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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文：王尔山 图：姜宝成 纳什的一些举止之所以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位记者评论，只是因为人们大概忘了他有一个敏锐的头脑。对此，相信每一个有机会跟纳什交谈的人都会表示同意。 《美丽心灵》中译本再版前，编辑问有没有什么地方要做修改，让我尽快答复。不巧我在出差，只能说大概没有。事实上我也确实不知道，关于这本书的一个误解就要得到澄清。 这得从第一次见到传记主人公小约翰·F·纳什说起。5月下旬，纳什应邀出席“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他的演讲排在第一天上午，题目是《理想货币与渐近理想货币》，我父亲作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将会担任主持人。因为这个关系，我得以跟在父亲后面，按照事先的约定，在演讲前一天按响了纳什夫妇所在酒店房间的门铃。 客厅很大很宽敞，巨大的玻璃窗透进来很好的阳光。我们坐在中间一圈沙发上，听纳什夫人讲他们对《美丽心灵》这部传记的看法：原来，传记作者西尔维娅·娜萨曾经答应在付印之前给他们看文稿，可是时间一推再推。而且，虽然纳什夫妇仔细看完文稿，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她却没有理会，还是照原样付印。 其实他们三人早就认识，纳什夫人说，因此，无论作为朋友还是传记主人公与传记作者的关系，娜萨都应该考虑他们的感受，尊重他们的意见，但她没有这么做，不仅没有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跟他们商量，也没有在采访过程与他们接触，直到传记出版。为这事，纳什夫人说，虽然他们三人现在也还保持友好关系，也还会打电话，却就是不能谈到这本书。 “可我记得你们还是出席了奥斯卡颁奖典礼，看《美丽心灵》获奖。”父亲提出他的疑惑。 “电影不一样，”纳什夫人说，“他们从剧本创作阶段就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看过剧本。” “并且表示同意？” “是的，我们觉得OK。”纳什夫人说。至于为什么电影公司可以做得比传记作家更细致，纳什夫人解释说，这是因为美国有相关的法规，简单说就是电影跟文字不同，电影必须征得剧本主人公的同意，而文字就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报纸上写什么都可以，不能全信。” ——听到这里难免有点发窘，没好意思说自己也在报社工作，并且一度以为，在侵犯他们的隐私方面，电影比传记走得更远。原来，竟是一场误会。 天才赤子心 虽然纳什夫妇对报纸没有太好的印象，但这天我们带去的一张报纸还是引起他们的注意。那是我父亲写的一篇游记，后来用《普林斯顿之光》为标题，发表在4月25日的这个版面。当时配了纳什的一张照片，虽然很小，却很醒目。纳什夫人一眼就认出来，很喜欢，说摄影师拍到纳什“很可爱”的一面。我许诺帮忙找到电子文件，给她发过去。 回来跟摄影师联系，才知道这是2002年8月纳什在青岛的留影，当时他第一次访问中国，而电影版《美丽心灵》的热潮还没退却，因此他的到访很是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热潮，许多报刊都派记者采访。 只是这些报道似乎没能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美丽心灵》后面的约翰·纳什，以至于今年5月在北京看见他，许多人，包括一些记者，仍会对他的一些举止感到意外，当作新的值得报道的内容。 比如纳什在一场宴会发现同桌的还有联想公司一位副总裁，就问对方关于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情况。对方可能没想到他会提这个问题，有点措手不及，终究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又比如，他跟另一位诺奖得主前往北京一所大学演讲，他先讲，讲完以后也没有走神，而是用心聆听对方演讲，并在问答环节第一个举手提问。对方经过短暂思考，承认暂时无法回答。“这给在场师生留下深刻印象”，一位记者写道。 另一位记者这样评论上述现象：他们大概忘了他有一个敏锐的头脑。对此，相信每一个有机会跟纳什交谈的人都会表示同意。 纳什给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富有好奇心。比如他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提到，昨天有人告诉他，上海话是另一种方言，跟普通话不一样，他想知道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说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其实中国还有其他方言，比如广州话，也跟普通话、上海话不一样。因为父亲提到酒店的电视节目包括一个广州话频道，纳什就换到面向电视的沙发，开始用遥控器进行搜索，还一边问我们这是不是广州话，这个怎么样——这个场景出乎我们意料，以至于我们只顾看他搜索电视频道，一个一个帮忙核对，却没想到我们都会说广州话，可以直接用这种语言对话，哪里还要费劲寻找？ 这还不是我第一次见识纳什的如同孩子一般活跃的好奇心。早在打电话约定见面的时候，他就说他们打算参观北京人博物馆。我问这是谁的主意，因为这不在一般推荐的北京线路上。他说是他自己要求的，他很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 听起来他是那么兴致勃勃，以至于我在电话线另一边暗自庆幸还好刚才说的不是“谁想出这么一个怪主意”。 美丽心灵 不过，对于自己不打算多说的话题，纳什的回答就非常简洁，叫人没法追究。比如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提问环节，电视台主持人问他，获得诺奖都有什么条件，中国人怎样才能获得这个奖，他就说这与演讲题目无关，建议把时间留给下一个问题，博得台下其他诺奖得主一片掌声。 