一个重要动因；迁都又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谱图，更是中国政治变迁的晴雨表。中国历史上的迁都有两种：主动迁都，是政治势力强大，弘扬国威的表现；被动迁都，是政治势力衰落，国家分裂的征兆。再看邻国的日本，其首都从奈良，迁京都，再迁东京，现在也在考虑迁都了。试想，中国的首都如果仍在历史上的那些古都，那势必会影响中华文明的进程。

    选择首都，是中国历代王朝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到王朝命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事件。还关乎到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许许多多问题。春秋时管子提出建都必须“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首都，实际上是“江山”的代名词。武汉虽是九省通衢，有长江而无山，那龟山、蛇山只是小土包子，在那是不能建都的。上海有长江，有东海，而无山，亦不宜建都。洛阳、南京，江在北边，山在南面，作为首都多为半壁江山之态。北京北有燕山屏障，南有永定河，实乃建都福地。前人赞北京建都的形势曰：“太行自西来……重岗迭阜，拥护而围绕之，不知其几千里也。其东则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稍南则九河故道，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载而广大也。使万物之广，亿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见，则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者，莫不在于照临之下。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

    北京作为首都，自战国时的燕国、金朝、元朝、明朝、清朝、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曾以此为都城。北京自金朝１１５３年迁都至此，可说连续建都有８５０年了，今年北京举行了８５０周年的纪念庆祝大会。北京确实是建都的风水宝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洛，北枕居庸，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北京作为都城，过去对于防御异族侵略的能力有很大作用，而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国防上导弹的使用，这种防御能力逐渐式微。更主要的是，自然界的水、风、沙阻碍着北京的发展，迁都己势在必然。随着地球温度升高，北方沙漠化、荒漠化程度越来越厉害，步步进逼北京，尤其是每年的沙尘暴。北京的用水己经到了严重的地步。最近报载，北京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峻的供水形势，国务院近日决定建设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以解北京燃眉之急。过去故宫是北京的最高建筑物，现在的高层建筑物己置故宫于低矮之地。高层建筑物所需的用水，市民的马桶、洗衣机、淋浴用水的增加，造成永定河快要断流了，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供水出现严重不足，不得已只得拼命抽取地下水，这又造成了北京地层的地下大漏斗，真耽心要是唐山地震、张家口地震震到北京怎么办?北京将何以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涌来那么多人，水呀水！北京人在呼唤着。好吧！把黄河水引进京城，怎奈黄河水这条孕育中华民族母亲河的乳汁也常发生干涸。北方大河断流，我中华民族还有南方大江—世界第三大河长江，从东、中、西三线把汝裁为三截，引水进京。我真担心千里的南水北调工程，沿途水的蒸发、流失，长江水进了京城还剩有多少，姑且不去计算水的成本。与其引水，不如迁都。中国历史上隋朝曾搞南水北调，开凿了大运河，当时主要还是用于航运，可隋朝统治只有３７年的历史，悲乎?

    有趣的是，在英文中“首都”和“资本”为同一个词“capital”。在西方很多国家，首都首先是经济中心、生产中心、工业中心、资本中心，是资本的聚集地。在古代中国，京畿重地也是经济资本重地，长安为首都是有赖于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之地。首都只有雄厚的资本，才有吸附力。首都经济应表现为中央支持地方、而非地方支持中央的情形。现在京畿重地，包括北京２００２年的GDP为３１３０亿、天津为２０２２.６亿、河北为６０７６.６亿，总计为１１２２９.２亿，还不及广东的１１６７４亿。所以迁都广州，应该提出来了。２００２年广州市的GDP为３００１.６９亿元，仅次于上海５４０８.７亿，北京３１３０亿，只要广州努力一下，超越北京己是早晚的事了，或许就在今明年。而如果广州和佛山合并，则把广州市的３００１.６９亿，再加上佛山的１０７８.５亿，共达３７６３.３亿，则超过了北京。有说长三角的资本也堪为都城条件，其实不然，其和珠三角相比还是有差距的。２００２年长三角的上海GDP为５４０８.７６亿、江苏为１０６３６.３亿、浙江为７６７０亿，总计为２３７１４.０６亿。而珠三角的广东为１１６７４亿，香港为１２８７０亿港元，澳门为５４０.７亿澳门元，总计为２５０８４.７亿（港元、澳门元与人民币１比１换算）。粤港澳的资本，成为京畿重地，要优于沪苏浙，更优于京津冀。

