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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自语：蜜蜂当中的工蜂，蚂蚁当中的工蚁，主要功能都是保证种群吃饭的。那么真正叫做“工人”的不应该是现在的“农民”吗？为何人类当中的“工人”却是脱离粮食生产的？】
为何会有这么多“农民工”？——以“农民”做定语的“工人”？
即便是你在外多年没有回农村老家，即便是你跑到人民大会堂发表意见，这个“农民”定语还在。
他们到底是农业人口还是非农业人口？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是代表农民还是工人？
他们与“农”的关联可能就是出生地概念，甚至连出生地都不是，而仅仅是父母的祖籍——对农民工的下一代来说，他们因此和同样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同伴同学有着不同的身份标签——农民工子女。如果不想背负这个名称，就改称为“留守儿童”。他们和“农”的关连也仅限于一年甚至几年才去看一次孤守在农村的爷爷奶奶。但是，很多人还是很自然地觉得“农民工”“农民工子女”的称呼对这个人群非常顺口合适。是谁让他们成为了一个特殊群体。
农民工原本在农村的老家都是有土地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农村很苦农民很穷农业很危险，但是当年那场改天换地的土地革命的成就是不容推翻的，尽管后来老胡汉山们又硬是拿回去了一些房产，尽管新胡汉山们在市场化的名义借口下又巧取了一些去，但是，只要农民愿意固守土地，尚未发生对农民的土地剥夺而导致作为农民而无地可耕。即便是土地被库水淹没，也可以在他乡免费合法地获取另一块土地，而且是连同一座被城市居民视为一生所求的房子。
但是，中国农民在没有被强迫驱赶的情况下，自己抛弃了被开发商抗议为“太贵”的土地，闲置了被市民叫喊“买不起”的房子，跑到城市里去了，造就了新时代的产业大军后备力量，农民工连同随之进城的家属和子女，总数已经达到2亿5千万，而且还在增长之中，“农民工”成为新时代的热词。
农民工队伍的形成和不断壮大，用事实诠释了“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不是危言耸听。农村不苦农民不穷他会跑到城市里去，干那些市民们宁愿下岗吃低保也不愿意从事的行当？农民工的队伍都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讲，这些人过去是生产粮食和肉的，现在变成了吃粮吃肉的了。如此大量的劳动力流失，土地靠老弱病残去粗放耕作，农业还能不“真危险”？
如果问为何农民要跑到城市里，自动受领这顶带着歧视味道的农民工帽子，这个问题是否有点白痴？在市场化产业化的今天，任何一个产业（包括农业）都是在利润指挥棒下运转的，经济学称为“利润最大化”，商谚说是“无利不起早”，农民抛荒土地而进入城市做最基层的产业工人，惟一说明的就是从事农业的利益连最基本的单纯出卖低级劳动服务都不如。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到产粮大省河南省的代表团里讲，说要让农民种粮比打工受益更多。言中之意就是要扭转大量中坚农业生产劳动力变成脱离农业的“农民工”的趋势。表面上看，这个办法既解决了农业劳动力流失问题，又釜底抽薪地解决了农民工过多的问题。
为了阻止青壮年农民的流失，各地农村也出台了自己的土政策，如克扣留守子女老人的待遇，取消或减扣分红，不给子女划分新的宅基地、承包土地收回等等，“土政策”的理由同样非常充分：你人都走了，不对本地有任何贡献，凭什么要其他乡亲养活你丢下的老小？
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让很多人颇感自豪，自豪地已经可以用骄傲一词来描述了。每一届的两会政府报告当中都描述着更加让人骄傲的数据。有人甚至开始制定中国赶超欧美的时间表了，说在未来二三十年甚至是十几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现在的基本国策——以农业为根本。自八十年代自农村开始的改革以来，政府已经同农民签订的新一轮土地承包合同，期限截止到2020年之后。换句话说，在理论上，中国目前这种工农业格局到十几年之后，如果续签土地合同的基本政策不变再续签下去，意味着这种格局几乎是永久性的。
但是显然，如张五常老先生所担忧的那样，“惠农”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长期固守在土地上。而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个农业人口占到国民总数2/3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怎么可能在二十年内赶超世界第一？如果“让种粮好过打工”的政策真的足以引起农民工的倒流，当届政府可能就创下了人类有史以来迁徙规律上的一个先例了——逆城市化而动。
