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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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CRIPT＞ 我们的基本分析脉络是：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的初始条件；正是这把钥匙适时、适度地开启了西欧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促进了西欧的经济发展。 历史每讲一遍，都会有所改变。那长久令人困惑和兴奋的历史谜题似乎永远不甘屈从于惟一的谜底。我们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个曾被前人讲过无数遍——想必还要被后人讲更多遍——却依然保持“年轻”的话题：在历了长期的经济缓慢爬坡后，是什么原因使西欧国家现了突破性的增长？据估算，从公元前一百万年至1500年，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全球人均GDP仅艰难地增长了不到50%，且各地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差异不大。十六世纪后，西欧的增长却“突然”加速。根据麦迪逊提供的数据，从1500到1820年，以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西欧人均GDP从670美元增至1269美元，增长89.4%；而西欧以外的世界则从532美元增至594美元，仅增加了11.7%。二者之间的差距竟有近八倍之多！阅读了一些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西特定的人口增长率、经济规模、市场运作状况、科学技术条件以及政治环境和制度氛围等诸因素通常被国内外学者视作解答问题的关键。让我们特感到兴奋的是，近十几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若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十六、十七世纪，那么欧洲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双方在总体上势均力敌。一些学者用实证方法，将当时中国和欧洲社会经济的诸项重要指标逐一拿到天平上较量一番。结果表明，中国当时的综合平至少不低于欧洲。不仅如此，它们之间还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相近的人口结构，类似的商业城市发展水平和规模，新的生产方式同样受到传统文化理念和制度的制。换言之，它们当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既然双方处的原始状态相似，那么“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故事的神话色彩就变得愈发浓重。从表面看，创造“神话”的似乎是十八世纪出现在西欧的那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虽说将工业革命比喻为人均GDP这列火车得以提速的发动机或高效燃料并不过分，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工业革命为何在那个历史时点上成为了欧的“专利”？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切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的基本分析脉络是：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的随机性的初始条件；正是这把钥匙适时、适度地开启了西欧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促进了经济绩效。其间的逻辑关节点是：金属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大幅度增加以及随后出现的“价格革命”，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级开始兴起；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直接体现在它们与国家和君主的关系上；通过向治者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商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并逐步将其势力范围向国家政权内部延伸；在其权力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性质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并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新兴阶级的利益与需求；为了在对外贸易中摄取更多财富并使其财产更加安全，商人阶级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国家的“求强”与人的“求富”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推行该策的结果不但使财富日益集中到大商人手中，而且更使商人阶级对制度选择的影响力急速膨胀；新兴阶级的壮大最终促发了重在界定和保障“新贵”之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全欧洲的“代表作”；而以商人和被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为主体的新兴阶级，恰好又是时至十八世纪最具“生产性的”集团。 具体说，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正式规则的确立。阶级结构和国家性质的变化，确立和维护了政府的信誉。随之来的长期国债等制度的创建，既极大地提高了国家融资和保护资本市场的能力，同时国债的买卖也孕育了现代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交易习惯或自发秩序的逐渐成型。财富的集中和数量相对较少的大资产者之间的多次博弈，催生出了较为可靠的私人信誉。