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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最富创造性的数学家—黎曼: hylpy1 2015-9-3 21:10; 1826年9月17日，黎曼生于德国北部汉诺威的布雷塞伦茨村，父亲是一个乡村的穷苦牧师。他六岁开始上学，14岁进入大学预科学习，19岁按其父亲的意愿进入哥廷根大学攻读哲学和神学，以便将来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牧师。由于从小酷爱数学，黎曼在学习哲学和神学的同时也听些数学课。当时的哥廷根大学是世界数学的中心之一，—些著名的数学家如高斯、韦伯、斯特尔都在该校执教。黎曼被这里的数学教学和数学研究的气氛所感染，决定放弃神学，专攻数学。1847年，黎曼转到柏林大学学习，成为雅可比、狄利克莱、施泰纳、艾森斯坦的学生。1849年重回哥丁很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高斯晚年的学生。l851年，黎曼获得数学博士学位；l854年被聘为哥廷根大学的编外讲师；1857年晋升为副教授；1859年接替去世的狄利克雷被聘为教授。因长年的贫困和劳累，黎曼在1862年婚后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患胸膜炎和肺结核，其后四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治病疗养。1866年7月20日病逝于意大利，终年39岁。黎曼是世界数学史上最具独创精神的数学家之一。黎曼的著作不多，但却异常深刻，极富于对概念的创造与想象。黎曼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数学的众多领域作了许多奠基性、创造性的工作，为世界数学建立了丰功伟绩。复变函数论的奠基人 19世纪数学最独特的创造是复变函数理论的创立，它是18世纪人们对复数及复函数理论研究的延续。1850年以前，柯西、雅可比、高斯、阿贝尔、维尔斯特拉斯已对单值解析函数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对于多值函数仅有柯西和皮瑟有些孤立的结论。 1851年，黎曼在高斯的指导下完成题为《单复变函数的一般理论的基础》的博士论文，后来又在《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重要文章，对其博士论文中思想的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一方面总结前人关于单值解析函数的成果，并用新的工具予以处理，同时创立多值解析函数的理论基础，并由此为几个不同方向的进展铺平了道路。柯西、黎曼和维尔斯特拉斯是公认的复变函数论的主要奠基人，而且后来证明在处理复函数理论的方法上黎曼的方法是本质的，柯西和黎曼的思想被融合起来，维尔斯特拉斯的思想可以从柯西—黎曼的观点推导出来。在黎曼对多值函数的处理中，最关键的是他引入了被后人称“黎曼面”的概念。通过黎曼面给多值函数以几何直观，且在黎曼面上表示的多值函数是单值的。他在黎曼面上引入支点、横剖线、定义连通性，开展对函数性质的研究获得一系列成果。经黎曼处理的复函数，单值函数是多值函数的待例，他把单值函数的一些已知结论推广到多值函数中，尤其他按连通性对函数分类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拓扑学的初期发展。他研究了阿贝尔函数和阿贝尔积分及阿贝尔积分的反演，得到著名的黎曼—罗赫定理，首创的双有理变换构成19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代数几何的主要内容。黎曼为完善其博士论文，在结束时给出其函数论在保形映射的几个应用，将高斯在1825年关于平面到平面的保形映射的结论推广到任意黎曼面上，并在文字的结尾给出著名的黎曼映射定理。黎曼几何的创始人黎曼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几何方面，他开创的高维抽象几何的研究，处理几何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是几何史上一场深刻的革命，他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几何体系，对现代几何乃至数学和科学各分支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54年，黎曼为了取得哥廷根大学编外讲师的资格，对全体教员作了一次演讲，该演讲在其逝世后的两年(1868年)以《关于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为题出版。演讲中，他对所有已知的几何，包括刚刚诞生的非欧几何之一的双曲几何作了纵贯古今的概要，并提出一种新的几何体系，后人称为黎曼几何。