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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评《服务业的生产率、创新与知识》
[摘要]中国发展服务业，确实存在制度瓶颈，但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是回到同质化市场竞争，而是在更高的信息化层次上复归异质性市场竞争。
法国经济学家盖雷和加卢主编的《服务业的生产率、创新与知识：新经济与社会经济方法》一书探讨的主题是“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这个悖论缘自困扰了经济学家近40年的一种神秘现象：服务业发展，总是伴随经济增长减速。中国经济自去年以来，正好开始进入这个悖论区间：服务业比重上升，GDP增速下降。因此这本书探讨的规律非常有现实针对性。选这本书来评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中国不早不晚在当前提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而我恰恰发现，二者内在规律指向同一方向。也就是说，服务业比重提高，GDP增长减速与信息经济全面发展，其实受同一规律支配。这既是ZF在决策时应关心但不了解的，也是企业进行战略环境分析需要获得但没有感知到的信息。
问题的缘起 中国30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制造业比重上升带动的；而服务业的比重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多大改变。陈志武教授有一个解释，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意思是，制造业是人与自然打交道，中国成本比外国低，所以搞得好；服务业是人与人打交道，中国成本比外国高，所以搞不好。这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它难以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国同样存在服务业成本比制造业高的问题，因为这也会导致成本导向的经济不愿发展服务业。国外主流的解释是威廉.J.鲍莫尔教授提出的“成本病模型”，认为服务业的需求虽然持续增长，但成本增加更快，这导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缺口”，服务业比重提高不是效率提高的结果，而只是价格提高的结果。
这件公案与“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的关系在于，制造业比重上升，是工业化时代的典型特征；而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信息化时代的典型特征。中国6年后工业化将基本完成。在工业化完成前，信息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发展，主要是为工业化服务，强调的是速度；而在工业化完成后，信息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发展，要想全面，除了为工业化服务，还要为服务化(包括制造业服务化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等)服务，要以发展质量为标准。事实上，地方ZF热衷发展传统工业化，一个重要心结可能在于，他们从经验中已感知到“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如果服务业比重提高，不能为GDP提速，反而会降速，影响官员政绩和升迁，为什么要大搞服务业呢？而“信息经济全面发展”，在当下就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如果政绩不是以速度，而是以质量为主要标准，信息经济就需要既为工业化服务，也为服务化服务。这个话题从官场转到商场，可以转化成，企业家面临同样选择的微观版：是以成本导向，走降价竞争的传统中国制造之路，还是以需求为导向，走提价竞争的中国创造之路。
而《服务业的生产率、创新与知识》这本书，分析的正是其中的规律。
“悖论”背后的真相
鲍莫尔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将“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分解为两个问题， 一是“服务业内部”的问题，即经济学家长期把服务业直接视为“生产率缓慢增长部门的集合体”。其悖论性在于，服务业发展本来是好事，但在统计上却直接意味着GDP降速。如何解释这种矛盾？二是服务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贡献。在存在“劳动生产率缺口”状况下，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岂不成了整个经济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断降低的过程，经济发展进步性体现何在？
本书有许多精彩的分析，其精华与核心，可以用盖雷和加卢在“结语”中所说的“应优先考虑的具有广泛意义的‘根本’问题”来概括：(1)能使服务多样性自成体系的概念、分类和方法论，特别是从衡量和评估服务结果及绩效的角度入手；(2)知识与智力在服务生产、创新、消费及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社会组织；(3)服务业发展中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角色，以及服务生产和创新过程的合理性。
服务业比重提高，GDP增长减速与信息经济全面发展，受同一规律支配，这个规律就是：多样性=信息化(服务提供者“他们可能为了产品的多样化而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使用IT技术”，按：IT技术在此系信息技术的误译)。以往的信息经济发展不全面，主要表现是信息化不是服务于多样性(而且这种多样性还必须“自成体系”，如熊彼特创新体系)，而是服务于相反的同质性(如传统中国制造，GDP数量增长)；将来信息经济要想全面发展，就不光要服务于同质性的数量增长，更要服务于异质性的质量提高。
质量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其实，质量本身就是异质之量，它是可以被量化的质的差异性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盖雷和加卢所说“从衡量和评估服务结果及绩效的角度入手”针对的就是现行统计没有将异质之量纳入进来。本书强调“服务业产出更强的异质性”，由此揭开了“悖论”的谜底：它只不过是个统计假象，GDP减速背后掩盖了质量提升。如果只统计同质性，不统计多样性(“产出的异质性使其更加难以度量”)，就看不出来以下“产出”：信息技术降低的主要是差异化、多样性的成本，信息经济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不在GDP数量(这只是它的次要贡献)，而在经济质量(这才是它的主要贡献)。本书告诉我们，被统计学和经济学系统地忽视的关键钥匙，就是“多样性”。
本书从学术上区分的数量(效率之量)与质量(多样性之量，如“传统方法忽视的变量：服务的复杂性、强度和结果”)，特别是指出索洛悖论“主要是对服务业而言”，这就把IT的投入产出明确地与服务化的投入产出，当作同一个问题。盖雷和加卢指出传统生产函数存在的问题在于“假设总产出可以按照不变价格进行正确地测度，即Y的组成部分没有经历显著的质量变化”。“但是，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在把计算机技术引入企业，特别是服务部门时都发生了什么？”回答是，“生产函数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与产出数量相比，实际产出Y在质量和服务强度上的提升更为显著”。
这些见识对中国极具启发性。目前中国许多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人，无论在朝在野，几乎都没有“多样性”这根弦。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上，没有像重视效率标准那样重视多样性标准。导致把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扭曲为如何让经济增长数量怎样更稳当。如果不是由外国权威点醒，难以正视信息技术革命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这两件事内在统一性的线索，就在于多样性的“自成体系”。多样性内生地要求创新，内生地要求服务化，内生地要求信息化。不是说制造业时期同质化生产的福特制不重要，本文最后还特别强调“‘由ICT支撑的服务’的‘后福特’模型”，与福利制具有“几乎同等的重要性”。强调信息经济，不是为了否定工业经济，而是要在信息经济全面发展中，实现两化融合发展。
读这本书，还可以得出一些引申鲍莫尔和陈志武观点的思考。例如，服务业为什么存在“成本病”？鲍莫尔只是认为越多样性，(劳动力)成本越高；而服务之所以经济，只因多样化需求支持提价。这不过是互联网出现之前，内生增长理论(如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里茨)的传统结论。但他的亲密合作者、同一学派(可竞争市场理论学派)的潘泽反而指出了范围经济这条相反的路。范围经济一旦与信息技术结合成信息经济，就可以实现越多样性，成本越低。中国发展服务业，倒是确实存在制度瓶颈，但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是回到同质化市场竞争，而是在更高的信息化层次上复归异质性市场竞争(将张伯仑的垄断竞争发展到信息差异化的新阶段)。
（来源：互联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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