私人信誉确立带来的规模效应促进了银行业的兴起、以及内生货币创造和市场融资等制度的形成，和国家信用、特别是金属本位制度一道，逐渐使货币供应摆脱了贵金属的数量束缚。有效的资本市场使资金的借贷变得相当便利，从而带动了企业的大规模工业投资和“创新”活动。工业革命的兴起或西欧经济增长率的“起飞”由此得到解释。 从总体上看，我们沿袭的是以诺斯为首的新经济史学派的制度主义传统，并吸收借鉴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虽说在基本理论倾向和分析框架上共同甚多，但在方法论、侧重点、研究范围以及理论倾向等方面，我们却与上述传统有所不同，甚至有些偏离。 首先，从观念上讲，我们受到了在智力上给予我们很大启发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指引。简单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如下内容组成：物种或器官的进化的第一步，在于遗传过程中出现的随机性“变异”；在生物体内每一个变异了的构造都有被遗传下去的倾向；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力量，即“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完全根据各种生物的益或为了其生存方便，自然选择以正确的技巧把每一次连续而微小的改进都挑选出来；自然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排斥和灭绝的过程；每一物种的每一部分构造都是许多遗传变异的综物，是连续适应变化了的生存条件的结果。我们在此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单独开列出来，原因在于它和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在精神实质上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变异及其连续积累所产生的进化，就颇似“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变异构造具有遗传倾向”，非常近似于“路径依赖”；优胜劣汰的主角也很容易就由物种转换成制度。 们看重的历史进程中的突发“事件”，也就是达尔文意义上的变异。变异的随机性和决定变异否具有遗传性的自然选择，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变异不仅意味着新颖性、不可控制、不可预测性还意味着变异必须满足有效性或适应外部环境。诺斯等制度主义者强调了制度变迁的源泉在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并进一步强调了引起相对价格变化的外生变量--人口增长。不过在我们看来，人口的增长虽说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但似的变化因由来已久而缺乏新颖性。就波动幅度和增长率而言，历史上或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类似情况也曾经出现过，却并未引起足够大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连带的制度变迁。换角度看，人口增长还可以是制度变迁的内生结果。而美洲金银涌入欧洲就另当别论了。突如其来又冲击猛烈，总体上看又完全外生于当时的欧洲，并作为一个不可预测、没法控制的初始变异，在新兴民族国家间残酷竞争的环境中，经过自然选择和变异积累，进而引起了西欧的制度变异，并最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优势。 其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倚重的是方法论集体主义，其中特别借鉴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鉴于我们关注的是西方世界兴起时代的制度创新，而不是资本义本身的发展规律和未来命运，故我们更注意新兴资产阶级与传统贵族阶级之间力量的此消彼涨和剧烈斗争。此外，尽管我们列举了大量的个别事例，但我们的主旨并不在于描述形形色色的个体或剖析他们的个别行为，而是侧重于分析不同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以及它们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对于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顺便说一句，阶级分析方法并非为马克思所独有。托克维尔就曾明白无误写道：“无疑，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可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 表面上看，这方法论集体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相互矛盾，因为变异似乎总是发生在某一物种的个体成员上。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达尔文在谈论变异时首先提到的是物种变异。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达尔文关心的是物种的起源，自然选择的对象也物种而非个体。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方法论集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互补的。至于何时侧重于它们中间的哪一方，则取决于所分析问题的性质。在考察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时，套用布罗代尔的概念，就是当处理那些只有在“长时段”“中时段”内才能解答的制度变迁问题时，方法论集体主义或阶级分析方法就应该、且必须居于主导位置。制度创新、变异、演进、变迁，无不是长期集体行动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尔森谈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尽管出发点是个人，但倾向的却是方法论集体主义。 