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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凯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 劳凯声教授、博导] 在研究过程中，我为自己规定了三大意识： 一是问题意识。 实际上这是我对研究规律问题的反驳。我认为教育学研究不应该从规律出发，应该从问题出发。过去我们寻找了几十年，研究出来的结果不是规律。当然不仅仅是在教育领域，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各个领域当中找到证据。我们的研究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问题出发去开展。当然如何建立从问题出发开展研究，我自己是这样来训练我学生的： 第一是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是起点。如何发现，其实作为一个研究者，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外界有时候对我说，劳老师，你做的工作，总是能够走在别人前面，轰动比较大，我只能说，这并不是说我比比人 聪明，只能说我能更善于发现问题。其实我完全可以说，社会科学当中80％都是假问题，没有意义。有一 次我我参与教育部的职称评定，就是评价一篇硕士论文，题目是《论哲学家对自然科学家的引导》，当时 我们一批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是平行工作的，它们不存在谁引导谁 的关系。所以我说，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要提出真问题，什么是真问题，就是有意义的问题。我看到 很多心理学的论文，相当多心理学的论文我不敢恭维，比如论六岁儿童的运算能力等等，我说，这个凭借 感性就可以得出结论，所以这就是一个假问题。所以，发现问题很不简单。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 两位老师对我的评价是，倾向思辨，但我博士论文选了一个实证题目。当时开题，共有五位先生，王焕勋 、成有信、孙喜亭、黄济、顾明远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学者，其中有四个人反对我的选题，只有我的第一 导师坚决主张我选的题目，导师说我不能完全指导你，但你可以去跟法律界的老师去学习。我后来是到中 国政法大学选修了法理学的课程，到中国人民大学跟着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高铭喧先生学习了刑法的课程。 我博士论文就是高先生作为主席主持的答辩。现在有人说，哎呀劳老师，你怎么就那么有眼光选了这么好 一个题目，实际上我选这个方向的时候，教育法是一个很冷门的领域，人们都问我，你是研究什么的，我 回答说研究教育法的。对方马上反应说，哦，是研究教育方法的。那时人们普遍把教育法当成教育方法， 还很冷门。所以，我说发现问题是问题意识的起点，第一步，非常重要。 第二是界定问题。所有的研究首先是从界定问题开始的。就是说我们要给研究领域规定预限，即问题域， 问题的内涵、外延是什么，比如我们要研究学校事故，即在中小学校发生的人身伤害事件。很显然，我不 可能对所有伤害事件进行研究。我们要区分意外事故与过错事故，这些都是法律上比较有严格的定义，就 是过错事故，也可以分为故意导致的和过失导致的。所以我后来主要研究的是：过错事故当中的由过失导 致的事故。那么别人可能会问我，意外事故难道不是学校事故？我说，是，但是没有进入我的研究领域。 这就是问题的界定。以我自己多年的经验，很多研究生没有一种自觉的界定问题的意识。所以很多问题都 很大。你没有清醒的界定问题的边界。我的一位博士生，刚刚答辩完，他开始想做青少年犯罪和犯罪侵害 的研究，我说你的问题研究过大，这是两个问题，必须缩小，后来他说只研究青少年被害这个领域，我认 为很好，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研究很多了，但是青少年被犯罪侵害的研究还没有完整的文献。但是后来我 又说，青少年这个概念很模糊，现在很难界定什么是青少年，是青年加少年呢，还是要不要包括儿童呢？ 后来他把问题界定在中小学生当中。所以最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小学生犯罪侵害研究。现在论文已经 出版。 第三是对问题进行综合。综合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归纳整理。我把这样的工作叫做学术史的 研究。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我们必须首先对进入我们研究领域的问题做学术史的研究。因为我不知道在你 之前，是否有人提出这个观点。这也是说我们每个研究者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发现。我们过去出现了浅 层次的研究。所以，我说必须要做学术史的研究。很多开题报告，在学术史的研究上，比较差，没有进行 严格训练。这种学术历史的整理，包括中文和外文的资料。严格的学术应该包含在世界范围之内，有一位 博士生，后来论文评价的清华大学教授说，我没有看到一本外文文献，在座的学生，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出 现。在论文写作之前必须进行文献的归纳、整理，否则你不能说你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综合问题，是我 们问题意识的一个必要环节。 第四是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我们后面结合实际课题讨论，在这里略去。 第五是验证问题。验证问题就是要去证实或者证伪。有时候，很多人向我说，劳老师，实证研究的结果与 假设是相异的，这个怎么办？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这时候研究者的确感到很痛苦。就是最后的结果验证 自己提出的是一个假问题。我的一个学生，在做学术史的时候，跑了北师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甚至北 大图书馆和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都没有发现相关文献。他发现这个问题确实没有一个学者研究过，于是 自己感到非常不自信。我说，这里就有两个可能，一是你提出的是假问题，不值得去研究；二是你提出的 是新问题，别人没有碰到。现在就是你要去论证，他是假问题还是新问题，他所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如何 去控制他，然后再去验证他。 问题的意识需要不断在课题研究、对话和讨论中培植，不断的贯穿其中。我是这样经常与学生讨论，来培 养他们问题意识的。 二是学理意识。 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界定为教育原理下的教育政治学和教育法学方向。我认为，教育学的问题包括两个 元问题：一是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比如教育政策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等；一 个是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这是两大元问题。我自己在做政策和法律问题当中，经常要接触各级官员， 因为这是一个很实证性质的学问。在这过程中我不断要确证，我不是一个官员，我和他们是有区别的。如 果你的研究始终趋同于官员，他会看不起你。我所做的是学理性的研究，不是一种工作性的研究，以至于 他们不得不对我们的工作加以重视。我记得1992年的时候，我自身自己是教育部的打工者，几乎给各个司 局都打工，师范司当时的金副司长说，劳凯声你们学者要和我们保持一致。我说，你说得很对，但是我说 你只说对了一半，你们官员也应该和我们保持一致。我们只有相互沟通才能寻求共识。就是我作为一位学 者没有独立性，你们还要我干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清楚的定位。