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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货币战争》颠倒金融学常识
来源: 作者:易宪容
《货币战争》，宋鸿兵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6月，38元
2007年7月中旬，有杂志社约我参加《货币战争》一书的研讨会，听了该书作者在会上的发言，我觉得该书意义不大，就没有看书。后来有朋友告诉我，一些金融机构管理层都在读此书，而且人手一册，我才感到问题的重要性。我认为，《货币战争》颠倒和混淆了许多基本的概念及常识。如果这样的东西成了社会流行意识、知识及价值，成了决策者认真对待的政策建议，问题就大了。
颠倒战争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一般来说，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表现形式，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或维护。市场竞争则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整产品的供求关系、改变资源配置及当事人的利益关系。由于市场竞争的约束条件不同、竞争方式各异，所得出的最后结果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战争是以暴力方式在政治组织之间的零和博弈，而市场竞争则是以价格机制在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或非合作博弈。一般来说，战争的预期往往是对抗的一方吃掉另一方，是财富的浪费或毁灭；而市场竞争既有零和博弈也有多赢博弈。它可以是一方市场的扩大另一方市场的缩小，也可以是竞争者双方的市场扩大，实现多赢。市场竞争是财富创造或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仅是市场竞争的极端形式，并不是市场竞争的全部，更不是市场竞争的核心。
《货币战争》以战争来代替市场竞争，把观察的角度放在一个十分狭隘的空间里，而且忽视整个现实世界存在。这样来看世界，肯定是不真实的或片面的。在《货币战争》的阴谋论下，不仅世界上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国际银行家阴谋操弄的结果，而且任何个人、组织及ZF财富的获得与分配，都出自权谋的操纵。也就是说，《货币战争》的基本教义就是宣传个人如何一夜暴富。而实现暴富的方式，就是寻找与权力接近的机会，与权力建立关系，然后通过权力来掠夺财富。表面上，该书对国际银行家的“剪羊毛”式的掠夺恨之入骨，但实际上从该书的主旨来看，就是告诉读者如何通过权谋的方式来掠夺他人之财富，否则，个人根本没有财富增长的途径。
颠倒金融学常识
从1970年到20世纪末，世界上有93个国家发生了112次经济危机，42个国家爆发了51次金融危机。正如美国的明斯基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任何金融体系都存在着“内在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是内在的、经常性的，而“稳定”是暂时的、表面的。任何金融体系在促进储蓄充分有效地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对内，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金融杠杆的高风险、委托代理问题、非理性的合成谬误等；对外，存在着意外经济事件的冲击、宏观波动、ZF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等。
拉詹和津加莱斯认为，化解各国金融风险及潜在的金融危机，首要的是认识到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然后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来改变这种不稳定。他们回顾20世纪金融发展的历程，发现很多国家在1913年的金融发展就达到甚至超过了1980年的水平。阻碍其进一步发展或者使其倒退的关键，在于金融管制过多。管制过多，一定会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竞相通过操纵金融政策谋利，从而导致金融体系运作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可以使在位的利益集团无法像操纵本国的政策制定那样控制外国的金融机构；无法通过金融压抑政策限制中小企业融资，从而减弱它们对这些利益集团的竞争力。
如果以《货币战争》的战争及权谋观念来观察金融史的发展，我们既无法认识金融市场基本特性，也无法找到化解金融危机的办法。《货币战争》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是缺乏‘战争’意识”。如果按照这样的主张与意识，我国的金融开放的问题就是如何与他国进行一场金融战争或零和博弈。在对本国与他国金融市场的特性没有什么了解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要发动这种金融战争，必败无疑。
关于美联储
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是最基本的制度规则，它的正当性就在于个人自主的权利能够得到最好的扩张。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地把自己的东西或技术、知识自愿地与其他人交换，以增加彼此的利益。为了保证这些交换与分工顺利完成，避免或减少不断扩张中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每一个人交出部分的权利形成公权力，产生制度，确立法律及建立组织等。这就是现代社会法治的根源。
如果人类历史演进、金融市场运作、正式组织产生等仅是战争、仅是权谋，那么社会财富就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及非正式的规则（权谋）来获得与分配。在这样的条件下，整个社会运行根本不需要建立正式的制度规则或法治。这也是《货币战争》极力诋毁中央银行制度，无端地攻击美联储的根本所在。《货币战争》指责美联储是一家私人化的中央银行。这种中央银行仅为少数私人股东服务。这不仅颠倒了历史，也否认了金融市场正式制度规则的重要性。因为，在《货币战争》的作者看来，金融市场的运作完全可以以暴力及非正式规则方式进行。