在奥尔森的著述中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倾向性，即把既得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视为阻碍经济长期增长之根源而大加挞伐。而我们的侧重点则不在于谴责既得利益集团，更不是一般地对它们加以否定，而是明不同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过程和原因、并涉及其至少是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比如破除垄断等。 第三，对西欧兴起期那段历史的重新研究显示，明确界定或尊重产权固然重要，但这还不是问题关键。自国家产生以来，奴隶主国家、封建王权国家、城邦国家、甚至大大小小的酋长国，无一例外，都在尊重并严保护着与其自身利益攸关的产权。然而问题在于，尽管这些统治者或上层阶级做到了安全地拥有或占据庞大的财产，但是他们却并非必然地能够让这批财产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的释放。与此同时，在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中，又总是存在着一批具有极大的财创造潜力或能力、却又苦于其（存量和增量意义上的）产权或得不到有效护、或干脆没有利用社会财产进行创新的渠道。换句话说，产权理论的关在于，非中性的产权保护制度究竟最有效地保护了谁的产权，在于那些最具生产性或创造性的财产拥有者的产权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尊重。工业革命或西方世界兴起的谜底，无非是新制度有效地、排他性地保护“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产权。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非中性产权制度的分布高于产权保护本身。 非中性产权制度的分布高于产权保护本身，同时意味着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来自新兴阶级的成长特别是其壮大到足以和统治集团分庭抗礼、并最终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现实。简言之，如果不存在以财产规模为基础的阶级或集团实力的大幅度消彼涨，偏袒新兴阶级或集团的制度变迁就不可能出现。正是因为某种来自外部世界的变异，经过连续积累起来的产权分布上的变化，使得资产阶级成长壮大，才最终导致了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当时最具生产性的资产阶级之财富持续增长的制度变异或变迁。 制度及其变迁的非中性还意味着，“一个阶级的任何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美洲金银大量注入所导致的西欧物价上扬，大大压低了劳动和土地要素的价格。1600年前后，工资对谷物的购买力在英国只有1500年的1/3，在法国和德国约为1/4；十六世纪欧洲工人的实际工资普遍降低了50%左右，而十七和十八世纪仍然在下降。其中，英国政府多次颁布的“血腥法令”，更加剧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味。工资、地租的下降节省了工、业资本家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和积累与投资，从而大大地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筹码，并最终使之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一股重要力量。 第四，在进行历史叙述和逻辑推演过程中，我们始终在奉行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制度－货币”二元的分析方法。最概括地说，制度经济学立论的基点，在于把人的偏好和选择，视为他们置身于其中并又受其约束或激励的制度的函数，亦即制度（或规则和习惯）决定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又决定经济绩效的劣；与此同时，制度变迁的动因、方向、力度时间以及速度，又是人类在既定制度下博弈与选择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制度安排－人类行为”这样一组既相互对应、又互相作用的“关联”。制度经济学传统的“硬核”便在于此。无疑，这是一个理解经济运行本质的极佳的分析框架或范式。 对于货币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如果说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讲过的那句振发聩却又不无夸张的话——“唯有货币是起作用的”——只是提醒我们注意货币所扮演之角色的话，那么克莱因对经济学本质的看法则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实质部门抑或货币部门，究竟谁才是理解经济运行的根本所在？答案是“货币和整个货币部门”，尽管用货币主义去指导政策制定充满风险。货币的复杂性远非三言两语能说明白。最简单地讲，货币至少有三层义：其一为“金属－财富”意义上的货币；其二为“纸币信用”意义上的货币；其三为“银行体系－金融市场”意义上的货币。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说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货币和整个货币部门”对财富积累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决定性意义，看到了“财富分配非中性”和经济增长要求“货币和整个货币部门”适应其变化的事实。至此，“货币经济－实质经济”这一对相互影响（而不仅仅是单向的决定）的“关联”就跃然纸上了。 我们的主要意图之一，便是在制度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表现为“制度－货币”二元分析。这样做不仅为制度安排中涉及货币金融的规则和习惯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也不仅因为货币就其本质而言无非是一种依靠制度来维持的信用，还因为它有助于满足我们全面理解实际经济运行之根本的理论需要。我们提出的“长期货币非中性”命题所依据的逻辑脉络，正是“制度－货币”二元分析。 