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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按：近日网上又爆发了谁先提出双轨制的争论？为什么要争论呢？根本上还是为了抢功劳，为自己脸上贴金。但问题是，这真是一个值得抢的功劳吗？它能够说明什么呢？是以在张贴其他文章之前，重拾旧文一篇以明其理。
中国经济改革是谁之功？
——由近日有关双轨制改革功劳归属之争所引起
受主流经济学中内含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物竞天择”价值观之影响，当前国内经济学人往往会犯两种根本性错误：一是在理论上往往会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当成是普遍性的原理，二是在实践上也往往会把西方既存的现状或模式视为中国模仿的对象或发展的方向（尽管有时也会根据国情而作些适应性调整）。但显然，这种单向一元的发展思维忽视了西方社会中本身的异化特征或者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从而不但无法真正了解西方制度中的成因，更无法看到其中的缺陷。制度共生理论告诉我们，制度具有与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相关的普遍性和多重性的特征，因而制度之间必须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可以看作是制度间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安排；并且，决定制度的一些细微的方面根本上是难以察觉的，而这些隐性的东西有稍许变化都会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同时，制度异化观告诉我们，由于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现存制度或多或少地被都异化了，也都偏离了本质；这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制度本身都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缺陷，这种缺陷在西方社会中可能受到制衡而不明显，但一旦脱离其环境而移植到新的其他环境中就会凸显出来。因此，社会事物的独特性要求我们，不能为纷繁复杂的现象所困扰，不要为一些热点所牵制，不能迷信于流行理论，更不能简单照搬所谓的“先进”经验；否则，必然会钝化一个学者的敏锐思维，丧失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也会对实践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作用。
正因如此，每当那些主流经济学者或当权者极力援引西方主流理论或者欧美经验而大加效仿时，笔者就不免感到异常忧心，并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诫说：不要总是讲别人是如何做的，也不要总是照搬别人的做法，而是要认真思考自己的认识。实际上，别人或他国的做法一定就是完全对的吗？你真正了解别人行为及其制度中体现的精髓了吗？同时，你又看到了他国制度中隐藏的缺陷了吗？更不要说，主流的新古典理论本身针对的是私人领域，是在既定制度下探求私利最大化的途径；然而，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却根本不管这一点，反而义无反顾且勇往直前地借助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上的一些流行理论就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实践开出处方。与此同时，他们对目前失序的社会现状视而不见，或者将之推卸为其他领域的学者，自己则不但沾沾自喜地自视为中国制度变革的推进者，而且好大喜功地自视为经济发展成就的贡献者，把经济的发展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但试问：近二十多年来，经那些主流经济学“精心”照搬的先进制度和严密体制并通过权力部门正式付诸实施的具体改革中有多少是成功的？国有企业、资本市场、金融体制、农村改造、收入分配乃至医疗、教育、保险、住房等攸关民生大计的改革，都是如此；特别是，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所推出的盲动改革，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当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中国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路径究竟如何？当前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这就关乎当前经济学界的根本任务。
不可否认，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非凡的成效，也正是由于这一事实，经济学们一直居功自傲，成为社会各界的宠儿。例如，近来就出现了有关双轨制功劳归属的争论，试问：双轨制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知识呢？只不过是几个刚刚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的“大胆猜想”而已。又有谁认识到双轨制后来出现的问题？当出现89年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承认是自己的“杰作”呢？中国的改革真是他们的“巧思构想”吗？其实，中国大改革绝大多是盲目尝试的结果，行不通就换一个思路，就像当前价格改革还是产权改革一直在争斗一样，也像当前各级ZF所“批发”的那些毫无意义的课题，只不过是浪费大量的百姓纳税钱。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市场机制的建设基本上都不是那些主流经济学所设计制度改革之功，而主要是激发民众的主动性所致；而且，通过产权界定等对人之主动性的激发，也并不是那些经济学家或政策决策者有意识地主动加以引导的结果，而是受社会环境所逼迫的结果。相反，自从中国经济学界大肆引入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后，那些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根本上注重于个人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即使对一些热点实务以及公共政策的关注也基本上是出于功利的原因；也正因为古典经济学那种关注公共领域的精神和责任在当前这群经济学家身上消失了，因而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制度依旧混乱不堪，市场机制依旧残缺不全。尽管如此，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对西方那些已经相当成熟的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等理论视而不见，想当然地以标准的主观性认为，制度好坏没有一个直接而一致的评价标准；但同时，他们却又歪曲地利用“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尚方宝剑”为目前这种现状辩解：只要经济还在高速发展，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制度是好的，并且是在不断改进的。