为竞争巴黎科学院的奖金，黎曼在1861年写了一篇关于热传导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称为他的“巴黎之作”。文中对他1854年的文章作了技术性的加工，进一步阐明其几何思想。该文在他死后收集在1876年他的《文集》中。黎曼主要研究几何空间的局部性质，他采用的是微分几何的途径，这同在欧几里得几何中或者在高斯、波尔约和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中把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是对立的。黎曼摆脱高斯等前人把几何对象局限在三维欧几里得空间的曲线和曲面的束缚，从维度出发，建立了更一般的抽象几何空间。黎曼引入流形和微分流形的概念，把维空间称为一个流形，维流形中的一个点可以用个可变参数的一组特定值来表示，而所有这些点的全体构成流形本身，这个可变参数称为流形的坐标，而且是可微分的，当坐标连续变化时，对应的点就遍历这个流形。黎曼仿照传统的微分几何定义流形上两点之间的距离、流形上的曲线、曲线之间的夹角。并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展开对维流形几何性质的研究。在维流形上他也定义类似于高斯在研究一般曲面时刻划曲面弯曲程度的曲率。他证明他在维流形上维数等于三时，欧几里得空间的情形与高斯等人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因而黎曼几何是传统微分几何的推广。黎曼发展了高斯关于一张曲面本身就是一个空间的几何思想，开展对维流形内蕴性质的研究。黎曼的研究导致另一种非欧几何——椭圆几何学的诞生。在黎曼看来，有三种不同的几何学。它们的差别在于通过给定一点做关于定直线所作平行线的条数。如果只能作一条平行线，即为熟知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如果一条都不能作，则为椭圆几何学；如果存在一组平行线，就得到第三种几何学，即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黎曼因此继罗巴切夫斯基以后发展了空间的理论，使得一千多年来关于欧几里得平行公理的讨论宣告结束。他断言，客观空间是一种特殊的流形，预见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的流形的存在性。这些逐渐被后人一一予以证实。由于黎曼考虑的对象是任意维数的几何空间，对复杂的客观空间有更深层的实用价值。所以在高维几何中，由于多变量微分的复杂性，黎曼采取了一些异于前人的手段使表述更简洁，并最终导致张量、外微分及联络等现代几何工具的诞生。爱因斯坦就是成功地以黎曼几何为工具，才将广义相对论几何化。现在，黎曼几何已成为现代理论物理必备的数学基础。微积分理论的创造性贡献黎曼除对几何和复变函数方面的开拓性工作以外，还以其对l9世纪初兴起的完善微积分理论的杰出贡献载入史册。 18世纪末到l9世纪初，数学界开始关心数学最庞大的分支——微积分在概念和证明中表现出的不严密性。波尔查诺、柯西、阿贝尔、狄利克莱进而到维尔斯特拉斯，都以全力的投入到分析的严密化工作中。黎曼由于在柏林大学从师狄利克莱研究数学，且对柯西和阿贝尔的工作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对微积分理论有其独到的见解。 1854年黎曼为取得哥廷根大学编外讲师的资格，需要他递交一篇反映他学术水平的论文。他交出的是《关于利用三角级数表示一个函数的可能性的》文章。这是一篇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杰作，对完善分析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柯西曾证明连续函数必定是可积的，黎曼指出可积函数不一定是连续的。关于连续与可微性的关系上，柯西和他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数学家都相信，而且在后来50年中许多教科书都“证明”连续函数一定是可微的。黎曼给出了一个连续而不可微的著名反例，最终讲清连续与可微的关系。黎曼建立了如现在微积分教科书所讲的黎曼积分的概念，给出了这种积分存在的必要充分条件。黎曼用自己独特的方法研究傅立叶级数，推广了保证博里叶展开式成立的狄利克莱条件，即关于三角级数收敛的黎曼条件，得出关于三角级数收敛、可积的一系列定理。他还证明：可以把任一条件收敛的级数的项适当重排，使新级数收敛于任何指定的和或者发散。解析数论跨世纪的成果 19世纪数论中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由狄利克莱开创的解析方法和解析成果的导入，而黎曼开创了用复数解析函数研究数论问题的先例，取得跨世纪的成果。 1859年，黎曼发表了《在给定大小之下的素数个数》的论文。