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设立国家改革咨询委员会 凝聚改革共识和治国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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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很多人对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人员构成感兴趣，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些。 　　彭真怀：现在，这个小组的人员构成已经公布了，中央主要领导和各部委的一把手都参与其中，办公室放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我总觉得这像一个部长级的议事协调机构，还是原来的思维模式和组织架构。我很担忧的是，过去积累的各种矛盾，实际上都是由这些部委主导形成的。他们会承认这一点吗？他们会敢于担当这个责任吗？我是比较怀疑的。现在，这些部委都在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这是我能感受到的不安。他们连承认失误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能对他们托付改革的重任呢？ 　　从现有分工看，各部委一把手大多分担或参与了各个小组的工作，这样便于统筹和协调，是说得通的。但换个角度想，我也有些困惑。因为改革的推动者与改革的对象，在多数情况下是同一类人，如果继续由本身就是改革对象的部门牵头改革，允许被改革的对象制定改革政策，难免让改革从一抬脚就充满争议、分歧甚至严重对立。我还想指出的是，现在所谓的官方智库，包括各部委的研究院、规划所这些机构，都是某个部委的附属事业单位。他们受本部委任命或聘用，拿着本部委的工资福利待遇，当然也要为本部委说话。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屁股决定脑袋，危害很大。如果连这一点都认识不清，改革还是推不动。 　　我这里提出一个思路，深改组办公室下面是不是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更加亲切、温和的机构，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体改所，名称可以叫国家改革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建议由一批有见解的知识分子组成，特别是民间的、草根的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他们搭建一个说话发生的正式平台，我看天塌不下来。我觉得，这个委员会应当中央编办批准，小核心大网络，让有识之士敢说话，建立一条畅通的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管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设立这个委员会，就是要形成一个客观、独立和权威的第三方，在这件事上考虑得更长远、周到和全面一些，有助于从根上避免发生部门利益受损而阻挠改革的情况。 　　按照我的设想，这个委员会必须具有调查研究能力，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能够虚心听取各种改革建议。甚至要进行专题的不可行性研究，择善而从，把改革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不翻或少翻烧饼。比如，今天我所谈到的十个再平衡战略，在过去30多年都进行过不全面、不彻底、不配套的改革，拔出萝卜带出泥，动哪一个方面都会带动其他方面。我想，这个委员会应当有一批具有战略思维、理论功底和经验积累的人，保证在大方向上不发生偏差，在大原则上不引起争议，能够对改革方案及时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尽快上升到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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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咨询委员会 新思维 委员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 可行性研究 委员会 国家

彭真怀：我参加过很多所谓改革的座谈会，大家都在说，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30多年打不开局面，都在找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上很多深层矛盾和实践探索，被层层行政体系过滤掉了。因为有行政层级，不可以越级报告。这些年我接触过很多地方官员，他们实际上是有想法、敢于创新的人。经常听到他们说，如果这个事交给我来办，我可以为国家贡献改革思路，把经验拿出来。设立国家改革咨询委员会就是要有这样一个渠道，让地方敢说话，保证各地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和创造的新鲜经验，能准确、真实地反馈到中央。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每个地方的碗里还是要多盛自己的饭。在重大问题上听不到中央明确表态，各地的探索都战战兢兢，一些好的做法也就夭折了。

　　我写过一个材料，建议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不宜做过度联想。这是什么意思呢？面对30多年来积累的矛盾，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改革决策权。更重要的是，治理一个大国，首先得知道哪里生病了，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现在顶层设计的说法很多，但制定改革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先行试点，围绕试点先干个三、五年，然后在全国分步推开，没有试点的不要动。我觉得，在试点中也要稳扎稳打，第一年干了，发现问题第二年再完善，第二年发现问题第三年再完善，三、五年后形成一个成熟的方案在全国推开。推开的时候还要分东部、中部、西部、民族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五大块，采取不同的因地因时方案。这是我的基本思路，用大历史观叙事，对改革的基本框架进行居高临下的透析。就当下的复杂形势看，宁可把步子放得慢一点，也要避免在矛盾交织时发生大的决策失误。

　　主持人：有人觉得过去一年的主题是反腐，您怎么看？

　　彭真怀：正确的路线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干部队伍里充斥了腐败分子，改革就不能达到预期目标。苍蝇和老虎，都是改革的阻力。我在想，这么多的苍蝇、老虎存在，是不是该反思干部制度本身有弊端。因此，干部制度应当成为改革的保障性前提。我觉得大体的过程是，由干部制度过度到行政体制的设计，最后一步是整个政治伦理的重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我认为，反腐败本身暴露出干部制度是最大的腐败。比如谁提拔了这样的人，出了问题之后，是否追究了提拔者的责任？有些人原来就是有病的，但还是被提拔了，是因为什么原因提拔的？我注意到，最近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些规定，常委会讨论干部使用，每个常委必须有态度，谁推荐的、谁反对的，都必须记录在案，为以后追究责任立此为据。在我看来，反腐败一方面是为改革清除障碍，另一方面也是对参与改革者的一种警醒。我希望这样的做法不是暂时的，不是树立威望的一种临时手段，应该有一种更法治化的制度加以保障。比如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是被国际经验反复证明了的，被称为阳光下的公务人员从政法，对预防公务人员可能发生腐败行为很管用。

　　我还想说的是，反腐败不在于揪出多少老虎，拍死多少苍蝇，而在于法治上能不能设计出防止犯罪、防止腐败的制度。邓小平早就说过，制度好，可以让坏人不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没办法做好事，甚至还要走向反面。我注意到，现在有一种幸灾乐祸的社会心理，暴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无非是情妇人数又超出了他的前辈，贪腐和房子数额又超出了他的前辈，其它都没有悬念。这种情况对执政党形象是一种伤害，反腐败越深入伤害越大。这需要引起警惕，特别是要从法治上提升治理能力。我寄希望十八届四中全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有制度才能管长远。

　　主持人：请您为今天的访谈做一个总结式的发言。

　　彭真怀：就改革这个特定的历史使命看，30多年积累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整个国家没有退路了。在未来8年任期内，习李需要胆识、智慧和决断力，敢于干，敢于拼，敢于担当。我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哪怕只有49%成功的改革希望，习李都应该有一种豪迈的激情，创造条件把这种希望变成51%甚至60%，在关键的时刻作出临门一脚的抉择，从而成为创造历史功勋的民族英雄。

　　我最近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推动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换句话说，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推动改革？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否则走到最后就是社会撕裂，谁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关键的一步是，具有改革意识的习李，在获得应有的权力后，能不能下最后的决心，把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改革动力，从而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代价较小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