第五，既然美洲金银的最先攫取者是西班牙，那为什么制度变异首先会出现在英国？尽管前文曾间接地对此做出了回答，但考虑到此问如此显而易见、又是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我们在此就多说两句。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新大陆给西班牙带来了巨额财富，然而其所有者在投资和消费之间择了后者，即用于奢华和无益的战争。由于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银购买，制造业和农业也就随之凋敝。结果到了十七世纪中金银流入终止时，西班牙王室已债台高筑，国家进入长期衰落。另一种通常的解释就是我们开始时讨论过的，即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受到了不利于财富积累和创造之思想观念的影响。甚至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阿根廷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美国，后来的国运和成就都大相径。 上述释都有些道理，不过我们更愿意从“制度－货币”二元角度来处理西班牙错过资本主第一波浪潮这个问题。在诺思看来，导致如此结局的核心原因，在于西班牙对产权保护不利，其贵族“羊毛集团”对决策层施加的影响使制度变革走向了畸形。这无疑是对的，但却不够精致。根据本文的逻辑，西班牙之以没有孕育出制度创新，更进一步的原因在于，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受惠者群体是王室成员和上层贵族。正是他们构成了现行制度下受益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创新动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在英国、荷兰等地，体制外的新兴利益集团取了新增财富的相当大的份额，不仅如此，上层贵族中也有不少人为牟利而加入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从而使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在此也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第六，“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问题之所以令我们魂牵梦绕，主要还是因为明清时代的中国何以被落下。我们特别注意到，明朝有过一次绝好的金融制度创新的机遇，即食盐的期货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当时皇帝需要把粮食运送到驻守北方的边防部队，但财政上又有困难，故只好把对食盐的生产与运输的垄断权抵押给了商人。具体做法是，商人先帮助府把一定数量的粮食运送到北方的军队驻扎处，交粮后他们便会得到一张收条，凭此收条他们可以在南京换回经营食盐的特许证“盐引”，这样商人们就能够靠买卖一直由政府专卖的盐获利了；与此同时，政府的财压力也得到了缓解。在这个过程中，很快就出现了分工，即一部分商人专门运粮，另一部分商人专门从前者手中购买盐引。结果盐引便有了市价，并逐渐成为一种期货工具”或有价证券，成为一种投机的对象。朝廷的权贵和盐官一旦发现盐引价格不菲，便经常会在正常额度之外取得盐引并在市场上出售，从而导致盐引价格动荡和下跌，乃至皇帝最终因发行盐引无利可图而于1617年废止了盐引。 根据本文的逻辑，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早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应该是中国没有发展出有效的资本市场。而在十七世纪的某个时候，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并由英国率先开始了“金融革命”。废止盐引的做法等于废除国债，故又被后人认为是使中国更难出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决定性举措之一。可那个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没迈出商业与金融史上关键的几步，原因仅在于此吗？还是因为没有出现变异或变异的冲击力不够巨大？抑或是执掌“最适者生存”之决定权的社会环境淘汰掉了某种变异？还是变异连续积累起来的“构造”没能服务于种群中“生产性”甚强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明末清初长期高达30%～50%利率起因何在？它又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的投资需求？这里我们只是在提出问题，至于回答它们的任务，将留待日后去完成。 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运用的概念、理论、观点，大都是前人提出或创建的。换言之，我们在构建自己的逻辑框架过程中所使用的砖瓦木石，均得自于他人。看重外生随机变量者有之，关注地理大发现或美洲金银者有之，倡导货币数量论者有之，洞察所谓“坎蒂隆效应” （即货币量增加将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上涨程度不一）者有，青睐阶级分析者有之，主张制度决定论者有之，强调国家信誉与产权保护者之，推崇资本市场者有之，张扬有效秩序必定自发扩展论者有之。然而，尽管材料全都是旧有的，但我们的偏好和搭建的分析结构却不尽是随波逐流。新的结构通常都具有某些不同于以往的功能。这也恰是我们重述这一段历史的所抱有的理论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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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世界的兴起 西方世界 资本主义萌芽 城市发展水平 制度经济学 世界 金银 美洲

好！想下载！

是张宇燕的文章吧？

呵呵，基本上不得要领。

明明有获得诺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却硬要从不知什么人的什么理论中寻找答案，

不少胡闹又是什么？

经济研究者如此说、如此做，真是悲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