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制度的边际收益递减怎么办？

如果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和楼主问题的答案相同，因为制度和资本都是生产要素。

以下是引用岁往在2005-7-6 22:10:00的发言：

我倒认为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局限下高效率的选择结果。

利益集团的产生不是空穴来风吧？

里面肯定有非人力可挽的难言之隐，是客观的约束。

市场大制度和与之共存的利益集团的小制度，它们在每单位代价获得的边际收益有相等的趋势。因为市场的资源都流向更加有利可图的小集团了。这是均衡。

只有约束发生变化，制度选择才会发生改变；但那约束，我们无力回天，利益集团更会装聋作哑，袖手旁观。

“我倒认为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局限下高效率的选择结果。”我个人认为，利益集团在形成之初的确可能是在当时局限条件下的一种均衡，可是事易时移，在技术、人口等因素的变化下，将不再是均衡，因而有变革的需求，但制度变革因涉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调整而变成了一个政治甚至武力问题，我猜，用武力来形成均衡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至于通过政治来形成均衡，这要看政治制度本身的容纳能力，这个8楼的分析是很精彩的。

如果把制度当作一个内生变量，那么肯定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问题是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包含政体结构、经济体制、司法体系甚至社会文化这些内在要素。研究制度的边际收益递减关键不在于什么决定这个现象，而在于这个现象决定了什么。正常情况下，也就是非独裁社会中，制度的各个要素先后会达到边际收益的拐点，因此需要对具体的要素进行改良或者说重新选择，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中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如果我们把制度的内在要素都看作生产要素）；然而在独裁社会中，统治阶层会为了个人利益选择一个效率并不是最高的制度，并且阻碍其内在要素的改良，这个就和垄断市场中均衡点会移动是一个道理。

看来多数人没有明白我提问的意思：边际收益递减与阻碍生产力是两个概念。制度有无可能在收益递减时被取代？

制度是否存在边际收益递减，个人认为在于如何理解“其他条件不变”和制度的边际变化。制度直接作用于经济主体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即制度的目的可能就是改变“其他条件不变”，这样，当制度绩效降低更容易被接受的解释是：制度不再适宜于当前的环境约束。而说制度进行一单位的微量变化似乎也很难被理解。不过，我同意楼主的问题指向：制度改变未必一定是制度阻碍了增长与发展，而是因为其绩效下降。

个人认为一个不算恰当但还算适合的实例：我国的反贫困，如果可以将其定义为制度安排。不算恰当，因为历时20余年，不能严格定义“其他条件不变”；还算适合，因为20年的变化是：经济环境变好、反贫困实现了经验积累（是否可以认为是反贫困的技术进步）、资金投入额度增加、贫困边缘化程度加深（但这部分人口和地区始终都是扶贫客体）如果可以用扶贫资金来作为制度的边际变化指标的话，同样额度的资金所能带来的绩效（脱贫率）的确不如从前。如果外部约束变好，绩效在降低，是否可以推理外部约束不变，绩效降低这一结论呢？同时，目前反贫困制度安排即使效率降低也没有阻碍地区的经济增长，相反由于其仍有绩效存在，贫困地区的经济仍因该制度而受益。但，在此种状况下，如何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提高资金的投入效率却是必需的。

制度会因为边际收益递减而被改变或取代，但其变化的速度会远低于理论分析中得到的拐点时刻。制度必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即使在其效率较低的时刻。我想，其原因在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追求利益和追求安全的均衡选择。由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而我们不具备完全理性去准确的预期环境变化，才需要各种制度来稳定经济主体的行为。环境越不确定，人们越有可能遵循惯例，稳定自己的行为，即越有可能选择安全。也就是说，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人们无法预期一项制度变化可能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如果又不存在可以借鉴的经验，导致不能认知制度选择的机会成本，我们更可能选择因循而不是创新。效益递减会要求改变制度，个人认为其改变点或者出现在现行制度的效益为零或为负，或者出现在改变的收益可以被预期其非常大，值得冒险或不得不冒险。当然，这只是一种直觉认识而不是严格的推导证明。

很久没有看到青雪的发言了^_^

有限理性是一个因素，不过在主流框架下我更愿意诉诸于“囚徒困境”方法。我认为，很多制度之所以陷入低水平均衡，就是因为现状对于任何一个试图改革的人而言都是一种囚徒困境。经典的囚徒困境没有考虑外部冲击，莫非在国际形势大变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将希望部分寄予？

