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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明
HBR中文版：《中国如何创新》一文认为，中国创新过程中出现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将促使中国通过渐进式方式实现创新目标。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寿宇澄：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对于创新都非常重要，尤其整个社会对“自下而上”的认可空间正在日益扩大。
此前，我们常常讲“孵化”概念，就是创新者已经拥有了一项突出的技术，但是ZF相关部门认为尚不能投入市场，需要先培养他们，使其具备商业、资金、抗风险等多种能力。但现在，对于这种状况的培养和认可周期会越来越短，因为大家的互联性非常好，如果我有某一方面的专长，会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合作伙伴，不见得非要把自己武装成为一个集技术、营销、管理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专家。这种变化对于创新是非常有利的。
另一方面，中国“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其引导仍有失偏颇。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下，ZF很容易把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到创新项目中去，这是我们的强项。但这些技术往往都是尖端技术，它更多的是一种标志意义，就是我们占领了技术制高点了。但实际上，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来树立标杆企业，其意义在于唤醒更多企业关注创新、推动创新、主动创新，进而提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创新能力。这就像楼宇的真正高度，并不只是由顶部的避雷针来决定，而是由所有楼层的叠加情况来决定一样。所以，对于“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并不是说有领导人的支持、有天才型的人物、有强有力的政策、有大量的资金，就可以实现的。“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性的创新素质的提升，更应该注重引导的质量，而不是引导的技术有多尖端和高深。
但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方式又不能割裂开来。我们有很多的创新项目，没有得到合理保护和合理回报。比如中国自主原创的软件产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都是滞后的，错过了很多时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大家觉得软件是可以拷贝的，其结果就是软件仅仅沦为工具，很多企业忽视、甚至是轻视这种知识型创新的力量。在制造业软件领域，在过去二十年前，中国当时还有自己的原创数据库、自主的PLM、CAD软件，但现在这些软件开发商已经所剩无几，就算存活下来，市场也萎缩得非常严重。所以，这种缺乏“自上而下”引导的商业环境，也会对“自下而上”的创新带来负面影响。
HBR中文版：近年来，通过并购实现对关键技术的掌控和学习，成为中国企业技术赶超的重要途径。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对中国创新真的有作用吗？
寿宇澄：我觉得是很有用的。我们可以拿中国的汽车产业来做分析。中国当时提出自主创新时，都没有并购的想法，一切都是自己去摸索，但结果如何呢？最早那些所谓创新的本土汽车技术，现在还有多少呢，或者说这当中真正的创新有多少呢？其实是很有限的，创新必须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在转变思路以后，中国几大汽车生产企业都通过收购获得了很大的技术跨越。其中，上汽是一种方式，吉利是另一种方式，但总体上讲都是“先吃再消化”的模式，这是更加便捷的学习方式。当然，这个消化的过程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人才储备的。
HBR中文版：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海归派”科技人才在企业的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你如何看待中国创新人才的现状？
寿宇澄：人才对创新的作用毋庸置疑。中国各行各业都不乏突出的优秀人才，他们确实对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中国整体创新水平的塔基仍不稳固。这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的创新文化氛围不足有关。比如，我们的国外专家会和本地一些企业探讨项目，如果是细节的问题，双方发言都非常踊跃，但是越涉及到战略性问题、尤其针对公司内部所谓的技术型领导所做的发言，就越难以形成热烈的讨论。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官本位”的企业文化和“官僚主义”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氛围所形成的心态非常不健康。
企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怀抱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对自己所在的行业的未来发展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心态的培养，是对创新人才一种非常本质性的培养，不能靠简单的上课就能够实现，而要依靠从小到大一整套教育体系的变革。这种个性对创新来讲非常重要。
此外，从个体来讲，中国人才内向内敛的性格仍然比较明显，这不利于团队的合作和创新。只有企业员工真正树立起自信心、责任感，才有可能提升中国整体的创新能力。
寿宇澄是全球著名的制造业技术公司PTC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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