这是一篇不到十页的内容极其深到的论文，他将素数的分布的问题归结为函数的问题，现在称为黎曼函数。黎曼证明了函数的一些重要性质，并简要地断言了其它的性质而未予证明。在黎曼死后的一百多年中，世界上许多最优秀的数学家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证明他的这些断言，并在作出这些努力的过程中为分析创立了新的内容丰富的新分支。如今，除了他的一个断言外，其余都按黎曼所期望的那样得到了解决。那个未解决的问题现称为“黎曼猜想”，即：在带形区域中的一切零点都位于去这条线上(希尔伯特23个问题中的第8个问题)，这个问题迄今没有人证明。对于某些其它的域，布尔巴基学派的成员已证明相应的黎曼猜想。数论中很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这个猜想的解决。黎曼的这一工作既是对解析数论理论的贡献，也极大地丰富了复变函数论的内容。组合拓扑的开拓者在黎曼博士论文发表以前，已有一些组合拓扑的零散结果，其中著名的如欧拉关于闭凸多面体的顶点、棱、面数关系的欧拉定理。还有一些看起来简单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如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四色问题，这些促使了人们对组合拓扑学(当时被人们称为位置几何学或位置分析学)的研究。但拓扑研究的最大推动力来自黎曼的复变函数论的工作。黎曼在1851年他的博士论文中，以及在他的阿贝尔函数的研究里都强调说，要研究函数，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位置分析学的一些定理。按现代拓扑学术语来说，黎曼事实上已经对闭曲面按亏格分类。值得提到的是，在其学位论文中，他说到某些函数的全体组成(空间点的)连通闭区域的思想是最早的泛函思想。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贝蒂曾在意大利与黎曼相会，黎曼由于当时病魔缠身，自身已无能力继续发展其思想，把方法传授给了贝蒂。贝蒂把黎曼面的拓扑分类推广到高维图形的连通性，并在拓扑学的其他领域作出杰出的贡献。黎曼是当之无愧的组合拓扑的先期开拓者。代数几何的开源贡献 19世纪后半叶，人们对黎曼研究阿贝尔积分和阿贝尔函数所创造的双有理变换的方法产生极大的兴趣。当时他们把代数不变量和双有理变换的研究称为代数几何。黎曼在1857年的论文中认为，所有能彼此双有理变换的方程(或曲面)属于同一类，它们有相同的亏格。黎曼把常量的个数叫做“类模数”，常量在双有理变换下是不变量。“类模数”的概念是现在“参模”的特殊情况，研究参模上的结构是现代最热门的领域之一。著名的代数几何学家克莱布什后来到哥廷根大学担任数学教授，他进一步熟悉了黎曼的工作，并对黎曼的工作给予新的发展。虽然黎曼英年早逝，但世人公认，研究曲线的双有理变换的第一个大的步骤是由黎曼的工作引起的。在数学物理、微分方程等其他领域的丰硕成果黎曼不但对纯数学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也十分关心物理及数学与物理世界的关系，他写了一些关于热、光、磁、气体理论、流体力学及声学方面的有关论文。他是对冲击波作数学处理的第一个人，他试图将引力与光统一起来，并研究人耳的数学结构。他将物理问题抽象出的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进行定论研究得到一系列丰硕成果。黎曼在1857年的论文《对可用高斯级数表示的函数的理论的补充》，及同年写的一个没有发表而后收集在其全集中的一个片断中，他处理了超几何微分方程和讨论带代数系数的阶线性微分方程。这是关于微分方程奇点理论的重要文献。 19世纪后半期，许多数学家花了很多精力研究黎曼问题，然而都失败了，直到1905年希尔伯特和Kellogg借助当时已经发展了的积分方程理论，才第一次给出完全解。黎曼在常微分方程理论中自守函数的研究上也有建树，在他的1858～1859年关于超几何级数的讲义和1867年发表的关于极小正曲面的一篇遗著中，他建立了为研究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而引进的自守函数理论，即现在通称的黎曼——许瓦兹定理。在偏微分方程的理论和应用上，黎曼在1858年～1859年论文中，创造性的提出解波动方程初值问题的新方法，简化了许多物理问题的难度；他还推广了格林定理；对关于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的狄里克莱原理作了杰出的工作，…… 黎曼在物理学中使用的偏微分方程的讲义，后来由韦伯以《数学物理的微分方程》编辑出版，这是一本历史名著。