我觉得大家对制度都有个误解，认为制度一定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整体、长期的政策，是属于宏观和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东西，那么这些必然是比较稳定的。其实制度本身的含义非常广泛，居委会公布的防止小偷的措施，中学班级中为了避免迟到制定的惩罚措施，以及很多公司或者国家部门中的工作和业务操作流程，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制度，这些制度本身是是常常改变的。而且民主社会和独裁社会之间，信息开放的社会和信息封闭的社会之间制度的变迁频率也是有很大不同，前者8楼已经阐述过了，后者很好解释，一个封闭的社会或者群体，它的制度是非常稳定，中国很多封闭的边塞村落（包括西藏）在几十年还完整保留了奴隶制的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初期社会制度也是非常稳定，近来随着改革深入，由于是群众获取信息的途径愈加发达，大家要求改革的呼声更高，从互联网上的大家就可以看到。

因此，从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出发，我认为，制度的变迁与群众的产权状况（这里的产权肯定是指群众决策制度的民主权利），制度变更的交易成本，已经制度所处社会的信息状况有关，当然严格还要加上社会文化，不过这个和经济学的风险偏好一样，我们姑且为了照顾主流经济学的框架把它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所以

1、如果群众的民主权利完整，他完全能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制度选择，当然独裁社会的制度水平就比较低了。

2、对于规模不同社会主体，他的制度变革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由于其变革的交易费用很大，并且底层群众并不掌握对于整个国家制度的完全信息，因此制度变更受到很大制约，这个和大公司的治理水平和组织结构常处于一个低水平，并且很难变更是一个道理。

另外我认为，制度的边际收益递减和阻碍生产力发展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今晚太晚了，明天我再来写。

如果用“囚徒困境”的方法分析制度低水平均衡，是否意味着经济主体已经预期到了何为更好的制度选择，而囿于现有的约束条件只能选择次优。也许有些改革的确是此种状况，但我觉得也必然存在着经济主体并不知道何为更好的制度选择。回到楼主提出问题的说法，制度选择的机会成本并不能被大部分的经济主体所认知。所以，我比较倾向于演化分析的角度，很多看上去是适应了环境的最优选择，其本质可能是那些最优选择是被环境所选择的。^_^。从三元模式的博弈推导出二元模式的合作似乎是比较难的路径，希望nie能有所创建。

如果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外界的冲击是否会引发制度脱离低水平均衡，个人以为一个比较重要的相关问题是，成熟高效的市场经济是否必定要求一个西方式的社会模式。东南亚的经验似乎曾经一度否证了这一点，但很快又似乎肯定了这一点。鉴于东南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其经验也许只能是一个片面的经验。也许只有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厚重文明沉淀的大国，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经验，只是目前中国的经验非常模糊。与之相关的历史命题是，宋明时代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是一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是一种东方式。我所想说的是，即使考虑外界冲击，我依然倾向于制度的变迁趋向取决和受限于其内因。

就38楼所提出的没有本质区别一说，思考这样一种制度：制定者意欲维持其既得利益规定的制度。此种选择多半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却可能在一定时期内非常有效地实现其预期目标，制度的效率和制度是否能推进生产力并非一定是统一的。

“就38楼所提出的没有本质区别一说，思考这样一种制度：制定者意欲维持其既得利益规定的制度。此种选择多半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却可能在一定时期内非常有效地实现其预期目标，制度的效率和制度是否能推进生产力并非一定是统一的。”

首先我要指出，在西方经济学中，好像没有生产力这个概念，只有生产率，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力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涵盖一切社会发展、生产的天赋和才能，决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效率。而且制度制定者的利益绝对不能代表制度下所有民众的利益,正如我前面写到的，恰恰由于民众不具有决策制度的权利或者说能力，才会让制度运行在一个低水平上（这个和国企效率低下的情况类似），因此靠制度制定者独裁来维持的制度只能说满足了上层阶级的利益，对于整个社会来讲，边际收益和生产力都是递减的。

“制度的设计需要制度”这一判断将使我们对“制度”的分析永远是不完备的。希冀完备将使我们陷入悖论。

上一判断中的“制度”如果是同一的，则必然带来悖论。制度的效率要以其自身为基础来评价——制度的设计乃至变革将以其自身不变为前提。“非效率的制度”这一概念将自我矛盾。

为了评价某一制度的效率，我们必须引入更大背景的制度，而为了评价这一“更大背景的制度”，我们必须再引入更大更大背景的制度……

（并不成熟，仅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