但是，这些浅陋的经济学教授们可知道：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短期内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成明显的正向关系，并且，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是发生在旧制度已经崩溃而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期？譬如，大家都知道，在北洋军阀控制的1914～1922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制度并非有了真正的改善，而仅仅是相对于清ZF，北洋ZF无力控制全国局势而被迫对产业放松了管制。再如，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并非有好的制度（尽管有些人可能称道专利制度），普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同样，荷兰开始在经济上称霸世界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而仅仅是几个小省联盟，它当时的制度主要在于激励人们当海盗而从海外进行掠夺（当然后来转向了控制还是贸易方面）。也就是说，人类经济的增长往往是在社会无序中取得的，这有两个基本理由：一是在无序状态下，任何资源的使用都不受法制的限制，因而那些权势者就可以无节制地廉价使用本属于全人类乃是子孙后代的各种资源，而资源的投入可以促进粗放式的快速增长；二是在无序状态下，社会力量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因而基于力量决定的收入分配会出现马太效应，以致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往往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高涨，从而也有利于经济总量的增长。
显然，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增长就是在无序中取得的，这也体现在以上两个方面。一是以无节制的能源消耗为代价的，这只要看一看我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数字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刻问题就行了。例如，据测算，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结果，2005年我国GDP仅占全世界GDP的5%，但石油、原煤、粗钢、氧化铝、水泥等资源消耗量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8%、39.6%、31.8%、24.4%和47.7%。特别是，由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污染性或高能耗的产业，如果考虑今后对环境的治理成本，那么实际GDP就将大幅度下降；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显然，如果扣除这部分损失，那么我国实际GDP增长将大大减少；有人估计只有名义上的78%，而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认为，山西省2002年度的绿色GDP为全部GDP的66.6％。二是以整个社会的收入差不不断拉大为前提，这也只要看看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得状况就知道了。例如，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但是，有统计表明，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1倍，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而且，我国的基尼系数还有不断提升的趋势。
而且，需要指出，上述每个时期之所以可以取得经济大发展，基本上都与特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而非具体的社会制度改进；譬如，北洋军阀时期的经济增长源于当时的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当时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依靠殖民掠夺，荷兰则是充分利用了地理大发现所掀起的海上贸易热潮。显然，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主要是源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新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国家管制的放松，如果没有国际经济的一体化浪潮，没有技术的全球扩散，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增长的；事实上，每次西方社会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或制裁，都会引发国内经济的一阵萧条或衰退，而每当中国拓宽世界经济市场，都会带来经济新的一次发展机会。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实在并没有多少是经济学家的功劳，如果说有的话，也主要是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市场化的轨道后，进一步昭示人们和当政者认识到并开始主张让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如当年斯密所告诫人们和英王室的一样；当然，这似乎也很难说是当前中国经济学家的功劳，因为经济学理论或实践已经表明了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但经济学家迄今没有去分析市场作用的“度”，没有为防止市场失灵作出应有的努力，相反却依旧在积极鼓吹中国的经济只能在“盲目”却被“神话”的市场机制之下运行。正因如此，我们说，尽管中国经济总体在发展，但并非反映中国已经有了相对健全的社会制度；相反，现在所出现的乃是一种自发而无序的增长，这与世界其他先发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历程非常相似。