跑到城里谋生的农民也都是同政府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的。两亿五千万多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个数字不言而喻地说明，大量耕地可能处于“包而不耕”的状态。但是承包权在法律上仍在他们手中，那些强行收回土地的做法已经被法律制止。过去地方政府靠农业税费和公粮指标还可以处罚包而不种的外出打工者，但现在农业税和公粮都不用交了。在有些地方，这些离乡离土的人不仅仅变成了顶着“农”字的工人，而且还变成了真正的新时期的地主——把土地转租给他人耕种，收取地租养活留守在家的老小。当然也并非都做了地主，还有很多依靠老弱病残粗放经营，收多收少无所谓，够自己吃就行。
由农村政府出面剥夺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在法律上显然不行；而土地抛荒和粮食减产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此，又有些地方开始寻求突破，搞起了“土地流转”，把转租合法化，似乎一石两鸟，既不干涉外出打工的自由，又不致于土地抛荒。
但是，土地私自出租也好，合法流转也罢，总得有效益才会有人接手。那么，中国农民大量变成现实的城市人口的势态，是否就说明农业下滑的根源是土地过分分包（承包到户）造成的不规模效应？只要将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形成规模效应就可以阻止农业生产的颓势？
果真如是的话，总理的话（要让种粮比打工有效益）就和这个情况矛盾了。打工是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种粮比打工强，当然也要是以各个农民工个体来看的。农业对土地集约化、规模化使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大规模的、工业化的粮食生产，势必容纳不了那么多农民。
如何让种粮好过打工？粮食的涨价已经变成了不种粮食的市民的众矢之的，甚至包括农民工自身也抱怨粮食涨价在外打工吃饭多花了不少钱。
种粮的确可以比打工强，但是强起来的是大规模生产下的少数人，而不是现在户口簿上登记数量的农民，既不能解决多数农民贫穷的问题，也不能缓解城市人口因为农民流入的巨大压力。
因此，解决中国农业的问题，出路大概只有一条：让已经离土的农民工，去掉“农民”定语，变成工人（市民）；让没有离土的农民变成“农业工”——农业工人。
在这条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是：
第一，如何解决农民离土后土地的使用权问题。目前这种承而不包的状态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向的，涉及到的另一面是农民工在城市如何取得住房的权力问题。在限制市民购置第二套房屋以调控房地产发展速度的时期，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而把农村的住宅空置，不也是实质上的“第二套房”吗？这对不可以到农村购置小产权房的市民来说就不合理不公平了。
类似的，如果在解决农民工进城生活问题、关注留守儿童的舆论鼓噪之下，农民工子女今后可以在城市就读考试，那么城市孩子却要受到“高考移民”大棒的限制，也是解决不公平当中产生的新的不公平。
第二，如何解决农民变“农业工”过程中土地的归属权问题。中国的土地理论上归国家所有，农民变农业工人之后，给国家打工种粮，这在理论上似乎问题不大。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应该就是粮食生产完全国有化的过程。
但是，第三，谁来做“农业工”？
靠出台“种粮比打工强”的惠农政策可以解决谁来做农业工的问题吗？不行。这个政策是建立在农民天生就是农民，农民工就应该回流农村的思路之上的。只有让农业工变成普通的工种之一，使得有可能所有的人包括市民都愿意从事的行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想办法解决农村劳动力流失，以及农民工增加造成的城市膨胀问题，但是出发点和目光都落在农民身上，从来不会考虑自己也去做农民的问题，那么你自己都不愿意做农民，为何他人要做农民？
谁都知道，农业是最初级的产业，经济学俗称“第一产业”。最初级的产品想做到比打工强的地步，可能性太小太小。靠政府大量补贴以改变“无工不富”的历史认识，一个字：难！
这里所说的农业工人，并不是说要把农业变成如工业一般的市场行当。农业，尤其是粮食产业，是民众的最基本的必要需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理论，必要需求领域是不能够市场化的，因此，农业的工业化，应是在国家完全控制之下的计划经济而非市场化、非企业化的工业化，对应的要彻底打消粮食商品化的错误思路。
完全计划之下的、工业化的农业，就不是一个“企业”，即不能够像企业那样以赢利为目的。这就是说，总理“让种粮比打工强”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这时，农业工人队伍的组织方式惟一地就是“公务员化”或者说“准军事化”。这就是当年曾经的组织形式——南泥湾的358、359旅和后来的生产建设兵团。
