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理论为什么不成立？

共同富裕是均贫富的另一种说法。均贫富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只有两种方式看似实现了这一目标，一是窃富济贫，另一是平均分配。

吴敬琏十大改革忠告全文
金融家智库V
文吴敬琏

1、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改革的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出路。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毎个人都要做出努力。
?
2、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
3、毫无疑问,对于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或者如科斯所说“思想市场”的建立，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这也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并得到实践证明的看法。将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改革，从来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间的碰撞、砥砺和互补中前行的。
?
4、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见得。它有一个很大的向题,是思维方式的惯性还在继续。我们的教科书、各种论证材料,对这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理,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
?
5、在中国的条件下,从寻租活动中取得巨大利益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與论工具竭力把社会拉向极右的方向。如果没有力量阻断这种进程,国家资本主义十有八九就会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或所谓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6、如果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放任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并且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将是相当危险的。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中国能够得到的,绝不是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
7、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了进展,然而市场经济作为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的竞争秩序就得不到保证。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经济活动,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
8、近些年来由于政府不断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使权力而不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失去自由竞争的市场只能是一种貌似市场的“伪市场”。要建立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
9、近年来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垄断和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寻租基础扩大,并导致腐败蔓延;但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之下,罪责却被强加在市场化的改革身上,进而成为加强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理由。
?
10、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连已经写在文件上的经济改革要求,也有许多并没有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92年以后重启的改革,存在的一个缺陷是,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正如小平在1986年讲过多次的,"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改革也搞不通"。目前经济改革的落后的方面,像国有经济的改革,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都无不与政治改革、政府改革滞后有关。
邪说不除，改革难成。