然而，尽管无序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但这种增长具有严重的缺陷。一方面，无序的增长主要是靠资源粗放式投入所促动的，是无发展式的增长，这种增长动力必然是有限的，如果不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那么社会发展最终将趋于停滞；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发展后劲都跟不上，就在于它们粗放型的发展耗竭了资源。例如，克鲁格曼就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的产出增长是没有什么值得宣扬和推崇的，因为这主要是粗放式投资的结果，正因如此，“简单地用它们过去的增长速度预测未来，很可能大大地高估了它们真正的前景”，因为“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其实，不仅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东亚新兴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经济起飞也是如此，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所获得的经济增长更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增长的速度来判断制度的优劣。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无序，结果导致了那些强势者或投机取巧者从社会增长中取得了大部分收益，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合理，社会正义也日益消逝，这最终将引发社会矛盾而导致经济增长路径突然中断；事实上，尽管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在以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但这种发展却很不平衡，经常是大起或大落，形成了周期性的冷热循环，这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面临着一个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无序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显然，欧美在没有任何外来竞争压力的情形下经过200～300年的时期逐渐调整过来，东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台湾等）则经受了一定的阵痛后也已经有了较大的调整。但是，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很好地完成这种调整，因而在经济增长受到限制后，社会矛盾就暴露了出现；同样，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转换，社会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
托夫勒早就告诫说，“只有那些以国内最少的失序和动乱来完成第三次浪潮转型的国家，才能赢得全球性的竞争”，这显然是值得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学者和领导者深思的。显然，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近30年特别是近10年来的改革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百姓的应得权利和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中国的一些学者和ZF官员普遍希望，通过经济的不断增长将缓和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但这能够根本解决问题吗？显然，从历史上看，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基佐、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经国乃至英国的撒切尔等都希望用不断增长的物质供给解决一切问题，试图用福利的供给来取代公民权利；但是，他们的图谋几乎都失败了，一旦强权减弱或不再之后，整个社会就开始陷入了混乱，经济继续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了。因此，作为后发展的国家，中国本来是可以充分从前人那里吸取经验教训的，正如冯兴元指出的，“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走；别人未走过的弯路，我们也不走；别人走过的近路，我们照样走；别人未走过的近路，我们要领头走”。当然，要理解其他国家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就必须对事物的本质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但是，现在的学者自己不思考，而盲目地倾向于直接借鉴他国的经验，结果反而黑白都搞不清。事实上，正如德国的何梦笔指出的，“对德国经济秩序的了解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外国一般都是扭曲的：其原因是，那些报道往往都只是起着镜子作用，反映报道人对其本国政治的看法，但不是起着反映客观信息的作用。比如谁在中国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会乐意表扬德国社会市场积极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应成就；比如谁在美国抱怨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日增，就会强调德国卫生保健体系何社会保障制度中充斥着许多问题。这就使人感到难以获得一个清晰的全貌。认识、利益和兴趣这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在中国正是如此，那些急功近利的西化派有几个真正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实质。
特别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往往基于所谓的历史主义观点，把中国的现实状况与西方的过去历史相比较，以西方两个世纪之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认为收入差距拉大、贫困化现象以及社会矛盾尖锐化都是经济发展必经之路，这是正常而合理的；他们往往会说：你看，西方国家也曾经如此，所以中国出现目前这种状况有什么大惊小怪呢？而且，主流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不是有一条倒U型规律吗？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呀！而如果你要关心社会正义、解决贫困的话，那么就必然会是为了公平而舍却效率，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贫困化，因为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公平和效率是个二律背反呀！但可爱而无知的经济学家们：谁告诉你效率和公平是不能相容的？是奥肯吗？但你千万不要把公平误以为平均或均等，尽管公平的含义非常广，但其本意上还是指获取自己的努力所得而不受剥削，这样理解的公平对人的努力必然最具激励性，从而也必然与效率是相容的。[1]又是谁告诉你倒U型是收入分配的必然规律？是库兹涅茨吗？但你可知道，库兹涅茨所得出的这个假说仅仅是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之上，是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完全由力量博弈的结果。你不是要把中国当前的现实与西方古典主义时期进行比较吗？但你可知道，当时多少古典经济学家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努力地探索社会正义，积极推进社会制度的改革？