不过，黎曼的创造性工作当时未能得到数学界的一致公认，一方面由于他的思想过于深邃，当时人们难以理解，如无自由移动概念非常曲率的黎曼空间就很难为人接受，直到广义相对论出现才平息了指责；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部分工作不够严谨，如在论证黎曼映射定理和黎曼—罗赫定理时，滥用了狄利克雷原理，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黎曼的工作直接影响了19世纪后半期的数学发展，许多杰出的数学家重新论证黎曼断言过的定理，在黎曼思想的影响下数学许多分支取得了辉煌成就。转自:http://www.mysanco.cn/wenda/index.php?class=discussaction=question_itemquestionid=6587sort=vote_a; 1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公共经济学: accumulation 2015-6-17 22:24; • 腐败通常被定义为以公权谋私利，具体地，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定义似更为可取。 • 腐败的发生可以看作是特定公共决策的供求双方基于私利而相互利用并损害公共利益的过程。 • 很多经验证据表明，腐败对经济运行有着多重的消极影响。 • 种种腐败有理的论点貌似运用了经济学分析工具，但是禁不起进一步推敲。反腐败是“世界潮流”。 • 反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不该指向无所作为，而是应该进而强调：有必要创造性地设计机制，以更低的成本有效地治理腐败。; 个人分类: 微观经济学|0 个评论

分享追赶周期: accumulation 2015-5-8 18:55; 上面归纳了追赶周期的典型化事实，并解释了其形成机制。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周期，例如商业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追赶周期有自身的特殊性。第一，追赶周期的性质，是后发优势决定的技术追赶速度变化所导致的。通常的商业周期，则是由“动物精神”导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是前沿国家的重大技术创新导致的。第二，追赶周期中的第一次增速转折（即起飞）和第二次增速转折（即由高速增长平台期结束后的速度回落），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大异其趣。第一次增速转折时期，许多新产业成长起来，由于许多投资活动的互补性，这一次转折更多体现出“创造性创造”或者说“创造性建设”的特点；第二次增速转折时期，往往有不少产业退出，呈现出“创造性破坏”的特点。而普通商业周期的复苏和衰退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差异，则远没有这么显著，大体上是近似的产业结构下开工率提升和下降所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虽然也是技术变革导致的周期，但其前半段和后半段分别是同一新技术产生和退出市场导致的。第三，追赶周期不能够被熨平，也不应该被熨平。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后发国家所必须追求的周期。但普通商业周期应该被熨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从这一点而言，追赶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类似，后者也不应该被熨平。所以，从政策应对上看，追赶周期的第一次增速转折，不仅不能采取紧缩政策予以压制，相反，还应该通过宏观政策助力；追赶周期的第二次增速转折是技术差距缩小之后的客观规律使然，因而不能用扩张性宏观政策予以刺激。第四，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为期20-30年；起飞前的时间长度不确定；高速增长结束后期，仍然能够保持10-20年的中速或中低速增长。普通商业周期为期4-5年，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长达60年左右。; 个人分类: 中国经济专题|0 个评论