吴敬琏：改革面临四大阻力
正文我来说两句(26人参与)
扫描到手机
2015-12-29 08:25:20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手机看新闻
保存到博客
　　导读：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文/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三期叠加”的挑战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种状况做了总结，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一概括非常全面、准确和深刻。
　　我们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和挑战可以用“三期叠加”来说明。
　　第一期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个矛盾和挑战。过去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九五”规划时就提出需要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实现结构优化，但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
　　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们一直用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2008年底到2009年，用强刺激的政策扩需求保增长。增长率保住了，但是负作用很大。最突出的表现是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迅速提高，已经越过警戒线。日本1986 年的刺激政策引发资产泡沫，泡沫破裂的后遗症至今还存在影响。日本的前车之鉴启示我们，刺激政策所积累起来的负面结果必须消化掉。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隐患，各种挑战。
　　二、根据“供给侧因素”提出对策
　　对于增速下降有两种对策选择。宏观经济分析不外乎从两个侧面，即从需求分析或者从供给分析。
　　第一种对策，可概括为从“需求侧因素”进行分析。之前最流行的“三驾马车”分析方法，就是从需求侧的三个主要因素：消费、投资、出口的状况去探求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源和寻求对策。这种分析认为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萎靡不振，拉不动中国经济的大车，解决之道就是想办法重振这“三驾马车”。这种分析法显然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就是需求不足。
　　总需求则是由消费、投资、进出口、财政赤字所构成。由此得出的对策，就是靠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长。这种分析方法和从中引出的结论在理论上和实际运用中都是存在问题的。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存在激烈的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它所针对的也仅仅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经济问题，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是不合适的。从长期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处方不能用。
　　我们过去一直用需求拉动增长，特别是2009年的强刺激，反复的强刺激结果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上公认的投资报酬递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维持了相当长时期以后，在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使增速一度下降。随后在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下止跌回升，重回8%以上的增长速度，甚至从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连续三个季度达到10%以上增长率，然后就开始掉头向下。
　　近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今年上半年降到7.0%，第三季度进一步降到6.9%。今年第三季度刺激措施的强度并不比2009年低，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几近于无。
　　强刺激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债务积累。一般认为，总的杠杆率到200%以上就要引起注意。据有的机构研究，我国去年总的杠杆率已达到283%，这是很高的负债率，有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系统性的风险一定要规避，如果爆发的话不是短期内就能恢复的。
　　可见，一方面，由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刺激政策促增长的效果每况愈下，另一方面，过量的投资会导致杠杆率不断提高、债务积累，这都使我们不能把增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从它已经造成的后果来看，采用这种办法的风险太大了。
　　另外一种方法叫“供给侧因素”的分析。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从供给侧的分析寻找对策。供给侧分析认为经济衰退不是需求薄弱，而是因为驱动力量或动力不足。
　　这个分析框架就是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认为推动供给的基本上是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劳动力，第二个是投资，第三个是索洛余值，即技术进步。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总产出只由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因素决定；如果没有新的劳动力加入，增长的动力只有新增资本（投资）一项。然而投资的单项增长，必然造成投资报酬递减的结果。于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对这个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他用美国二十世纪前49年的数据，做了一个回归分析，发现增长率并未下降，投资率并未提高。索洛认为，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公式中的A，这是劳动和投资都不能解释的一个余数，经济理论上叫做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也就是技术进步。这一理论模型对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对索洛余值的内容，索洛、库兹涅茨和施瓦茨（Solow、Kuznets & Schultz） 有不同的界定。索洛余值的“技术”概念很宽泛，是指所有的生产方法的改进。一些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运用。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则是一个常常用到的统计上的概念，叫TFP（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效率提高。尽管用语不尽相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肯定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用我们现在在实际工作中，政治文件中用的话来说，就是1995年以来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论是：我们只能依靠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增加索洛余值A（ 提高TFP）， 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三、关键在于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我们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二十年了。在1995年制定“九五”规划时，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我们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所提出来的。
　　“九五”（1996-2000年）期间适逢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指引下兴起的改革大潮，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遗憾的是，到了“十五”（2001-2005年）期间，转型却停顿了下来。“十五”规划有好的方面，就是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工业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我们城市化过程所依据的体制使得城市化增长的方式恶化了。
　　城市化有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是从“市”发展而来的。市场主导的城市化有一个自发的权衡利弊的过程，尽量得到城市化的好处，又尽量防止其弊端。而中国的城市化是从“城”来的。我国的城是有行政级别的，世界上很少像中国这样，城市分成正部级城市、副部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城市的级别与城市规模有关，规模越大，级别越高。级别越高，掌握支配资源的能力更强。
　　我国的土地制度也给主导城市化进程的政府增加了一个巨量的资源来源。低价征购的土地以市场价出售，形成了巨量的土地批租收入，这就提供了政府主导城市化的财政基础，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土地财政的收入就越多。这就更加刺激了这种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方式。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城市化本来是人的城市化，可是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比人的城市化的速度快得多，这样的摊大饼全国“蔚然成风”，于是出现了“鬼城”，以及交通拥堵等等现状。
　　为什么我们过去这二十年中虽然三令五申，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革推进不足，所以这些体制性障碍就没有能够消除。回到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如果以上分析是对的，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采取的方针就是不要靠刺激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而要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推进改革消除这些障碍，来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针，也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四、控制和化解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
　　保证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大体有两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堵塞漏洞、化解风险。要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要停止风险的积累，不要再做回报过低甚至完成没有回报的投资。
　　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债务。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有些企业已经出现了危机，应该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分担风险，但是我们现在通常的办法是由政府承担。赔了都是由政府负责，当然最后都是由纳税人承担。盘活由于粗放式增长形成的死资产存量。例如闲置的地产项目、“晒太阳”的开发区等。总而言之有很多的办法，把已有的风险释放掉，要想办法化大震为小震，不要因张力积累最后来一个大震。
　　另一方面是辅之以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在当前的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应当执行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的方针。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的方针，是由于当资产负债表发生问题，杠杆负债率过高，就会出现普遍的偿债困难，人们都会捂紧“钱袋子”，保持足够流动性在手里，而不愿借债来进行长期投资。
　　如果主要用货币政策采取刺激需求，多发“票子”，扩大信用，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如果过度使用货币政策，股市也容易出现泡沫膨胀并在泡沫最终爆破时导致严重危机。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还要注意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
　　所以两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是要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赤字还有一定的空间。怎样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力度呢？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增加赤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支出，一个是减少收入。在我们当前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采用普惠性的减税。现在我们碰到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企业家对未来没有信心，缺乏投资积极性。为了要改善营商环境，政府降低税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
　　五、改革的四大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依法治国的决定。对于党的“十八大”的决定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一定要考虑到，不是做出一个好的决定，躺在那里就可以实现的。因为障碍和阻力还非常强大。
　　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存在着四大阻力：
　　一是意识形态障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见得。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思维方式的惯性还在继续。我们的教科书、各种论证材料，对这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理，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
　　二是既得利益阻力。因为改革得不彻底，所以就有很多腐败的机会，利用旧体制的遗产发财致富，这个力量在三十年中积累得很强大了，不可小视。
　　三是不利的经济环境。我们过去已经得出这样的经验，推进改革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四是很高的技术难度。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在技术上、专业上的要求非常高。
　　总而言之，改革的障碍和阻力还很大。中央的态度是，需要有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克服阻力和障碍，切实推进改革，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来参与。
　　六、“十三五”强调创新和提高发展质量
　　“十三五”在总的方向要求加强创新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力度，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所谓发展质量就是说主要不是靠增加资本投入，而主要靠提高效率，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加快建设能够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要动员但是不能光靠动员，而要靠体制机制。怎么能够建设这样的体制机制呢？归根结底要靠改革。
　　《公报》特别强调了提高效率，又特别突出了创新。《公报》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项发展理念。在这五项发展理念中，把创新提到首位。文件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加快建设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在简政放权、金融改革、财政体系完善、国有经济改革、自贸区实验、教育体制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我们群策群力、共同推进。
　　总之一句话，能否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要求的改革落到实处，是我们成败的关键，希望我们今后继续共同努力，使得党中央的决定能够得到切实贯彻。
　　（原刊于公号：比较。该号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主编，欢迎搜索关注）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会”）