    广州也具有建都的历史根基。早在秦朝南海尉任嚣就说：“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史记·南越列传》）汉朝司马迁也指出：“九嶷、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历史上曾有“三朝十帝”建都于广州：一朝是南越国历五帝，共９３年（公元前２０８年～前１１１年）。秦时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任嚣为南海尉。时项羽、刘邦、陈胜、吴广起义，任嚣病且死，召南海龙川令赵佗镇守防乱。秦灭，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在位６７年。赵佗孙赵胡接南越王，在位１６年，为文王。太子婴齐立，在位１０年，为明王。太子兴立，亡；其兄建德立，亦亡。二朝是南汉国历四帝，共５５年（公元９１７年～９７１年）。五代十国其间的９０５年，刘隐取得岭南节度使位。９１７年，其弟刘岩（刘龑）称帝，国号汉，史称南汉。其辖地有广州、韶州、潮州、容州、邕州、交州、桂州、贺州、连州、郴州。刘龑在位２５年。刘龑三子刘玢继位两年被其弟所弑。刘晟杀兄篡位，在位１６年。刘晟长子刘鋹在位１４年，为宋朝所灭。三朝是南明短瞬政权。公元１６４６年１１月２日南明唐王朱聿鐭在苏观生等拥戴下于广州称帝，年号“绍武”。而１６４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南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年号“永历”。两政权互相攻战，“绍武”政权仅存４０多天为清兵所灭，“永历”政权退至广西后不久也被清军所灭。

    在现代史上广州也有建都的短暂历史。两总统曾建都于广州：一是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１９２１年４月选举，５月５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设在今中山纪念堂所在地。１９２２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乘永丰舰离穗往沪。二是代总统李宗仁迁都广州。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５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总统府设在广州市郊石牌（今华南师范大学校园），代总统为李宗仁，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广州解放。再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曾设在广州。１９２３年５月至９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设在广州市东山区。１９２３年初，孙中山由沪返粤，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大本营。鉴于广州的有利条件，便于与孙中山国民党联系接触，中共中央局决定迁往广州，并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３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迁都广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让我们以千年时段来审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规律，就会得出“中化—东化—西化—北化—南化”的规律。所谓“中化”，中国姓“中”，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大地，始于伏羲画八卦，成于仓颉造文字，熟于文王演周易，为中国文化孕育期（?—公元前１０００年）。所谓“东化”，中国文化发生期（公元前１０００—公元１年），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各朝。其间中国文化发生的内容是以周礼，孔孟的儒家学说，老庄的道家学说，孙子兵法等为主流，而这些文化内容日后深刻地影响着历朝历代的文治武功，而这些文化活动的重要舞台是以东部齐鲁大地为主的。所谓“西化”，中国文化成长期（公元１年—１０００年），历经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至宋真宗庚子年。如果说唐诗宋词辉煌灿烂的成就是中国文化成长的标志，那末丝绸之路和佛教由西传入则是中国文化成长的体现。从西方而来的佛教以及中亚文化的东来，音韵学的东传，魏晋时代便发现汉语的四声，运用汉语四声写诗，唐诗可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宋词则是一种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诗体，而“配合音乐”就是指西域音乐—燕乐（宴乐）。中国育蚕制丝和造纸技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经丝绸之路传播西方，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而西方的佛教、伊斯兰教、景教以及其它文化艺术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来的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所谓“北化”中国文化的融合期（公元１０００年—２０００年），历经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多民族文化融合进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先是蒙古族文化的融合，接着是满族文化的同化，后是俄罗斯文化的输进，也可说是农业文化和渔猎游牧文化互相融合，这些冲突融合活动的主体及驰骋的场地都在北方的大地上，完全有理由说是“北化”。中国文化的时空移动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过由中到东，再到西，再到北之后，２０００年以后该是“南”了，因为地球是圆的。２０００年后的中国文化应是其高潮期。高潮期的中国文化将和东方文化更密切地融合，并将和西方文化更紧密地融合，也就是说和世界文化融合。也只有世界文化大融合，中国文化才能出现高潮。在这个高潮中，市场经济大潮将汹涌澎湃地席卷中华大地，现代化建设热潮将涌向穷乡僻壤的每个角落，在中国南方已听到高潮即将到来的潮音。香港、台湾已取得了经验，成为亚洲经济建设的“小龙”；广东、香港、澳门已成为中华粤文化和英葡西文化相结合之点；福建、台湾、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广西则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相融合的一条南沿海切入线；如果说以秦岭、淮河为界定的南方，包括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流域文化，以广东为龙头的珠江流域文化，就可以清楚中国文化“南化”的规律和势头。以上这些文化圈往南再与越南、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大中华文化圈，就可看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结合的趋势。应该说，中国文化的高潮期，称之为“南化”是准确的。而当今中国历史文化“南化”的中心应该在广东、广州，广州成为第五直辖市乃至成为中国首都，己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了。

