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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企业家与企业家的制度资本
周阳敏
（阳民管理咨询机构/中国经济管理网：www.jjgl.org）
近日，十八大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文简称“决定”）全文公布，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决定”展开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尤其是放开国有垄断的束缚，这给予了民营企业家更多的机会。然而，在这一系列重大改革进程中，民营企业家并非拥有等同的机遇，我们研究发现，只有那些善于积累并利用制度资本的民营企业家，才可能更有效地打破垄断壁垒并进行低成本的快速市场扩张而提升企业绩效。
所谓制度资本，[①]就是制度作为投入要素，参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等过程，取得“利润”分享的机会，并与企业家签订合约而得到“收益”的权利（周阳敏，2002）。然而，制度资本不会凭空产生，这是企业家通过对制度的创造性解读、超常性运用以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参与或主导制度的创建等。例如Rosalinde Klein Woolthuis等（2013）的研究表明，企业家能够通过改变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来改变企业所运行项目所处的制度环境，从而提高企业项目的可行性[②]。李稻葵等（David Daokui Li等，2006）指出在新兴经济体中，市场制度不完善，为了成功创立或经营一个企业，企业家不仅要具备传统企业家的处理与政府官员关系的技能、舆论处理技能、市场把握能力，还必须具备克服制度障碍的能力，而这种克服制度障碍的能力主要来自基于企业家特质的企业家制度资本[③]。我们甚至认为，具备这种能力的企业家实质就是制度企业家，即以制度资本作为主要资本形态，以制度经营为独特的新商业模式（通过改善制度环境赢得企业发展机会并提升企业利润空间）。Susanna Khavul等（2013）也认为，制度企业家通过长期的不断的建立（Establishment）、订约（engagement）、竞争（Competition）和重组（Restructuring）制度而形成独特的制度资本[④]。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对制度企业家进行研究，如张维迎（2013）认为那些既改变游戏规则，又做到制度创新，能做到如此的人便算是制度企业家，张维迎甚至指出中国改革需要制度企业家[⑤]。
但是，笔者认为，制度企业家并不是张维迎老师说的大公无私的圣人（这是张维迎在今年第一期的《北大学报》上面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制度企业家就是像孔子、耶稣等等这样的人，是圣人），也不是秋风所认为的制度企业家就是君子。我们认为，制度企业家其实也是一些利己的企业家，通过制度经营这一独特的商业模式，形成制度资本的积累，并产生制度效益的外溢，从而推动制度变迁和社会进步，这个制度变迁正是资本外溢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个制度变迁是企业在自主经营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它既推动了企业自身绩效的提高，同时也推动了制度的变迁。也就是说，社会进步是通过企业家在推动变革的过程中，特别是企业绩效变革的过程中，通过内部制度、外部制度变革过程中，形成了制度资本积累，对自己企业有好处的情况下，附带产生的结果，推动了社会进步。
2013年开始，我们认真评选了中国制度企业家十大风云人物[⑥]，他们分别是慈善为面、制度资本为里、社会影响为实、巨大商业利润为本的陈光标（第一名），退出正和岛获得正能量、到处宣讲政治改革、获得尊重、获得商机的王瑛（第二名），为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覆灭奔走呼号的唐慧以及对她鼎力支持商机无限的于建嵘（并列第三名），因薄崛起但不因薄倒而倾覆制度经营手段炉火纯青获得巨大商业利润的王健林（第四名），中国思想家领袖并通过举办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获得巨大商业利润的茅于轼（第五名），为放开二胎政策奔走呼号、出版《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全国到处演讲的易富贤（第六名），正确妥善处理乌坎事件而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第七名）、占领舆论制高点并到处商业性讲学讲座的张维迎（第八名），功成身退而著《史玉柱自述》成2013首部销量过100万的而制度经营典范的我的校友史玉柱（第九名），以及任志强(第十名）。尽管排名先后顺序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但是对这些人上榜十大制度企业家风云人物却没有较多争议。而任志强在2013年干过了很多大事，这都是作为制度企业家而非商业企业家干的大事，这是他获选十大制度企业家的根本原因，但在此不便公开陈述。
笔者认为，企业家的制度资本有两类：一类是特质性制度资本，而另一类是行为性制度资本。笔者研究发现，企业家籍贯、企业家成长地、企业所在地、企业家政治关联地等重要的企业家特质信息是企业家制度资本的基础；而企业家年龄、职称、学历、从军经历和从教经历等形成了企业家制度资本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企业家的政治关联等级、起步与发展模式等构成了企业家制度资本的关键积累模式；企业家的性别、民族等重要信息是形成企业家制度资本的重要补充。
笔者与我的研究生李晓姣合作研究了民营企业家的第一类制度资本及其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与机理等，发表在《经济管理》2013年第11期。我们根据收集的大量民营企业家特质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归因分析与主成分分析发现，企业家制度资本聚类为地缘资本、认知资本、政治资本和素养资本四个方面，既涵盖了企业家特质的重要信息，又是制度资本的核心。进一步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家制度资本具有四个层次（机会或资源搜索、效率与成本优化、实现默许与灰色生存、或明或暗的参与制度创建）与五个维度（交易成本节约、改善要素效率、替代要素投入、更换生产方式、改变生产函数）的功能，正是制度资本的这四个层次与五个维度改善了企业绩效，如图1所示[⑦]。
接下来的系列论文里，我们将重点介绍企业家的特质性制度资本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等，以及国有企业如何实现商业企业家向制度企业家转变，民营企业家转向制度企业家的条件和路径等。
参考文献：[①] 周阳敏.制度资本的理论模型[C].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2002,(10).
[②] Rosalinde Klein Woolthuis,Fransje Hooimeijer,et al.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Dutch Successes As Inspiration For Transformation[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3,42:1-32.
[③] David Daokui Li, Junxin Feng, Hongping Jiang.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2):358-362.
[④] Susanna Khavul,Helmuth Chavez,Garry D.Bruton.When Institutional Change Outruns the Change Agent:The Contested Terrain of Entrepreneurial Microfiance for Those in Poverty[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1):30-50.
[⑤] 张维迎.中国改革需要制度企业家[DB].中国新闻网,2013年06月06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6-06/4904213.shtml
[⑥] 阳民.2013中国制度企业家十大风云人物[DB].中国经济管理网，http://www.jjgl.org/html/yangminpinglun/1075.htm
[⑦] 周阳敏，李晓姣. 民营企业家的制度资本与企业绩效研究[J].经济管理，2013（11）：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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