这种定位可以从四个向度进 行分析： 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这个象限理论把我们研究的立场划分得很清楚。当我们说到研究的时候，没有纯客观 的立场。因为政策的研究，总是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做出准确的定位，否则你会遭 遇被动。那么什么叫做学理意识？我通常做这样的解释，首先学理研究是一种范式的研究，这是我描述学 理的一个概念；第二，学理研究是一个创造性的反映，而不是一种解释学、图解学；第三，学理研究是与 实践保持一定距离的研究。我用范式、创造性、距离三个概念来理解学理意识。比方说，研究教育问题， 在教育部，有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有教育政策与法制建设司，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 ，也有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社会发展司（部），我们的研究与他们有什么区别？我无意于去贬低他们的工 作，但是我们必须分清楚我们与他们研究的差别所在。 三是方法意识。 方法是从已知达到未知的桥梁。方法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同。就是说这个桥如何搭，最终的结果可能会 有很多差异。我们现在很多人尝试用质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教育问题的，记得咱们国内第一本质的研究方法 专著出版之前，编辑给我看，问我一个问题，这个翻译行不行？这不就是一个定性研究方法吗？他们没有 把握。我说这个翻译，不是大陆人创造的，这是香港和台湾人的翻译，之所以要这样翻译，是试图与定性 研究加以区别。过去我们往往重视思辨性研究、反思性研究，缺少必要的规范，使得人们怀疑这些研究的 可信度。比如80年代，我们老师的论述就很成问题的，他们往往说，因为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应 该如何如何。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怎么能从一个命题得出一个命题呢？它们之间没有包含关系， 逻辑上不成为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能随意得出结论。对于质的质的研究方法，外行人不知道，可是现在我 们内行人已经很清楚了。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从开始作研究，方法论就一直困扰着我。从读研究生开始 ，我一直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思想，我导师的课题就是马克思的教育思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一共是64卷，我老师当时买来送给我，这是当时很贵重的礼物，其中最主要的论文我都看过，其中第23 卷看过3遍，由于老师要经常与我讨论其中的问题，所以我必须仔细阅读，现在我并不要求我的学生去进 行这样的读书。后来我记得我写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文章，我说孔子很伟大，在2000年前提出了教育平等 的观点，我的老师后来就批评了我，他说教育平等的观点孔子怎么可能提出来，然后搬出《论语》来给我 讲了三个小时。所以方法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关于质的研究，我 后来归纳了两句话，我说，质的研究，如果就其方法而言，是法无定法，只要能达到，都应该是好方法； 但就其人文关怀，价值追思而言，是道有常道。这两句话得到了作者陈向明的认同。 四、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下面我讲讲自己的研究，供大家参考。我总结自己的一个优点，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持之以恒， 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可能总是比别人快半步。有人说，当别人没有想到时，你已经想到了；当别人已经 想到时，你已经开始做了；当别人开始做时，你已经做得较好了；当别人做的较好时，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当别人做得和你一样时，你已经改换其他道路了。我自己从80年代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参与到教育立法活 动，是顾明远和成有信两位先生选中了我参与这个活动。从此我与教育法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逐步深入 进去。要是没有这样的机缘，我今天可能与大家在这里讨论其他问题。当时一开始进去研究教育法的人， 也有很多，当时北师大教育系就有五六个，但是坚持到最后就是我。当别人放弃的时候，我还在坚持。我 们最近几年，我们这个研究团队，应该说在我们的领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有很大影响。别人没 有想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想到了。比如说，我们开始讨论一些教育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比 如，三年以前我们就讨论第三部门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民营化的问题等等，都是别人没有想 到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别人还没有做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持之以恒使我们总是比别人快了半截。 比如民营化的问题，我关注很早了。尽管我和我老师经常讨论教育和市场的关系，但当时我并没有写文章 ，但是当我后来理解了第三部门的时候，我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就有把握了。所以我说，做学问是积累 的过程，然后你才有一家之言。我们的政策分析，特别是我们提出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当中的市场化和民 营化的讨论，也同样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关于教育法律的研究，有人说，劳老师，你是中国教育法学的开创者，我说不要这样说，其实我们都是在 共同发展这个学科。由于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发出的声音会受到很大的反响。 比如《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这本书的一篇书评，受到新华文摘的刊登。青少年研究方面，最 近几年，我们做了全国高中生的调查，少年儿童人身伤害问题的调查，北京市6个区网络文化和德育问题 的调查，我的博士生还做了学校安全方面的研究，青少年被害的研究，我们现在做了大概三到四年的研究 。已经受到一些影响，团中央已经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关注。 最后我谈一点体会。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研究去看世界，有一个热点词汇叫视角。其实视角就是说角，就是 你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讲话。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真正发现的过程，发现之旅并不在于去寻找新 的世界，而在于用新的视角去看世界。如果这样，我们能够发现很多新的问题，解决很多新的问题。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03年11月30日 （记录整理：刘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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