    从历史规律的时间来看，迁都广州是历史的选择。但还有不少人站在陆地眼光看广州，认为广州是中国的边陲之地，这完全是错误的看法。从中国陆地、亚洲陆地、世界陆地的三个角度来看中国中心，你会发现：西安一直是中国陆地的中国中心，中国大陆最南为北纬１９度，最北为北纬５４度，最东为东经１３５度，最西为东经７５度，那末处于北纬３４度、东经１０９度的西安，正是中国陆地的中国中心。西周，秦，西汉，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南北朝时的西魏、北周，隋，唐，共十朝建都于此。北京一直是亚洲陆地的中国中心，亚洲大陆最南为为北纬１度，最北为北纬７８度，最东为西经１６９度，最西为东经２６度，那末处于北纬４０度、东经１１６度的北京，正是亚洲陆地的中国中心。广州一直是世界陆地的中国中心，本来地球的中心应以赤道为中心，但它偏爱北半球，把陆地面积过多地放到北半球，因此从陆地角度来看世界，应以北回归线为中心，北回归线以北和以南的陆地是相等的，而北回归线又正好穿过亚洲的中国的广州，其正是世界陆地的中国中心。其实，广州实实在在是中国中心。过去生产力低下，人们在陆地上生活，忽视了海洋的面积。由广州到中国最南端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和由广州到中国北端与蒙古交界的二连浩特，其距离是相等的。

    迁都广州，是陆地文明向海洋文明过渡，迎接海洋时代到来的需要。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是在陆地文明的基础上生化而成的。陆地资源已被人类利用得差不多达到极致的状态，因而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海洋。所谓陆地的“黄色文明”向海洋的“蓝色文明”转移。由于受生产力的影响，中国人长期把生产注意力集中在陆地上，而忽略了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看一看近代世界上发达国家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美国，无有不是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中国人有以邻居苏俄为师的传统，既要学列宁为俄国的工农谋利益，更要学彼得大帝为俄国人民谋利益。彼得大帝把首都由莫斯科迁至圣彼得堡是何等的英明！圣彼得堡曾屡遭瑞典的侵占，彼得大帝硬是在湼瓦河的滩涂上建起一座堪与威尼斯嫓美的首都城市，他使俄罗斯由陆地大国变成海上大国，甚至连海参崴都变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我国有海洋资源可利用的也只有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这些省市，广东省海岸线之长、海洋资源之丰为全国之冠，更何况海南省八十年代才划出，而广西的海岸线六十年代才划给。广州市的南沙港是通往世界海洋的门户，广州又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迁都广州，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交流的需要，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广州的对外贸易起源很早，据《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经略南越之时，番禺已是犀角、象牙等物的集散中心。西汉时期，广州更成为“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史记》）的大集市。也可以说广州是最早“参入”世界经济共同体的城市，１５１４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开到了广东，西班牙商船则在１５５７年，荷兰商船是在１６０１年，英国商船是在１６３７年，法国商船是在１６６０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则是在１７８４年取道好望角来到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１６９９年便到广州设立商馆，法国在１７１９年便到广州设立商馆，荷兰则在１７９３年到广州设立商馆，商馆的设立，加速了广州对世界商品贸易的交流。广州是一座世界贸易城市，每年春秋两次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便是明证。

