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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表征全部代价耗费的付出，人类劳动则是这个代价耗费中最基底的一种
对于一个实际存在的物品来说，其价值作为代价耗费确实并非单指人类活劳动的代价耗费，它还可以是人类劳动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的耗费。比如资本使用的耗费，管理成本的耗费，土地租金的耗费，甚至国家税收及其它行政性收费的耗费等等，作为代价耗费它们都构成了相应产品上面的价值。问题是，这么多生产与非生产性的耗费全部构成相应产品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就太大了。[1]刚才说过，产品的价值作为代价耗费过大并不是好事，相反，是坏事。一个产品的价值更大，就必然需要更高的市场价格才能实现，[2]但是，竞争市场不可能容许过高的价格存在。比如，现在的医疗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凝结着无数生产和非生产性的费用，甚至包括各种非法贿赂的费用黑洞，这些费用作为制造经营这些医疗药品的代价耗费而构成它的价值，价值大了其售价就必然高，过高的价格最终由广大消费者承担。所以现在民众普遍抱怨看不起病，其原因之一就是凝结在药品身上的代价耗费过高，从而使其价值过高的结果。为此政府曾呼吁医疗单位：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同时，我们也常常看到一种“价值增殖”的方式。比如，当政府对某个行业的运营牌照大增收费时，这种牌照在社会上的“身价”就会上涨。如果某个城市的政府有关部门为了控制汽车在该城市的拥有与使用量，而对汽车运营牌照严加限制，或增大收费时，该城市的汽车牌照价值就会上升，上升后所具有的价值有时甚至超过汽车价值本身。这样，某些人就会以炒卖这种牌照谋取额外的收入，就象当火车票紧张时某些人炒卖火车票谋取额外收入一样。可见，“创造价值”是相当容易的，相反，使任何物品的价值尽可能更小，使价值除去附着在它身上的各种不必要的附加因素却非常难。必须把一切不必要的耗费剔除去，才能使物品的价值尽可能最小。现在社会上一切较有价值的物品（如土地、建筑开发等）通常都采用招标的方式进行交易，这样，在招标的过程中这些物品的价值（价钱）往往被抬得很高；[3]这便引起一串连锁性的价值抬高现象，因为标中高价值的商家，他们必然会把这个价值化解到他们的下级产业链中，使它们的经营成本也相应增大。相反，那些原先的招标者（如土地所有者等），他们则乐享其成，从招标抬高了的价值中获得巨大的好处。比如现在中国各地管理市场的工商部门，十分乐意将他们所管街道上各个1~2平方米的小摊位进行所谓“招标”，让各个个体经营者竞相抬高租金，使租金从原来几十元抬高到几百上千元。结果，个体经营者只得花很大的代价才能将这一点小摊位争夺到手；最终他也会将这笔耗费以抬高其经营商品价格的方式转嫁到广大消费者身上。价值就这样“创造”出来了。
所以，作为代价耗费，价值越小越好！任何生产要素及非生产要素，都不应随便加入新价值形成之中，从而增大价值量。那么，在这些增大价值量的因素里面，哪个因素最有资格、最必不可少要加入新价值的形成中呢？是劳动还是资本，或者是地租，甚至是管理、科技及其它非生产性因素？前面说了，是必要的人类劳动，只有它才是必不可少的加入新价值形成的因素。其它生产要素，如果它们原先具有价值，那只是将这种价值转移到相应产品中去而已，并没有形成新价值。在此最关键的是：为使代价耗费最小，必须把一切不必要的因素排除在价值形成以外。
可是晏智杰先生在《新探》中却努力要将资本、土地、管理，甚至运输、保存等等耗费全都纳入到新价值形成中去，想以此来说明：并非只有人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劳动以外的许多因素都在“创造价值”。这就是晏智杰先生的“使用价值的要素多元论”。[4]他想通过这个多元论来与“商品价值要素一元论”相抗衡。因为在他看来，生产一个使用价值的物品，并不单单取决于人类劳动，还取决于土地、机器、管理、运输、保存等等因素。他说：“社会的财富或使用价值是在社会的生产领域以及作为生产过程延伸的流通领域中创造的，在参与财富创造生产要素中，不仅有人类的劳动，而且有土地、资本、管理和知识，其中各种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还会随着生产发展和生产方式进步而发生变化”。[5]他说得不错，一个使用价值的物品确实是由众多要素共同参与制造与经营的；但如果据此来说明价值的意义，那么就混淆了“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形成”的差别。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它的形成（新形成）只能凝结着最小的必要耗费；在此如果它不得不需要人类劳动，那它就只凝结着一笔最小的新价值，从而使所产物品具有最小的新增价值量，如果它已经不再需要人类劳动（比如全自动化生产），那它就不再凝结新形成的价值，而使它免于具有新增的价值量。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6]所以晏智杰先生的“使用价值的要素多元论”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对于马克思这个观点，晏智杰先生认为“很使一些人感到意外” [7]（当然首先是他自己感到意外了），并且称赞“马克思说得多好啊！”。但是他又认为：“然而谈到商品交换价值或价值的决定，马克思却坚决地排除了劳动以外的其他任何要素”。[8]他不明白马克思为什么会这样“自相矛盾”，其实马克思是明确地将“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作为代价耗费的形成”区分开的，他不明白这一点，而将使用价值与价值互相混淆。实际上马克思的价值论并非不涉及到使用价值，而是将使用价值看成他全部价值研究的一个既定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对获得一个既定使用价值所需耗费代价的进一步研究；[9]在这个研究中，他发现所有的代价耗费都可以最终归结到人类劳动中，其中包括机器的运转与畜力的劳作---它只是人类劳动的一种节约性的延伸与异化方式而已。同时马克思发现，人类劳动作为一种代价耗费，也象其它耗费那样，趋向最小化，趋向于对它需求的最小化，因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越来越少，所以劳动阶级将越来越失业、越来越贫困化。
于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其结果最大化，而作为“价值[代价耗费]的生产”，其结果则最小化，它并不需要更多的要素参与新价值的形成。[1] 就象现在的药品，由于太多的生产与流通中产生的（合理与不合理的）费用加到药品的价格上面，使药品的价格高得令市场、使消费者难以承受。一粒小小的药丸，通过其价格机制，不知要养活多少在医药领域具有特权的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2] 也许有人说：一个商品具有较大价值，那是因为市场状况形成的。这实际上是指价值的“交换价值”形态，而不是指价值本身。
[3] 某些学者甚至将这种招标称为另一种形态的“哄抬物价”。当然，招标并不一定会使价格上涨，这取决于招标的方向，标上与标下情况不同，前者价格高中标，后者价格低中标。比如为了使药品价格下降，政府要搞“药品集中招标”。
[4]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第32页。
[5]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第32页。
[6]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5页。
[7]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33页。
[8] 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第5页。
[9] 实际上，虽然马克思将使用价值看作他的价值论的一个既定前提，但他对使用价值的经济意义仍然是缺乏研究的。因此在他以自己的价值论预言资本主义市场的有限性（表现为资本利润不断下降），及导致资本主义崩溃时，他没有认识到新的使用价值的创造实际上也是新的市场的创造。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新产品的新市场”的创造而继续发展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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