科斯对中国的十大忠告 基本被置若罔闻
字号
评论 邮件 纠错 2013年09月03日16:57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文/魏志强

　　2011年12月，国内一家财经杂志社在北京开了一个年会，受会议组织者邀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做了一个视频致辞。致辞不长，但我们能体会到科斯这位百岁老人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切。他表示，有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他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成果后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我把科斯对中国所说的这句重要的话称为“科斯忠告”。

　　非常遗憾，“科斯忠告”无论是在一年前，还是在一年后的今天，都没能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注意，更没有人把当今中国经济的“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与“缺乏思想市场”联系起来。

　　然而，从中国经济当前碰到的诸多问题和经济学家思想交锋的范围和深度来看，我们不能再继续忽视“科斯忠告”。

　　中国经济的“弊端和险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几近10%。1978年，中国的GDP仅为3,645亿元，2010年已达到401,202亿元，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同年，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样的发展速度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下滑。2008年，为了“保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计划，这些计划短期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最终未能遏制住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

　　为什么中国以两位数高歌猛进的GDP，忽然间连“保八”都困难了呢？这与30年来中国GDP的增长模式密切相关。

　　GDP，从产品法来看，它是由消费、投资、净出口构成，人们经常说的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就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赖的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和出口，所以，就形成了投资长期大于消费的结构，目前在GDP中，投资占比重已达50%，消费降到40%以下。从GDP的另一面—收入法来看，尽管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在GDP增长的同时，总量上都有所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与政府和企业收入相比，所占比重却在不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消费也随之下降。而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又要以储蓄的方式储存起来，用于未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支出，其结果就是储蓄不断上升，消费日益萎缩，形成了长期以来消费低于投资的格局。

　　面对消费不足的缺口，中国一直是用外贸顺差来平衡。当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全球需求低迷时，中国外贸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重创，政府管理者匆忙之下开出了一副4万亿的刺激“药方”。4万亿的投资确实对缓解外需不足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同时也让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和外需，变得单一地依赖投资。不幸的是，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却越来越下降。在外需萎缩和投资拉动GDP效果减弱的双重打击下，只好企盼国内消费需求，但为时太晚，因为消费需求的提振尚需时日，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时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部失灵，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考虑到GDP增长的高昂代价，问题更加严重。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两高一低”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如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等。统计资料显示， 2010年中国粗钢产量为6.27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4%，其中绝大部分由中国自己消费掉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2010年中国消费32.5亿吨标煤，世界第一，未来还要增长，能源从哪里来？此外，中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直接带来沉重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压力，再这样下去，环境也承受不了。不断地用投资来拉动GDP，结果造成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郭树清说：“早在2009年，24个工业行业中，21个已经产能过剩。”事实证明，传统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

　　传统发展方式还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房价居高不下，致使工薪阶层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的程度。股市几近崩盘，中国的股市能使少数人一夜间成为亿万富翁，但在二级市场上，它已被戏称为埋葬千万股民的“万人坑”。农民工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老年人养老问题问题多多，不胜枚举。