事实上，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们艰苦卓越的努力，才逐渐奠定了西方社会如今这种相对成熟而稳定的社会制度，并且，正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这种探索为后人积累起了如此宝贵的经验；然而，当前国内这一群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毫不在乎，反而要把当前中国的情形与英国的启蒙时期和美国的拓殖时期加以比较，以当时的情形为中国的现状辩护，要重新走它们当时的道路。于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种问题就开始暴露了，难道这就是经济学家的贡献！当然，主流经济学却往往把经济增长归功于自己而将社会问题视为不得不为此付出的代价；但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又怎能被说成是经济学家的功绩呢？相反，如果说当前这种现状确实都是经济学家所积极推动的结果的话，那么，他们真正的作用就值得重新评价了。事实上，笔者一直强调，经济学家的根本职责在于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完善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的好坏并非没有标准；一般来说，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根本上要能够对社会各种力量、各个资源进行整合，调整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从而可以促使社会秩序的持续扩展。显然，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大发展时期，社会矛盾都是迅速激化的，都造成了社会贫富极端的两极分化，因而基于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当前社会制度处于失范状态，当然是不好的；正因如此，随着近来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矛盾等问题的日趋严重，人们开始重新对经济学家在当前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重新进行评估和反思。
总之，尽管近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这是在无序的状态下取得的，这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显然，正是由于我国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依旧很不健全，从而也就不存在私利和公益自然和谐一致的社会基础，而主流经济学那一套自然主义的分析方法正是基于这一信条之上，因而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本来对当前的中国问题没有多大适用空间；但是，国内那些用有话语权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一点，而且极力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盲信于基于力量博弈均衡的市场机制，并盲目地搬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私人领域的工具、方法和理论来指导中国公共领域的社会实践。结果，我国的社会秩序非但没有理顺，反而使得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进一步被扭曲，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创造之间的日益背离，从而造成了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无序性；正因如此，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都是在无序中取得的，是以无节制的能源消耗为代价的，以致人们的应得权利提高和国民财富创造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要素的转换，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们之间的协调合作，依赖于人力资本主动性的发挥，依赖于友先能源的节约化利用；那么，传统那种高耗能的和分配不公的无序性发展路径就越来越严重制约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譬如，早期人们追求的是工作的权利、市场交易的权利以及机会和教育的平等，后来则进一步重视分配的正义以及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诸方面的应得权利。事实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本身就是启蒙运动传播的自然结果，韦洛比在《社会正义》中说，“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都要把社会和经济状况交由合理性和正义性的标准加以同等的检验，就如同他们曾经在过去对政治制度的制度性提出质疑一样”。也正因如此，正如森指出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平等’和‘公正’这两个概念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层分化及阶层间的社会隔阂也变得越来越不为社会所容忍，不平等这一概念本身也因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当人们对平等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基于力量决定的社会制度就会面临着严峻的反抗，而如果不将人类不断积累的关乎社会正义的伦理道德逐渐渗入进社会制度中，社会秩序的扩展必然会遭到中断。所以，笔者一直强调，经济的持续发展、健康有赖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有序化，而社会协调也就是要探究市场和ZF这两类协调机制及其内在缺陷，从而解决市场失灵和ZF失灵这两大问题；然而，由于当前一些“主流”经济学者片面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思维，把社会制度建立在纯粹力量决定的基础之上，反而造成了当前社会制度的扭曲和失范。显然，综观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的症结根本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伦理的缺位，导致纯粹以力量决定分配的市场成为掠夺性市场，造成了严重市场失灵；二是权力过分的集中，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产生了大批“在其为不谋其事”的官员，从而产生了严重ZF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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