分享创造性的方法，对未来ZF干预经济提供了基础性的成果: 太原张建宏 2014-2-7 18:29; 真诚邀请你评价我的最新观点 https://bbs.pinggu.org/thread-2883877-1-1.html; 26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国家如何解决失业（创造性的成果、强烈推荐）: 太原张建宏 2014-2-1 14:28; 真诚邀请你浏览我的经济学最新观点 https://bbs.pinggu.org/thread-2883877-1-1.html; 个人分类: 经济观点|10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思想禁锢才抑制创造性思维！: 曾飞教授 2012-9-3 09:49; 思想禁锢才抑制创造性思维！曾飞　　美国《纽约时报》高调宣称：汉字抑制创造性思维。有网友认为：专制体制抑制创造性思维。这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的事实表明，思想禁锢才是抑制创造性思维的罪魁祸首。　　西方很早就使用拼音文字，但中世纪的拼音文字并没有带来“根本的第二型创造力”，也就是所谓的“深层创造力——却取决于将不同领域的抽象模式对应起来的能力，本质上就是字母体系所能培养的技能”。中世纪依然一片黑暗。　　当时，“罗马教皇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建立了教皇国，并且伪造了《君士坦丁赠礼》文件，声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城，拉特兰宫等地交给了教皇。教会统治非常严厉，并且控制了西欧的文化教育。教士不能结婚，主张禁欲，要求人们将一切献给上帝，只有这样，死后才能升入天堂，另一方面圣职买卖现象又很严重。宣扬三位一体、原罪说等经院哲学，严格控制科学思想的传播，并设立宗教裁判所惩罚异端，学校教育也都是为了服务于神学。在教皇格里高利一世（590年－604年）时期，古罗马图书馆也被付之一炬。另外为了对抗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国家，并光复天主教圣地之一的耶路撒冷，教皇发起了八次十字军东征，此举对后来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造成了影响。”（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中世纪》）正是教皇的思想禁锢灭绝了一切创造性的火苗，人们不许创新，只需规规矩矩地服从教义而苟活。到了东方文化西渐，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西方人的思想才得以摆脱宗教控制，开始了自由思维，于是创新大爆发。这就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显示，并不是西方文字抑制了创造性思维，而是思想禁锢抑制了创造性思维。　　在中国，自古使用汉字，但是无论是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还是秦汉、隋唐的专制时代，创新都很兴旺，而且领先于世界。历史事实显示，汉字没有也不可能抑制创造性思维。　　中国到了元、清的落后民族的统治时代，愚昧的统治者实行了空前的思想控制，人们的思想被官方的“理学”所禁锢，中国跌入了如同西方中世纪般的黑暗当中，正是官家“理学”的思想禁锢灭绝了一切创造性的火苗，人们不许创新，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天理”、“礼教”和“道统”而苟活。创新开始被全面抑制。历史事实显示，不是汉字抑制了创造性思维，同样是思想禁锢抑制了创造性思维。　　专制体制或者民主体制与思想禁锢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希特勒的专制统治并没有禁止创新思维，法西斯德国在新式武器方面的创新让举世震惊。这反证了也不是体制抑制创造性思维，而是思想禁锢抑制了创造性思维。　　在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识破了共济会的阴谋之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弄清创造性思维的理论问题，进一步开拓创新精神。　　笔者在早在2008年《中式创新哲学：器物、器用、器具三段论》一文中就已经指出：　　中国古代是发明的国度。古代中国人在创新领域的成功，与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是不可分的。近代以来，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潮，背叛了中国的道统，从根基上破坏了中国的传统哲学，走向了唯理是从的唯理论，强化了思想奴役，钳制了人的思想自由，严重压制了人的创新精神，使中国近代在创新领域严重落后。因此，发掘和恢复有利于创新的传统哲学思想，吸收国际创新思想和方法，继承并发扬创新精神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在中国巨型公企与私企驰骋世界的今天，企业层面的创新和国家层面的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与整个民族决胜之根本。而创新必须讲究方法，这方法还必须传承中国的传统——器物、器用、器具三段论等，同时学习西方的有效方法，诸如仿生技术等，以充实自己，不断发展，处于领先的地位。