    迁都广州，是继续繁荣香港、澳门的需要，是实现祖国强盛的需要。穗、港、澳可说是珠三角的三个角顶城市，香港、澳门是三角角底，而广州则是角尖。三个城市同饮一江水，同说广州话。香港于１９９７年回归祖国，澳门于１９９９年回归祖国。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澳门同样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要知道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也是广东的领土，治理者要是不会听、不会讲广州话，那是难于贯彻落实这一方针的。贯彻落实这一方针，前提是“一国”，所以中央人民政府的管理力量只有加强而不是放任不管。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必须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清楚：作为中国的执政者，不但要使大陆各地的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富强，更要使香港、澳门的资本主义事业更加繁荣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对大陆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可谓轻车熟路，而对香港、澳门的资本主义事业的领导仍是陌生的。如迁都广州，则有利于接近和熟悉，有利于祖国强盛。

    迁都广州，是实现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需要，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自由、文明、幸福的国家的需要。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北京，而“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台北，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那末这个统一的中国首都迁于广州，是最佳的选择。广州曾是“国父”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期间的首都，这是台湾所有孙中山追随者都认定的事实。更何况今天的台湾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华南经济圈，要知道广州市在华南经济圈的位置。广州市是华南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这应该是国人认可的，把其建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应该是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海峡两岸的现实状况令两岸的老百姓都蒙受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在外交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想要得到中国人的钱都非常容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钱，该国政府没钱用了，又改与台湾友好，台湾当局又给钱，钱用完了，又转向大陆。非洲的“中非”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干的，我真怀疑这个国家想要“非掉我们的中国”。还有那个“山姆大叔”，这边厢要大陆购买波音飞机，那边厢要售台对空飞弹；这边厢说“坚持一个中国、不支持台独”，那边厢却说“要落实《与台湾关系法》”，赚得美美的盆满砵满。两岸人民再不能受骗上当了！要尽快重开汪辜会谈，为什么汪辜在新加坡会谈后就停了下来，在香港、澳门来谈行不行?在广州来谈行不行?两岸人民尽快团结统一起来，把中华建设成为富强、民主、自由、文明、幸福的国家，这是中华民族子孙梦寐以求的理想。

    迁都广州市，还须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条件。一是建设好一座世界级的现代化航空港。在广州花都建的新白云国际机场正在进行较飞的阶段，目前都着重于客流使用，恐怕还要扩建有物流的专用跑道。还要切实保证做到一天２４小时全天候起飞和降落的要求。二是建设一个世界上最长的高速运输网络。最近中国铁路描绘宏图 4.5小时连通京沪，京沪高速铁路线要修，但是京广高速铁路线更为重要，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它的修建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开发战略实施，对于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发展，对于减少每年春运的圧力，对于南北方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祖国统一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没有京广高速铁路线，中国现代化都是一句空话，迁都广州市也是一句空话。三是建设好南沙这一大型的海港。四建设好一座现代化的信息通讯中心。等等。

    迁都广州市，广州何处是建设都城的风水宝地?由广州的白云山以北，至从化太平场的北回归线，包括白云区、花都区和从化市的部分地方，这可是建都城的最佳风水宝地。广州市白云区的龙归镇、太和镇是建都城的中心地带，正如同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一样，上天都己写好了名字，太和镇是建太和殿的地方，这是老祖宗龙的传人归来的意旨。还有今天原是洪秀全家乡的花县，也改名为花都，都城建在此，真是呼之欲出。要知道，白云山正如同北京的燕山一样，都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相连。昆仑山下来阿尔金山、祁连山、贺兰山、燕山、大兴安岭，这是中国的北龙；昆仑山下来唐古拉山、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五岭、白云山，这是中国的南龙。但愿中国的南龙能早日腾飞！也愿广州能早日成为中国的首都！更愿广州能建成为花一样的首都！

    迁都是件历史大事、社会大事、政治大事，不可不慎！最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能在明年的十届二次会议修改宪法时，将最后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广州”，提出议案，让全国人大代表讨论。或在全国开展讨论，再选择适当时间，由全国人大代表投票进行表决。

    中国的首都己经有过东京、西京、南京、北京，就来一个广京吧！

如果还有其他关于中国迁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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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中国革命战争决定性阶段的胜利都是在北方取得的，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从国际安全上看，苏联、蒙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成为可靠的邻居；北京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特色也适宜于担当一个草创时期的大国都城角色。“北京”在国际上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之一。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定都北京的成本太高了！而且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超常规发展，这一趋势有日益恶化的危险。城市功能的过份集中，带来了普遍的生态环境和人口膨胀的压力；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远远未发挥出来，甚至不断遭到破坏。

