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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总结了游民文化的四大特征：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帮派意识、脱离宗法社会而丧失角色意识。最重要的其实是两条，第一是暴力崇拜，拳头大的人有道理，成王败寇，只讲成败，不问是非；第二是义气崇拜，只讲你我，不分是非。
西方管理研究文献中一些讲中国文化的文章是我见过的最“隔”的文字。这种“隔”是双重的“隔”。一重“隔”是中西之“隔”。英文讲中国的事情能够讲到位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人文学界旷世的大师，通过广泛地把握二手资料发言；一种是新闻界躬行的记者，靠的是脚到、眼到、手到式的勤勉。二重“隔”是学科之“隔”。在西方管理学刊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大多困于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有时间、有兴趣真正去吸收文史学者、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人非常少。所以，研究起相关问题的时候，虽然架子端得十足，内容却往往异常地浮泛、浅薄，几乎不堪卒读，往往几番尝试之后，只好废卷而叹。
所以，前些年当我看到王学泰所著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时候，几乎是拍案叫绝。什么“儒道释”，什么“冲击与回应”，这才是活生生的中国，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我按捺不住地与我国外学术界的一些朋友联系，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同时建议他们安排英译，让更多人能早日从这本书中受益，扔掉那些不痛不痒、无病呻吟式的所谓中国文化和中国管理的研究。可惜，说者有意，听者无心，也不知这些事现在是否有点进展。王学泰总结了游民文化的四大特征：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帮派意识、脱离宗法社会而丧失角色意识。最重要的其实是两条，第一是暴力崇拜，拳头大的人有道理，成王败寇，只讲成败，不问是非；第二是义气崇拜，只讲你我，不分是非。你讲一个意见，不看你讲的是否有道理，先看你是哪一条线上的。归根到底，总而言之，就是不讲是非，不讲原则，不讲底线。游民的背景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按道理这应该是过去时了，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中国人骨子里都是农民，我们骨子里其实也都是游民，暴力崇拜和义气崇拜仍然无处不在。
最有意思的是“义”的含义在中文中的变化，本来代表正义、公义，现在却成了义气，成为私义、偏义，走向了正义和公义的反面。同一个字眼，在理论和实践、庙堂和江湖之间却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含义，这对于任何想研究或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智力上的谜语，需要能急转弯的脑筋才能理解。我有一个荷兰朋友，代表欧洲最大的咨询集团之一派驻到中国，老先生明显是个直脑子的人，但终归有咨询行业的职业性的诡谲。他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任命中国公司总经理，是找一个真正懂管理、懂业务的职业经理人，还是找一个神通广大、能搞定各个方面，能拿到大企业利润丰厚合同的内部人（insider）？讲原则重要还是讲关系重要？他们公司很犯难，多方权衡，最终下定决心，选择了后者。谈到这个问题时，他用手指头在咖啡桌上写了个“义”字，问我，据说这个字讲的是友谊，是中国商业文化的核心，是吗？我一时为之无语。
朋友之间讲交情，讲义气，如果不损害第三方利益，自然不是什么坏事，可惜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如果”都站不住脚。最典型是三聚氰胺案中几家著名的牛奶企业。蒙牛的领头人以私德好、讲义气著称，手下人对他死心塌地，圈内人士对他也是多有赞誉之词，到蒙牛走访，一下飞机，一路警车开道，风驰电掣，那个威风！还有南方某著名牛奶企业，五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能共苦，也能同甘，在地方上口碑非常好，从果脯加工小作坊起家做成中国奶粉业的巨头，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可惜，浪淘尽风流人物，两家企业都因为在三聚氰胺案中没有守住最重要的质量关，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自身也损失惨重。
当然也有掠夺性更强的，不仅不讲公德，连私德都不讲。某著名商业杂志最近终于公布内蒙古乳业双雄中另一雄的领头人的发家史。大致是见利忘“义”、弃“主”求荣之类，虽然在业内，这些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但公开见诸大众媒体，这还是第一次。连江湖规矩都敢破坏，大概是让旁人实在看不过去了吧。其实究其本源，没有公德的私德本非德，从只照顾圈内人的利益到只照顾自己的利益，本来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跨越，犯不上为之心惊。所谓江湖义气的虚伪性，由此可见一斑。
只讲私德不讲公德不行，只讲公德不讲私德，当然也未必行得通。能不能同时又讲公德又讲私德呢？我寻寻觅觅，在民国一代中西兼修的学人身上，依稀能看到这种全人的风范。例如，据张耀杰所述， 1923年5月30日，正在南方养病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洛声信上说，一涵接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洛声的口气似不以为然。故我今旦写信与冬秀，请她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劝她善待此女……一涵住在我家的一院，我怕冬秀不肯招呼他们，故作此信。另作一信与一涵，劝他新娶之后，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
是真人只说家常话，不动声色中，夫子风范，如在眼前。高一涵，安徽六安人，1916年从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从1918年起，胡适与这个安徽同乡和睦地度过了近4年的同居生活与近两年的邻居生活。而今的小夫妻，连与父母同居都无法做到，胡适一代人的私德之好，可以想见。而这封信本身，更是他中西兼修的一个极好的写照。严于律己，与原配不离不弃；宽以待人，朋友娶风尘女子进门，不仅自己不歧视，还嘱咐太太也不要歧视。这样感人的深厚情谊，在胡适的师友圈中屡见不鲜，同为安徽老乡的就还有陈独秀、刘文典、梅光迪、汪静之、章衣萍、苏雪林、唐德刚等例子。显然，讲私德未必就是讲公德的反面，要想兼顾，做到在照顾朋友的同时也不违反原则，关键还在于律己。
（www.earm.cn/田成杰2014-3-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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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江湖》，肖知兴/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本文2010年3月5日发表于《经济观察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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