……易经所描述的道器论，明确地提供了中国古代创新的哲学思想。易经所描述的创新哲学思想，简而言之就是：器物、器用、器具三段论。　　器物、器用、器具这种创新三段论就是：发现某种器物有某种功能；对器物产生这种功能的运行结构原理进行研究归结其器用；利用器物的这种器用，仿效它用人工的技术制作人工器具以达到近似或更高的功用。这种创新模式使中国古代有了无数的发明创造，包括印刷术、火箭等重大发明，甚至是规模宏大的都江堰的治水工程、人工开凿的大运河等。但是近代之后，就逐渐消退。其中除了后期理学对传统创新哲学的破坏作用之外，与创新哲学密配合的科学技术的落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古代中国，《九章算术》大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下半叶，这是中国古代数学专著，承先秦数学发展的源流，表明中国古代也具有比较发达的数学体系。而中国先秦时期的巨著《考工记》则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三十个工种的技术内容。同时还有数学、地理学、力学、声学、建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足见中国古代已经有比较发达的科技知识体系。由于中国古代的数学等思维工具和技术工具并不欠缺，也就能够强有力地支持当时的发明创新。但是近代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进行思想钳制的状态，极大地压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创新发明被视为“雕虫小技”、“淫技奇巧”而被强力压制，这是近代中国创新沉沦的一个直接原因；另外，社会风气逐渐让技术成为祖传秘方，密不外传，由此便难以继续形成公开共享的不断发展的新的知识系统，使技术的积累作用受到破坏，甚至失传；第三是萌芽于惠施、公孙龙、墨经的形式逻辑思维工具和技术学被强大的易逻辑的整体思维工具所强力挤压，得不到发展空间，未能形成中国的形式逻辑思维工具、以及经过逻辑变换而付诸实验实证的技能，也就是归纳、演绎、实证的完善工具未能形成。因此在器用原理的阐述上缺乏强大系统的逻辑、数学工具和试验实证方法的支持，产生了可以发现并归结出器用原理，但未能进一步深刻描述的局限性；而技术知识，包括工具的积累、系统共享状态的缺失，使器具的提高受到了限制。由此，许多重大发明产生在中国，而发展在西方：西方有强大的逻辑、数学、科技知识体系。比如，公元前3000年伏羲就发明了二进位制，但在中国一直都没能由此而发明出计算机。缺乏形式逻辑思维工具和系统科技知识体系形成了无形的蔽障。再如，公元前500年，中国人制成了会飞的直升竹蜻蜓。竹蜻蜓依靠旋转运动产生气流，旋转的翼片切入气流，产生升力。直升飞机的原理已经呈现。到了公元17世纪中国人徐正明发明了直升飞机的雏形。公元17世纪中国苏州巧匠徐正明，琢磨小孩玩的竹蜻蜓，想依此器用原理制造一个类似蜻蜓的直升飞机，把人也带上天空。经过十多年的钻研，他造出了一架直升飞机。它有像竹蜻蜓一样的螺旋桨，架驶座像一把圈椅，依靠脚踏板通过转动机构来带动螺旋桨转动，试飞时候，它居然飞离地面一尺多高，还飞过一一条小河沟，然后落下来。但直升机的创新也就随之陨落了。缺乏形式逻辑思维工具和系统科技知识体系的无形的蔽障使真正意义上的直升飞机与中国人无缘。到了1784年法国机械师比恩沃尼制成了有两套旋转翼的模型直升飞机。1796年英国的克雷设计了四叶式直升飞机。1849年英国的菲利普斯制造了一架蒸汽马力的模型直飞升机。1967年法国工程师路易士·佰雷发明了现代化的直升飞机。1932年德国的福克教授设计出了一架直升飞机。并且在柏林博览会上进行了表的演。1946年作为交通工具直升飞机开始使用，寿命达600小时。速度达每小时200公里。1960年前苏联的米尔研制用喷射引擎为动力的世界最大的直升飞，可载40吨。…… 事实表明创新哲学需要有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思维工具以及实证、共享基础上的科技知识系统另一翼的强力支持。只有创新哲学的一翼，而没有形式逻辑和科技的另一翼，发明创新是无法高飞的。须知，中华传统文化是阴阳文化。只重视创新哲学的一翼，而轻视创新工具方法的另一翼，本来就不符合中华阴阳文化的传统。古人早已指明：“孤阳不长，独阴不生”，事实表明，确实如此。因此，理学的理气论，抢到理的绝对作用，走了极端，扔掉中国的传统创新哲学，使近代中国的创陷入了“孤阳不长”状态。相反，独重西方科技，也容易重新陷入“孤阳不长，独阴不生”的另一种困境。西方也有自己传统的创新哲学。从归纳-想象，猜想-实证-猜想，到仿生学都是。而中国的创新哲学，更注重从天人大体系的整体的道及分割出来的局部所得到的德得到启示，明晰它的器用原理，用以创新发明，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更容易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因为它排除了更多的所发明的技术体系与大自然的不和谐的可能性。