又比如，当我问他，在中国是不是有很多人问他博弈论的问题，他对“博弈”这个术语成为流行词汇有什么看法，他似乎稍稍迟疑，很谨慎地说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兴趣……“不过很奇怪，”他马上转向另一个话题，“经常有人上来跟我说他们看过‘A Beautiful Heart’，为什么？”我赶紧解释这是翻译上的误会，中译本翻译为《美丽心灵》，虽然英文说的是“美丽头脑”。 当然，“美丽心灵”用在纳什身上也一样合适。我父亲因为跟演讲嘉宾住在同一个酒店，早上在同一个餐厅吃饭，就有这样的体会：每天早上纳什只要看见他，都会特意过来打招呼。有一次还说其他学者包括蒙代尔都在另一边，问他有没有兴趣一起过去。 纳什对外行同样非常耐心，这在我试图问他一个表达起来有点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显得更加突出。我的问题是：博弈论的前提是人都是理性的，可是什么才算理性，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不同的内涵？比如我父亲就觉得他选择主持翻译《美丽心灵》在外人看来可能不是特别理性，因为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稿费，而是因为喜欢这个题材；又比如一位企业家就说那是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优先考虑（priorities），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优先考虑也有变化，所以不能说团体投资者就比个人投资者理性，只不过团体投资者可能更加倾向关注赚钱这个目标而已。 纳什坐在咖啡厅里认真听我说完，想了想，还是按照习惯，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掏出几枝不同颜色的笔，挑了一枝绿色的圆珠笔，一边写一边解释：其实你说的优先考虑，在博弈论里称为“效用”（utilities），它并不简单地都表现为金钱数量，因此通常所说的一个参与者的“优先考虑”，可以通过效用方式体现在他的可能预期当中，也可以说是博弈的可能的不同结果。不过，他还说，博弈论并不能完美地解释个人行为，可能更适用于解释团体行为，比如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团体，他们做的选择可能比个人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团体更符合“理性”的定义。至于过去二三十年兴起的实验经济学，以及他们开始质疑博弈论关于“人都是理性的”这个前提假设，纳什的回应同样简洁：实验结果取决于实验当时的各种因素，包括时间、地点乃至决策者的教育程度，实验是不能脱离这些具体条件进行分析的。 换句话说，针对人的行为的实验不容易得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果。这是常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被问到从博弈角度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对社会制度转型和演化的影响，纳什会说他没有能力回答。 无论在咖啡厅还是在演讲台，这样的问答叫人很难想起纳什是位78岁的前辈学者，因为他不仅思路清晰，而且没有倚老卖老，把你当成小孩，随便打发。 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纳什的细致观察力。有一次，他问我是不是还有一个牌子的拼写很像“联想”，看我听不明白，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笔来，先写下“联想”的外文名字Lenovo，看看我，我点头，说就是这样，我知道。他就继续一边写，一边问是不是还有一个类似Ienovo的东西，看上去很像Lenovo，但是第一个字母不太一样。我说没听说，问他在哪里看见，他说是在外面的广告牌上。我非常肯定地说没有，没有跟“联想”的拼写那么接近的另外一个牌子。 直到离开北京那天，进入机场高速路，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从车窗外面飞驰而过，我才意识到纳什在说什么：原来“联想”的外文商标是用小写拼写的，也就是lenovo，看上去确实很像Ienovo，只是我虽然看过无数次，却从没留意到他们选择小写拼写这个细节。 另一件需要花一点时间才算开始有所领悟的事，就是纳什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当时他选出一枝铅笔，一边写一边这样描述：多人博弈如果存在时差，假设现在有甲、乙、丙三位参与者，甲和乙相距5光周（光周，指光需要一周时间才能穿越的距离），乙和丙相距7光周，甲和丙又相距4光周，构成一个三角形；又假设甲首先同时向乙和丙发送信息，乙收到并开始回复，可是丙还没收到，也不会回复，甲怎么判断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个博弈如何进行下去？ “这是谁想出来的？”我问，潜台词是在人类尚未确认存在外星生命的时候，什么人就已经开始琢磨太空背景下进行的博弈？ “我想出来的。”纳什说，还是那么平静。 “什么时候？” “大概9或10年前吧。” “你怎么会想到这种情况？”我说，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 “这是很自然的呀。”纳什说，同样没有掩饰他的惊讶，睁大眼睛看着我。 ——换个角度看，纳什正在研究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实在，可以用来描述一个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情况，即人的悟性各有不同，面对同一件事，有的人很快领悟，有的人要多花一些时间才能明白。纳什就属于首先明白过来的天才，并且更早意识到：要跟悟性不同的人打交道，一个关键就是时间，就是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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