没有一个准军事化的粮食生产机制，粮食的战略物资地位就难以保障。如果还是采用分田到户，或者让农民租国家的土地当国家的佃农的话，农业的现状就已经是结果。到时候，即便是坚守了18亿亩红线不被突破，而其中的很大部分都处于无人耕种的情况，“18亿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画饼而已。因此。粮食的高度计划准军事化生产是彻底解决粮食和农民问题的惟一出路。
当农业生产采用准军事化组织方式之后，“农业工”的来源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蜜蜂当中有工蜂，蚂蚁当中有工蚁，人类解决吃饭问题的成员岂不应该是真正的“工人”？可以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任何一个公民都有义务务农，至少像是服兵役一样干三五年的农业工人，不妨像“铁道兵”一样就叫做“农业兵”。在农闲时节农业兵可以接受正式的军事训练，取代现在的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组织。也可以在农闲时从事以救灾为重点科目的专业训练，在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时，可以动用当地的农业兵抢险救灾，而不再动用正式的野战部队。届时的农业技术工人也就是“农业兵”里的“技术兵”了。如果有人乐于农耕生活，当然可以作为农业兵当中的“职业军人”。此间国家给予类似军饷或公务员工资性质的“农业工人工资”。这就彻底消除了农民和市民、农民和工人的身份差异，也让那些只是站在田边指手画脚让他人如何如何种田的人闭口，城乡两元结构也随之瓦解。这种粮食生产体制更便于农业的机械化和集约化发展，而且“农业工”（“农业兵”）也是一种就业方式，扩大了国民的就业渠道。
当农业生产彻底走出市场化误区，粮食的生产机制解决之后，粮食的“供给”模式是什么？厉以宁教授日前想到了废弃多年的“粮票”，这就是一个惟一可取和应该采取的方法，之前已经有人提到。这可以彻底解决粮价问题——非市场化供给也就无所谓价格。现在如何保障军队吃饭，到时候就比葫芦画瓢来保障全民的粮食供应，何况届时的粮食本来就是“农业兵”生产的。
不过，厉教授的票证不是面向全民的，而是像过去的市民票证，面向部分人群。这同现在的基本社会保障全民化的目标有点不一致了。为此，厉教授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解释说“这不是倒退到计划经济”，可见，厉教授还陷在计划经济不好市场经济好的定势思维当中难以回转——事实上，任何经济模式，只有合适不合适，而没有好不好——在粮食这种民生必需品和国家战略物资领域，惟一正确的方式就是完全的、彻底的计划。这不需要再羞羞答答地讳言莫深了。
粮食生产组织国有化、工业化、准军事化，这种办法会受到什么人的反对吗？至少现有的农民不会反对，现有的两亿五农民工不会反对，他们愿意用3～5年的农业兵役换取永久性社会地位的改变，而且不再担忧离土后的吃粮问题。反对的人可能大多是厌恶种田的市民，就像他们之中很多人不愿意服兵役一样，不过其中的很多人已经用对粮价上涨的抗议之声，宣布放弃了否决权——如果粮价到了种粮有利可图的地步，你自己干吗不愿意去种粮？反过来说，农民甘愿抛弃土地进城做受市民歧视的农民工、市民自己又不愿意去种粮，这就是种粮无利的最好说明，说明粮价已经贱到无人愿意生产的地步，说明粮价离顶点还差得很远很远呢——只要粮食不脱离商品交换的价格体系。
政府要彻底打消通过粮食商品化途径解决全民吃粮问题的念头——横及中外范围纵惯古今历史已经证明，靠粮食商品化模式解决人类吃粮问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穷以应付的死路一条。
噢，差点忘记提醒：蚂蚁和蜜蜂的社会好像都是公有制（子非虫，安知虫乎？）。
（全文完）
阅读链接：
农业是一项公益性事业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2/23/100529.html；
18亿亩红线下的粮食及农资行业前景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1/19/96341.html；
牛肉面限价令扰动城乡利益格局(1、2)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7/17/73203.html；
农民工，我们留给后代的一个寓言故事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6/3/17/23675.html
谁是粮食商品化的受益者？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6/3/15/23472.html
[此贴子已经被王平于2008-7-25 8:02:5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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