毕竟人类凭自己的大脑器官所做出的猜想，以及短暂人生所做的实证，在大自然亿万年、大系统检验的可行的器用原理面前，实际上非常渺小和可靠程度很低，很难保证它能与大自然长期和谐共处。由此也就容易产生所谓的技术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严重问题：世界末日的严重危机。　　另外，笔者在2007年《有效的思维工具：逻辑思维和模式思维》一文中还指出：一个硬币的两面：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抽象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人们认为这种思维活动在左脑进行。其基本特征是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从而揭露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联系。抽象思维不同于以表象为凭借的形象思维，它已摆脱了对感性材料的依赖。抽象思维一般有经验型与理论型两种类型。前者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上，以实际经验为依据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日常生活运用经验解决问题，多属于这种类型。后者是以理论为依据，运用科学的概念、原理、定律、公式等进行判断和推理。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多属于这种类型。形象思维是思维的另一种形式，是凭借头脑中储有的表象进行的思维。人们认为这种思维活动在右脑进行。（注：1981年荣获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佩斯里研究确认：人的左脑承担逻辑思维而右脑承担形象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斯佩里博士用大量的科学实验表明：人脑的左半球的功能侧重于逻辑思维，脑右半球的功能侧重于形象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生物学博士佩里证明，左脑主管逻辑思维，是语言、数学思维，是可言传的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生理学家斯帕利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大脑左半球的功能主要是语言、计算、逻辑思维功能，是理性的脑；大脑右半球则主管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并掌握发散思维等非逻辑思维的功能，是创造的脑。）其基本特征是以格局、想象和重组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模式化、联想推演和格局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从而领悟事物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情景。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思维过程：“我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当这种思考完成以后，我要花很大力气把它们转换成语言。”可见形象思维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模式思维也有经验型与理论型两种类型。前者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上，以实际经验为依据形成模式，帮助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后者则使用系统的模式理论，运用易卦模式和五行模式体系帮助处理重要事件。　　无论东西方，创新都必须倚重于形象思维开路，逻辑思维后续的全脑思维。没有右脑形象思维创造性的“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然后还需要依靠左脑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花很大力气把它们转换成语言”，辅之于逻辑推理的完善化，非此创造的火花就难以形成熊熊烈火。这种创新方法符合中国哲学的整体思维和阴阳哲学，也符合西方现代的系统论和左右脑并用的哲理。而拼音文字与形象思维的关联度远不及与抽象思维的关联度，不太可能具有汉纳斯所说的养成“深层创造力”和培养技能的功效。反而是汉字能培养这种能力，从而形成了华人聪明国人的现象。