　　水！水！

　　就水资源而言，北京人均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7，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居百位之后。最新的计算表明：2000年平常年份北京将缺水2亿立方米，枯水年缺水11亿立方米。2010年，两项数字会分别达到9.9亿立方米和近20亿立方米。现在北京主要供水源密云水库来水量日趋减少，今年8月份密云水库蓄水量仅为常年一半，存水估计只能够用一年。明年如遇旱年，北京将难逃“水荒”之苦。
　　北京市社科院的一个专门小组，长期研究水资源供应与城市人口容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77.77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01万人，外来人口121.76万人。这一结果是北京人口容量的最大值。但实际北京总人口在1997年即突破1500万大关，其中常住总人口1210万人，外来人口3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从水资源供应的角度看，北京的人口已超负荷300万人，而这一数字仍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北京的生态环境压力则远比我们想像的严重：大量地下水长期超采以后，形成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漏斗区，最严重的东部地区过去40年已下沉了700多毫米。专家们指出，地面大面积下沉最终会影响整个城市建设，导致地基不稳，墙壁开裂，道路中断等严重后果。

　　现在，南水北调工程被很多人看作是解决京、津地区缺水的“灵丹妙药”。但以最多人赞同的中线工程为例，它的投资达1000多亿，工程量大，工期长。且工程实施后，被引水的汉江中下游流域将严重缺水，三峡水库的发电和用水也将受到较大影响。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豫、鲁、冀、晋都是缺水大省，这流经家门口的几百亿立方水将成众矢之的，如何分配将大有争议，能有多少流到京津将大有疑问。

　　不堪重负的北京

　　北京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材料称，北京在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列全球第三，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人每天相当于吸两包烟。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全国18个主要城市1998年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中，北京是情况最严重的一名。
　　荒漠化的威胁也直逼京城，最近的沙丘群离北京仅70余公里，并处在“北京盆地”的上风向，即使不大的风力，黄沙也会直扑“脚下”的京城。今年春季，北京连遭沙尘暴袭击，其情其景至今令人心悸。

　　北京的“人口爆炸”更让人触目惊心。16年来，北京常住总人口每年净增近20万人，流动人口每年净增量则超过20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上海近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主要城区的人口已呈负增长或零增长。北京何以有这么大吸引力？从根本上看，北京的政治、文化和全国经济管理中心地位是人口剧增的最大的“磁力”。政府花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这说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十分严重。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使得北京城区人口密度比巴黎、伦敦、东京等大都市要高得多。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未开发的土地资源仅占全市总面积不足4%，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其后果之一是北京的蔬菜供应已离不开外省支援。

　　最令人痛心的问题还是对古都的“建设性破坏”，这是北京的“内伤”，一般人不容易感觉到。1911年，北京大约只有相当于现在二环路内的面积，人口76万，现在城区人口扩张到700多万，大量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被“克隆”在古都的中心区。而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点的城墙、护城河、胡同、四合院等被大规模吞噬，仅最近的10年间，北京的胡同就由6000多条锐减到2000多条。

　　最近，北京享有盛名的赵家大院在一片反对声中还是被拆掉了，理由是修路。从景山上向南望去，一大片现代化饭店参差不齐地冒出，尽管其中个体设计不乏独到之处，却对故宫和古城核心区域和谐巍伟景观造成极大破坏。一些设计师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透露了秘密：“北京的写字楼租金是世界上最贵的几个城市之一，如按规划进行设计，开发商不满意，因为他们总是希望提高建筑层数或容积率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又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关系来修改规划条件。”长此下去，北京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将何以自存？

　　高昂的定都成本

　　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北京从中央得到的各种支持是最多的，巨大的投入并未产生相应的效应，反而面临多重危机的边缘，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就是这座文化古都既是全国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管理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事实上还有全国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的职能。以中国之大，由一城而兼此数中心之职，对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来说，确实不堪重负！这种功能设计使得城市规模无限制地扩大，城市的有限空间受到多种功能的挤压，脆弱的资源与生态系统无法承受，一言以蔽之，高昂的建都成本已到了国力和北京市自身难以支撑的时候了。
　　在古代运输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东南地区供给天下财富大半，如果都城离此太远，则定都的成本过高，必将影响国力的增强和政权的巩固。对此，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曾指出：15世纪初中国放弃了因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却定鼎北京，“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更是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笔触写到：北京“这一宏伟都市远离它的经济源泉，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灭亡和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输送漕粮的南北大运河成了明清两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

