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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陈龙）怎么看余额宝现象，最近热议纷纷。有人认为其撼动了银行垄断的格局，是一种利国利民的金融创新；有人则认为余额宝抬高了社会融资成本，甚至称之为吸血鬼。应如何判断？ 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说，现在反对余额宝是很正常的，因为其损害了银行业的短期利益。但从长期来说，银行不可能永远躺在央行规定的利差上挣钱，早一天变革，就早一天争取到了主动。
对管理者天弘基金来说，余额宝让货币基金得以几乎零成本地接触到了8亿支付宝用户，它带来的额外益处是渠道和销售成本的革命。对支付宝来说，为这个支付工具添加利息功能，以加强用户黏性，是自然的选择。对阿里巴巴来说，在这个渠道为王的时代，在现有的平台上加一个金融产品，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是可以增加对用户的服务，进一步完善阿里生态圈的闭环。对用户来说，余额宝提供了一个现有金融体系没有提供的投资和支付渠道，相当于一个网上银行。美国1970年代货币基金爆发的时候，最初主要是散户购买，逐渐延伸到机构客户，余额宝也将如此。
天弘基金对余额宝的资金收取0.3%的管理费，支付宝收取0.25%的销售费，另外基金必须给银行支付0.08%的托管费。所以余额宝盈利模式需要的“存贷差”只有0.63%。和商业银行3%的存贷差相比，余额宝用比银行更高的利率揽存，并以低于银行贷款的利率贷出。其竞争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揽存成本低。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最近表示，在未来15年内，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前台会由互联网企业完成，也是基于这个道理；二是因贷款对象是最优质的客户，不需要高利率去覆盖风险；三是货币基金不需要准备金，运营成本低。
第二和第三个因素都是货币基金的优势，第一个因素是互联网平台的优势。互联网公司做金融，其最本质的逻辑是贸易，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需要支付和金融的支持。这个逻辑，和当年晋商从贩盐贸易起家，进而创立山西票号为贸易提供支付功能，最后通过票号放贷是类似的，也和GE的产融结合没有本质区别。互联网公司做金融的第二个逻辑，是互联网平台优势和金融创新的结合，如余额宝。互联网金融的第三个逻辑，是大数据平台可以提高金融产品的风险定价能力，这在阿里巴巴的另外一个金融产品阿里小贷上得到验证。
货币基金会在长期推高社会融资成本吗？以美国为例，由于货币基金的巨大冲击，美国商业银行做了两方面的变革：一是改变立法逐渐为活期存款支付利息（1980年），二是设立货币市场账户（1983年），一开始这些账户提供和货币基金一样高的利息，但是因无法支持而放弃，于是资金外逃的现象持续发生。后来的结果很有趣，一方面货币基金成为和银行分庭抗礼的揽存渠道，另外最优质的企业也离开银行，通过发行最高评级的短期债券从货币基金融资。银行由于最优质客户的逐渐流失，被迫转而向风险更高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并通过银行间并购降低运营成本。银行经历了一番折腾，最后的结果是更完善的金融体系，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获得了更低的融资成本。
余额宝现在的资金约93%通过协议存款借给银行，5.3%是购买短期国债和AAA级别的金融债和信用债等，其余是现金。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现有的货币基金总量1万亿，还不到银行存款的1%，在现阶段不足以成为银行间利率的决定因素。更合理的解释是银行间利率的高企带动了货币基金利率的上升。长期来看，货币基金可以承受比银行间利率更低的利率，这是因为最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可以比银行间利率更低。实际上，美国商业票据（即最好企业发行的短期债券）的平均利率就低于银行间利率。只要货币基金的融资成本（于货币基金是借）比最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于货币基金是贷）低，并且这个利差不明显低于1%，这个模式就可以持续。现余额宝们对银行间贷款的依赖并不代表货币基金的未来，而是中国短期资金紧张、银行间利率安全又有利可图的结果。
一个可以预测的方向，是越来越多的最好的企业将会脱离银行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商业票据以低于银行贷款的利率融资，而货币基金将会成为这种融资的主要资金提供者之一。在利率管制下，“垒大户”才是理性选择，代价却由承受了低利率的储户和缺乏融资的中小企业所承担，最终买单者是整个中国经济。但在货币基金浪潮的挤压下，银行将被迫更关注中小客户，谋求金融创新。这对银行的管理能力和风险定价能力、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而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自我革命。这不正是中国金融改革想要追求的结果吗？■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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