美国人口专家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过，中国人的智商大大超过欧洲人、日本人和美国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在学习使用汉字时，发展了自己的形象思维。因而，国人不可老是傻逼，敌人想诱惑你抛弃的，往往是最有用的，最令敌人恐惧的东东！航空母舰般的中国国企（应回归为公企）令国际垄断寡头战栗，于是“世行”诱惑你抛弃。巨人般屹立的中国公有金融令国际金融寡头战栗，于是“世行”诱惑你抛弃。源远流长的汉语，传承着无比深厚的文化而令图谋独霸世界的共济会战栗，于是《纽约时报》诱惑你抛弃。敌人用他们的行动明明白白地暗示了公企、公有金融和汉字这三宝不但不可抛弃，而且必须全力加强，从而提升中国的世界竞争力。　　也因此，从理论上讲，汉字不但不可能抑制创造性思维，反而能够促进创造性思维。埃及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点亮了人类历史文明之灯，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创造能力无可置疑。然而距今5000多年前，古埃及就出现了象形文字，后来被欧洲人称作Hiérpglyphe——这是希腊语“神圣”与“铭刻”组成的复合词，即“神的文字”。历史的事实又一次表明，汉纳斯之类“专家”的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抑制创造性思维”论就是地道的伪理论，荒谬至极。曾几何时，西方别有用心的人还曾经断言，在电脑时代，汉字难以输入，终将被淘汰。但结果是汉语的录入速度世界第一，让预言者出尽了丑。而《汉语是唯一可用于计算机时代的语言》一文的作者还进一步指出：“美国有一份报告，内中例举了大量的对比，用以说明中国人不可能通过三、四十次的核实验取得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相同的成果。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盗窃了美国技术。有人也称这次事件为李文何事件。我那个时候给美国所有的参议员各发了一封电子信件。内容是说，如果他们希望彻底调查此事，就应该设立另外一个调查小组，好好研究一下汉语和英语在思维上面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三、四十次的核试所取得的进展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的进展相差无几。”（来源：《看中国》的报道）汉字对创新的的促进作用反而让美国的顽固分子膛目结舌。由此看来，美国的新预言者还得再出一次大丑。而对于那些狂妄自大的美国共济会大佬，人们也可以很美国式地告诉他们这些顽冥不化的牛仔：“英语才抑制创造性思维！”最好赶紧放弃英语改用汉语，以提高他们的智力，现在就可以开始在讲英语的时候插进一些汉语单词，并且在现代英语词典中以方便实用为理由收录239个汉语的词语作为良好的开端。共济会在中国的内应如果确实忠诚于自己的主子，就应当全力促成之，以免自己的主子永远不如华人聪明而含恨终生。努力吧！共济会在中国的狗奴才们！　　总之，中国发挥国民之创造性，根本点就在于解除思想禁锢，倡导学术思想自由。而不要听人家不怀好意的蛊惑。对于解除思想禁锢，解除国民奴性之难，笔者在2009年《奴性文化与朱熹理学》一文中指出过：中国现阶段的思想解放，最麻烦的障碍是中国近代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奴性。网上有好事者歌曰：“左民山人夜读鲁迅，顿悟其精神乃是与奴性斗争。惜先生先死，奴性仍健，今日华夏，遍地奴才。寒柳堂倡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奉行者日稀。究其缘故，乃不依不傍者，平生多难，想法便成问题，在思想的牢笼中生活可得一生平安。山人一向视庸福为粪土，奉思考为至乐也，从今往后，不为古奴不为今奴亦不为未来奴，不为权势奴不为财富奴不为名声奴，………”近代国人之悲哀，就在于专制者、入侵之外来新主以至西方殖民者交替奴役，国人无奈，像豆芽在石板下求生，委曲求全，着实可悲。奴性这东西，既是对权势的屈从，也是对正统的遵守，更是对钱财的顺从，因而不假思索，惟命是从，没有了主人意识，没有了独立思想，委委琐琐，唯有是奴性。鲁迅评说中国只有两种时期，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能。历史长了，奴也就成了性。奴之成性，要变风改俗也就分外难。然而，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国人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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