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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徐信忠上台伊始形式地与教师见面以征求教师对学院发展的看法，我当时的告诫是，学术改革不要太功利。他急问，什么叫功利？我回答，学术发展最为根本的是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气，而不是追求一些形式指标。但他随后推行的政策却表明，他比以往各任都更为功利。毕竟前任院长曾多次在其他教师会议中说，岭院需要朱富强这样的人。因而，当时（2年半前了）就写了对他政策的评述，这里贴出来。
致岭南学院新任院长徐信忠的第一封公开信
徐院长：
您来岭南学院已经大半年了，尽管除了在院长任命会议、全院教职工学期总结大会以及第二学期初象征性地与教师交谈的15分钟外，即使与您住校园同一栋楼的我似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您。据说，您拿着数十倍于其他教师的高薪，但试问，您有多少时间呆在了学院呢？学院有多少同仁平时见到过您几次？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您来学院大半年中仅有的几次大会发言以及所主导的学院制度之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体现了您的言和行了；而面对您的言与行，我不得不起来有话要说，因为这与我所持守的学术理念有多么大的差距呀！事实上，我有足够的理由担心，您的所作所为将会使得，岭院的学风将越来越功利，岭南的学术将越来越狭隘，岭南的精神将越来越缺乏宽容，岭南一家亲将日益离心离德。正因如此，作为以学术为志业、为生命的我，目前心情是多么的沉重。
1.您甫进院就急切地宣布您的学术重点发展规划，宣称任何阶段都只能集中资源搞好某些重要领域。这不知是源于您对基本常识的无知，还是源于您根底上的功利主义。试问：学术果真可以通过重点规划而获得发展吗？要知道这是自休谟、穆勒等以来就被西方主要思想所否定的呀！事实上，思想自由是全部自由的关键和根本，自由思想和交流是学术发展的前提；您在国外呆了这么多年，难道一点都没有受到过这种自由思想的熏陶吗？还是您根本就一点不关心，因为您本身就是功利主义的，去国外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并按照主流范式发表一些文章以获得敲门砖，而这些则成为您回国后随心所欲的资本了呢？同时，您对学院学术发展所作的重点规划内容又是什么呢？不是将大量精力投放在所谓的应用经济学以及产业化项目的发展上，就是激励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以及《经济学季刊》等所谓一类主流刊物上发表文章。但试问：这些果真能够成为一个一流经济学院的发展基础吗？还是源于您自以为是、盲从主流的狭隘视界呢？
2.您之所以热衷于那些产业化项目，就在于您的宣称，在国外呆这么多年从来就不知道硕士生还有学术性或理论性的。这又不知是源于您出身MBA的背景，还是源于您对理论的无知。试问：现代经济学果真如此可“应用”、可“操作”吗？能否告诉大家哪一条经济学理论可以具体应用的？事实上，理工科一般性原理在我们所接触的范围内是可应用的，因而理工科所教授的确实能够提高受教育者有关生产创造的技能，从而有助于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力；但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社科迄今却还没有发现不言自明的正确理论，无法直接提高受教育者有关生产创造的技能，无法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力。相反，经济学等教给学生的主要是观察社会经济现象并解决现实问题的思维，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社会科学训练的人比一般人可以更为系统而全面地审视社会经济现象，而不是为一些表象所遮蔽。这种思维的形成有这样两点特点，一是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而不能局限于教材上的一些原理；二是需要长期的内省和思辨反思，而不能局限于主流学说的单一思潮。知识结构的夯实和思维的驯良本身就是理论性的，理论本身就不等同于现代经济学论文上的数理建模。如果您因为自己的MBA出身就宣称经济学教育是应用性的，这不是坐井观天吗？
3.您之所以只关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以及《经济学季刊》上发表文章，在与您认为，只有这些杂志才得到公认。这又不知是出于您工科背景的偏见，还是承袭您原来单位的偏见。试问：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交叉性学科等流域的文章如何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呢？事实上，这些所谓一流刊物上的文章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新古典范式的，并主要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证实；二是数量范式的，并主要使用理性模型和计量模型等数学工具。问题是，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要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呀！显然，否定和批判的理论探索需要多元化的思维，而一元化思维智慧产生一个欺骗和守旧的理论，只会导致一个单向度的状态。尤其是，这种单向度状态往往是由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现为学说、思维和理论都被冠以“主义”和“范式”而得到推崇，从而也就限制了思想的发展。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本身有两大路向：一是走专业化道路，集中于非常狭窄的领域进行论证和建模；二是走综合化道路，契合其他临近学科的知识和思维对现有经济理论范式进行反思。尽管由于功利主义学风和主流化倾向，绝大多数经济学子都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但第二条道路往往对学科发展更为重要，因为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就是整体性的。
4.您认为如果走综合化研究道路，就必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才能获得教授职称。这不知是出于您的学术偏执，还是故意刁难。试问：有多少学者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呢？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经济学文章一年总共只有15篇左右，而且主要是约稿的；即使现在的投稿开始增多，但全国各高校那么多学者都在努力利用各种关系以期在该刊物发文章。当然，每个学者也会将自己最好的文章的投给《中国社会科学》，从而保证了《中国社会科学》上文章的质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文章就一定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因为文章水平的优劣本身就很难直接衡量。而您竟然要求老师可以什么文章也不要写，花几年努力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一篇文章，3年不成就花5年。这是真正的学术态度和精神吗？事实上，学问本身是“为己之学”，应该基于自己的兴趣展开，只有自己的学术真正提高了，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才是水到渠成或无意插柳之事；相反，如果整日揣摩特定刊物的偏好而挖空心思地想在发表，这不仅是对思想和学术的严重禁锢，而且也会是适得其反的效果，限制思维吗？使得学者疲于奔命而一事无成，杂志的偏好在经常改变呀！不幸的是，现在的规定却越来越迫使教师投入到八股文的科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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