其实，从美国金融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在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的通货膨胀高涨、货币发行泛滥、伪币成灾、银行危机接连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会在经过反复的研讨与辩论的基础上，通过《1913年联邦储备法》，美联储就是根据该法而建立的。美联储从具体的金融业务中走出，成了以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提供安全的金融环境及制定金融运作规则为目的的管理者与监管者。
对此，前美联储主席沃克尔在1984年解释得十分清楚。他说：“任何中央银行一个基本一贯的责任是确保金融体系和支付体系的顺利运行（这也是联储成立的主要原因）。这些是狭义理解的货币政策的前提和补充。为此，美国国会在过去七十多年中授权美联储的职责是：（1）全国支付系统的主要参与者；（2）通过贴现窗口贷款成为流动性的最终来源；（3）对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重要部门进行监管。与单纯的‘货币性’职能（例如从事公开市场和外汇交易、存款准备要求等）相比，这些职能是相对独立的，而且时间更早。事实上，从历史上看，‘货币性’职能大部分是嫁接在‘监管性’职能之上的，而不是相反。”美联储作为一家公权力机构，它的基本职能是维持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而美联储的“货币性”只不过是维持这种稳定的工具而已。美联储基本职能完全的公共性，不仅表现为它是最为公开透明的具有极大独立性的ZF机构（市场能够透过公开的信息及现有规则来预测美联储所采取的行为，比如联邦基准利率上调还是下降），而且表现为与私人公司的行为完全无关。而《货币战争》之所以极力诋毁美联储，根本上是想借此来否定现代金融市场正式的制度规则、机构组织及法律制度。
关于复归金本位
对于《货币战争》复归金本位的主张，我比较赞成一些学者的观点，即现代国际金融市场不可能复归到金本位制度。从历史来看，金本位制度并没有持续的成功的经验。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当前存在能够让金本位得以存在的基础。相对于信用本位的优势来说，要让国际金融市场重新回归到金本位或者商品本位，仍然是一种渺茫的梦想。
金本位最为盛行的时期应该是1880年至1913年。在《货币战争》看来，由于英国采取金本位制度，从而使得英国国势强大，经济实力雄厚，海外市场众多，以英国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得以确立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金本位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是与当时国际经济繁荣、科技进步迅速、政治形势稳定等有关，而且也与金本位所适用的范围不大等因素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信用货币的发展也是空前的。据特里芬的研究，当时欧洲各国信用货币的增加占货币扩张总额的90%以上，到了1913年，信用货币占全世界货币供给总量的将近90%。而信用货币的扩张使得货币供给不受黄金数量的限制，世界经济与贸易因此得以顺利扩张，金本位制度才得以顺利地有效运行。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式进入信用本位体系。世界经济进入信用本位的经济，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交易已经不是简单的即时支付，即不是用商品购买商品，也不是钱货两清。事实上，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通常都包含着某种形式的赊销或预付。在这种情况下，信用由此产生了。而货币作为计价工具、作为支付清算的方式及交易媒介，它直接对应的仅是实际的财富，信用则是通过货币借贷对这些财富的重新分配。货币是信用的基础，信用则是货币未来价值的实现形式。对现代经济来说，货币与信用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信用的发展是促使现代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根本所在，它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
可以说，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信用本位的基础上的，由此产生了现代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形成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制度与规则。当然，信用的扩张不仅化解了货币本位的金融约束，促进了市场与经济的繁荣（比如，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这个创造，住房市场就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而且信用的快速扩张也会使得整个经济体系与金融体系产生内在不稳定。在《货币战争》看来，金本位制度的成功是无条件的，与信用制度无关的；只要回复金本位，整个金融市场的矛盾与问题就能够轻易地化解；特别是面对着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市场，《货币战争》更是主张中国社会要藏金于民。可以说，这种解释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不知晓金融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总之，《货币战争》一书所涉及的离谱内容多多，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与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更是相去甚远。本文仅就金融理论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一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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