　　今天，现代化的运输条件已从根本上消解了大规模物资运输方面的诸多不便，但我们仍不能不考虑定都成本问题，也就是一个经济投入与产出效益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积极主动地调整原有首都的功能，或者乾脆重起炉灶再建新都，将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种资源，及时卸掉妨碍社会进步的重重包袱，首都本身也能够及时摆脱过份的功能叠加而获得“新生”。

　　北京的4种选择

　　1986年就有人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很大的震动。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在新的世纪，北京面临诸多挑战，应早做筹划。目前，有4种设想可供北京选择：
　　一是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只是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一点调整。这种设想认为北京的首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的“心脏”城市，文化底蕴丰厚，城建基础好，人口素质高，又集中了大量中央级的机构、人才，是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至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不妨采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建设卫星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变部份土地使用功能等办法加以解决。这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二是建设“副都”。主要是分担目前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份功能，在中心区和周围地区的分中心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可以较快见到成效。总规模以80～100万人口为宜，地点可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

　　三是实行“双都”或“陪都”制度。“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都，一个经济都。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如荷兰、南非等。两个首都的职能分开既能避免城市的过度膨胀，也能使政治中心免受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影响，从而保持政治的某种独立性。具体策略上，有人提出以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有人提出可考虑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东西和南北巨大的不平衡问题。

　　四是“迁都”论。认为中国应另择一佳地建立新都，一是为北京“减压”，让这座古城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的“文化之都”，而将其它功能分解出去。二是改变目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树立21世纪中国的新形像。

　　第一种设想更多注重了北京的现有优势，没有充份估计到北京在新世纪长时间内面临的人口、资源危机。仅从人口控制上看，北京的户籍控制可谓极其严格，但从1980年以来还是净增了300万人口(还不包括数目更大的流动人口)。到时仅水危机就可能令北京无法承受。而在北京的强大拉力作用下，建“副都”难以达到预想效果。今天北京周围众多卫星城就未能充份发挥“卫星”作用，且缺水难题还是解决不了。“双都”制也只是在中国现有的城市系统内打转转。不能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和民族的发展大方向上，何况现在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难念的经。现在是考虑“迁都”之路的时候了。

　　国家战略重组

　　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主动迁都，通常表现了对未来发展的高度自信，因而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壮举。远者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近者如巴西迁都巴西利亚、德国迁都柏林等，莫不以迁都为契机，秉持“与民更始”的决心，推动国家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提高政府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张扬民气，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最终得以成功实现国家战略的一系列宏伟目标。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东、中、西部和南北方等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日渐扩大，这已成为影响中国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痼疾”之一。目前东部地带以占全国13.4%的面积、41.15%的人口，占有超过60%的GDP，而西部则以23.11%的人口、56.9%的面积占有14%的GDP。北方和南方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差距近年也有拉大趋势。尽管中国政府千方百计致力于缩小这种差异，并在2000年全力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从自然地理环境、区位、历史惯性、经济基础和体制上看，中西部地带特别是西部地带在相当长时期内是难以赶上东部快速前进的步伐的。特别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家能力呈下降之势，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力和要素资源将继续减少，单纯依靠“战略西移”也越来越困难。这不能不让我们另辟蹊径，设想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联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来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严重失衡状况，推动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大重组。

　　重起炉灶建新都还能为根本改善行政效率提供契机。依托新都的“后发效应”，有效避开既得利益者的多方阻挠，推行一系列旨在裁减冗员、提高效率等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高效、完善的新体制，当政者便不至于受多方牵制而无所作为。哈萨克斯坦迁都中部小城阿斯纳尔，该国政府趁机将公务员总数削减一半，既保留了其中的精华部份，又使一些三心二意、不愿离开阿拉木图的人脱离政府机构时保留一些优厚待遇，巧妙地实现了政府改革的目标。

