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唯一道路选择
周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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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3年12月12-1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有序实现市民化为首要任务,坚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六大任务: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等。
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山东新闻》2013年12月21日报道了滨州市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切入点,加快推进中心城区、县城、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四点对接”,探索农民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就地城镇化,走出了一条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路子。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朱臣表示,新型农村社区的“新”字,其实就是体现在以新型城镇化的理念来建设农村,以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覆盖农村,以现代化的产业来支撑农村,最终让农民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据辽宁日报2013年12月21日报道,省委书记王珉指出,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精神,遵循规律、因势利导,科学有序、积极稳妥,走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既做“面子”更做“里子”,把发展质量摆在城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①]。
迟福林在2013年12月21日在北大召开的第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演讲指出,城镇化最重要是城乡一体化,其实核心在土地。承认土地的物权化才能破题城乡一体化的关键问题,才能破题农民财产权,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②]。
然而,笔者认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唯一道路选择是包容性城镇化。所谓包容性城镇化,就是指城镇化坚持以包容性增长为目标,采用包容性的手段,制订包容性的制度框架,实施包容性的配套措施等而实现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与环境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等相互协调与可持续性发展的整个过程。
为此,笔者在《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P20-26)发表论文“包容性城镇化、回归式产业转移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案例研究”,指出包容性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方向[③]。该文以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国家级贫困县固始为例,发现这个全国第一人口大县(全县人口规模160多万人)在短短10年时间从仅有3Km2的城区已经发展为城区面积超过50 Km2的超大县级城镇规模;更重要的是,在短短10年时间里,国家级贫困县一跃为国家级百强县,固始拥有了全国第二大柳编产业集群生产基地(山东第一)、全国第一大银针产业集群生产基地(苏州第二,即固始银针产业集群的输出地),从而改变了产业的区域空间布局,实现了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而更重要的是,过去穷山恶水的固始如今已经是绿色环保、社会和谐的宜居城市,实现了欠发达地区的包容性增长[④]。笔者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的包容性城镇化不仅是欠发达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手段,更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重要措施,是实现欠发达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包容性城镇化研究既重要又迫切。
当然,“城镇化”的研究已经非常广泛了,根据最权威的Wikipedia(维基百科)的解释,Urbanization is the physical growth of urban areas as a result of rural migration and even suburban concentration into cities, particularly the very largest ones。因此,城镇化的中心词是城市区域的地理扩张,而强调的是农村迁入城市、郊区并入城市的过程。而在中国,人们对“城镇化”的理解主要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镇化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包容性城镇化研究却较少,而目前与包容性城镇化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城镇化应该具有包容性,如李迎成等提出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包容观应该是一种主动的、适度的和动态的理性包容[⑤]。廖富洲等提出要以制度创新给城乡居民、社会弱势群体以及低收入人群提供相对平等的发展计划,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⑥]。田利军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选择必须遵从包容性增长的原则,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转型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⑦]。
另一方面是城镇化与环境的包容性关系研究,如Chuanguo Zhang、YanLin指出城镇化增加了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urbanization increase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发现中部地区城镇化对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影响要大于东部地区城镇化对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而东部地区城镇化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又大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等[⑧]。Michael P. Marchetti 等研究发现,城镇化无论对加利福尼亚本地鱼群还是外来鱼群的生存繁衍都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的影响[⑨]。O.V. Barron研究了城镇化严重影响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流动以及相互耦合[⑩]。Ashish Verma研究发现当前印度大城市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印度的城镇化必须整合、改进和更新较小的城镇和城市,并通过高铁将小城市之间,以及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连接起来,使印度的城镇化变得更可持续[11]。Steffen Lehmann研究指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引导中国城市走向更可持续发展的模型,如更富弹性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多中心的系统等[12]。Aimin Chen认为当前中国正在实施一项促进城市和农村之间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模式,旨在实现双向安定工程以平衡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即大城市更欢迎农民工进程,但同时小城市、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更容易吸引和留住人们安居乐业[13]。S. Mostafa Rasoolimanesh等认为,可持续的城镇化就是城市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之间平衡的一个过程[14]。
笔者长期研究发现,包容性城镇化离不开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从产业结构调整中带给城镇化相关利益主体的生活模式变革、思想观念更新与收入方式变化等。笔者长期研究还发现,传统的产业转移固然能够实现城镇化,但却不一定是包容性的城镇化;而回归式产业转移[15]却因为企业家回归家乡,使得他们的投资决策更多地关注环境,关注村民,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社会生态等。因此,回归式产业转移是实现包容性城镇化的重要手段。
正是因为回归式产业转移实现的包容性城镇化,使得欠发达地区自动地实现了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既包括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空间结构的优化,也包括欠发达地区自身内部的空间结构优化,这是实现欠发达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素。
2013年3月12日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这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有较大的空间,而且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率依然非常低。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其核心动力已经从发达地区转移向欠发达地区[16]。因此,本人认为,欠发达地区的包容性城镇化是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唯一道路,也是实现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和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手段。后续系列论文将介绍固始回归式产业转移的基本理论,以及实现空间结构优化的内在机理,并用实证研究方法得到一些重要结论。
本文作于2013年12月21日,引用请注明文献来源,可以标注为:
周阳敏,2013.包容性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唯一道路选择[DB].中国经济管理网,2013年12月21日,http://www.jjgl.org/html/gonggongguanli/1067.htm
参考文献:[①] 王珉,2013.科学有序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J].辽宁日报,2013年12月21日
[②] 迟福林,2013.人口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关键[DB].搜狐财经,2013年12月21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31221/n392172920.shtml
[③] 周阳敏,2013.包容性城镇化、回归式产业转移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案例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P20-26
[④] 周阳敏.制度资本与回归式产业转移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C].2012年中国经济学年会,2012,11.
[⑤] 李迎成,等.理性包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市规划价值取向的再探讨[J].城市发展研究,2013,(8).
[⑥] 廖富洲,等.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1,(4).
[⑦] 田利军,等.包容性增长视域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J].中国集体经济,2013,(7).
[⑧] Chuanguo Zhang,YanLin.Panel estimation for urbanization,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A regional analysis in China[J]. Energy Policy, 2012 (49):488–498.
[⑨] Michael P. Marchetti, Julie L. Lockwood, Theo Light.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California’s fish diversity: Differentiation, homogeniz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scale[J].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6,127(3):310-318.
[⑩] O.V. Barron, A.D. Barr, M.J. Donn. Effect of urbanisation on the water balance of a catchment with shallow groundwater[J].Journal of Hydrology, 2013, 485(2):162-176.
[11] Ashish Verma, H.S. Sudhira, Sujaya Rathi, Robin King, Nibedita Dash.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using high speed rail (HSR) in Karnataka,India[J].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2013,38(1):67-77.
[12] Steffen Lehmann. Can rapid urbanisation ever lead to low carbon cities? The case of Shanghai in comparison to Potsdamer Platz Berlin[J].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12, (3):1-12.
[13] Aimin Chen, Jie Gao.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The case of Chengdu[J].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1,48(3):500-513.
[14] S. Mostafa Rasoolimanesh, Nurwati Badarulzaman, Mastura Jaafar. Cit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DS)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World[J].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36):623-631.
[15] 所谓回归式产业转移,微观地讲,就是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出生地或籍贯所在地)。
[16] 周阳敏,2013.包容性城镇化、回归式产业转移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案例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P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