　　从行政效率上看，新都提供的相对集中而又合理分布的空间环境，将能大大遏制施政过程中的拖沓、繁琐和互相扯皮现象，这早被巴西利亚、伊斯兰堡等新都所证实。

　　新都构想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中国未来迁都的方向应该是南移西进，以适应全国范围内的均衡
开发和“地气南迁”的战略态势。有人提出可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新
都，实际上没有考虑到这些城市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它们本身已迫切需要“减压”，已不可
能承受过多城市功能的叠加。因此，如果考虑迁都，最佳途径是创建新都。近20年来，白手
起家的现代化的特区城市就建了5座，依托日趋雄厚的中国经济实力，建设一座新都已非难
事。

　　中国未来的新都应选址在哪里？从大的地域来看，新都应选址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汉水
流域附近比较适中。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由襄樊、荆州、荆门、宜昌4
座城市相围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带可为首选，我们可称之为“襄荆宜三角地带”。这块两万多
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工农业基础雄厚、资源供应充足。更重
要的是，这一地带处在中国南北和东西相交汇的地理中心，是联接华北、西北、西南、华东
和中南地区的战略枢纽地带，开放性大，四面连通性好，真正据东进西出、南来北往之要
冲，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目前全国没有任何其他地带能与之相提并论。

　　至于巨额的迁都费用问题，通过对部份国家迁都行动和计划的比较，我们假定未来新都
中心区的人口在60万左右，则基本建设费用约为2200亿元人民币，加上周围卫星城镇和基础
设施的建设，总数应不少于3000亿元，3000亿！这对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来说可不是
一个小数目，我们的国力能承受得了吗？

　　1999年中国GDP总值已超过8万亿元，银行存款余额高达9万亿元，表明中国整体经济实
力已较雄厚。如果将3000亿分摊在10年左右，每项年约300亿元，不到GDP的0.4%。要是在
2005年以后开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强，这一投入最终可能不到年均GDP的0.2%，将
比三峡工程投资占同期(1994年至2009年)GDP的比率还要略低，对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压
力并不明显，更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巨额赤字和剧烈的通货膨胀。

　　理想的分散之道

　　未来新都是平地起新城，当然可以按照理想模式建成世界最好的都城。从城市职能上
看，以政治中心为主，兼有部份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科教中心的职能，但是绝不能搞成那
种多功能、综合型的所谓“国际大都市”。否则必将影响今后首都功能的正常发挥，违背了
迁都的初衷。

　　如果冷静思考一下，迁都对北京来说则是一种“解脱”。几十年来，过多的城市功能叠
加在古都身上，使她无法挣脱那重重束缚，苦不堪言。北京的最大优势和特色是文化，谁也
无法否认：北京积淀了数千年来无数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中华文明中最深沉的品质和最光
辉的理性都可以从中找到浓缩的一页。过去我们是舍本逐末，对北京最珍贵的东西视而不
见。今后的北京，不仅要成为中国的文化之都，还要成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世界文化之都。目
前堪称世界文化之都的城市只有代表西方文化的巴黎，代表东方文化的还没有。北京在正确
地给自己定位以后，完全有资格去填补这个空白。当然，这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建
设世界文化之都既是北京人的理想，更是全国民众所热望见到的，其成功的可能性甚大。

　　偌大的中国不能没有一个全国经济中心，在某些国家也称之为经济首都。这个中心应该
是地理位置适中、腹地宽广富饶、劳动力素质较高、交通运输设施齐全、金融和贸易都极其
发达。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上海都是当然的“人”选。确立上海经济中心地位有两方面意
义：一是中央政府应给予更宽松、更优裕的经济发展条件，诸如可将央行总部和大部份金融
机构总部搬到黄浦江边，使其真正发挥全国经济的“龙头”作用；二是意味着上海对中国经
济的整体发展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是要适当地“付出”。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应在法律
上明晰化，对上海、对全国都有好处。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亮丽的画面：我们设想的未来新都与北京、上海一起，共同承
担起泱泱大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职能，各展其长，互为依托，不失为一条理想的首都
职能分散之道。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如果在未来的宪法中3座城市的首都功
能得到确认并得以实施，必将意味着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演进。
（来自侨网）

http://www.xslx.com/article1/messages02/1901.html

提迁都的人还是不够多，如果能够影响到政界上层，那就希望很大了，然后再去认真衡量该迁到哪里吧

安庆吧

口渴的山西人为啥送水给北京人喝?

http://blog.qq.com/zt/2007/qiandu/index.htm

顶一下！

迁到海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