　　当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可以理解为执政者与全国人民达成的“社会契约”。现在，少数人通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成为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却越演越烈，社会结构已成M型结构，中产阶层坍塌，社会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2012年一份来自北京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为0.438，超过了0.4这个国际标准，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过了危险值。

　　如果说1978年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2012年，郎咸平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似乎也不为过。

　　当前中国经济学家观点之争

　　面对GDP增速下行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201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总方针，后来又强调“稳增长”。政府期待把GDP的增长率控制在7-8%，以便在失业率、通胀率可接受的情况下，调结构、转方式。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投资。

　　对此，中国经济学的思想市场有比较大的反响，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赞成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他乐观地估计，“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平均每年仍有8%的增长潜力”。他认为：“当前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周期性的，而不是体制性的。因此，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应实施以投资为主的反周期措施。”

　　与林毅夫的观点不同，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转变发展方式迫在眉睫。但转变发展方式除了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拉动GDP的做法外，制度障碍更要破除。这就要求必须深化改革，不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敬琏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中国现在是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双重体制的混合体，因此，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可能的前途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由于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吴敬琏认为，在经济体制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改革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同时他认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在争辩中，林毅夫、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不断地深化着他们各自的观点。然而，不知人们发现没有，政府继续以投资“稳增长”的做法很像是林毅夫的意见。吴敬琏所倡导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也基本都有体现，且有比较完美的表述。按说，经济学家不用争论了，政府的做法已经和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一致了。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认为过去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呢？为什么改革在实践中还会进行不下去，甚至还要走回头路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太重视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了，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一直没有讨论，或者说没有讨论清楚，所以，导致经济学家之间，包括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之间，在改革与发展的很多问题上达不成共识。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如何理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何划分、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属性、国有企业如何定位、创新的含义等等，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果不彻底讨论清楚，那么，吴敬琏和林毅夫的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就无法深入讨论，改革也难以达成共识。

　　科斯说我们“缺乏思想市场”，我觉得，从经济学的思想市场来看，至少中国经济学界对一些已经影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理论有些漠视，或规避。为了改革的继续，也为了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当前我们亟需在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中，不设禁区且互相宽容地讨论、争辩这些问题。

　　几个亟待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

　　很显然，深化改革的要求越来越多地触及到了我们还在坚守，但已经需要进一步发展或创新的基本理论。在这里，我先抛砖引玉，提出来几个问题，以供大家讨论。

　　如何理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一条又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面的“主体”和“重要”怎么解释？在“共同发展”中，非公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会影响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反之，公有经济壮大到什么样将会影响非公经济的“重要性”？要不要有一个量的界限或量化指标？非公经济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能不能有一个法律界定？这些问题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经济很难和谐发展。在实践中，说不上哪种所有制就要遭殃，例如，山西民营煤老板，当初政策是准许他们进入煤炭行业，但后来又要求他们退出。我们可能有无数的理由让他们退出，但当年为什么让他们进来呢？这些年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辩，实际上也是对基本经济制度有不同的理解。

　　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属性究竟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资本下了个定义，即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就消亡了。

　　然而，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中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资本理应消亡，但我们却无法把资本赶出去，甚至还不得不请回私人资本。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发展出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包括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兼容的经济理论，但要以国有资本为主导。

　　这就产生了一些疑问：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属性究竟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国有资本是资本，私人资本也是资本，为什么贴上“国有”标签资本就高尚，换上“私有”标签资本就变得贪婪了呢？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已是一个共识性的经济学概念，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它都要求有回报，都要盈利，都要保值增值，难道资本会因为贴上什么标签，生产要素的属性就变了吗？

　　事实上，即使说到资本的剥削问题，在当代社会，自公众公司、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以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实就一般劳动者而言，他们在某一个工资价位上，究竟是将自己“卖”出去，还是“租借”出去，也不是不能讨论。因为在现代社会，法律禁止人像其他私有财产一样自由买卖。

　　国有企业如何定位？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企有三个责任，即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这三个责任也是国企必须要完成的三个使命。

　　国企的政治责任是指“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石”，也是国企的政治定位。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执政时期，本来都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什么时候仅仅依靠一种所有制的组织形式呢？况且，目前民营企业已经吸纳了中国80%的劳动力，执政党为什么不以80%为基石，反而以少数为基石呢？

　　国企的经济责任是充当“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国企的经济定位。在此定位下，国企所从事的事情被定义为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也叫“命脉”行业。从实际情况看，是指国企垄断的军工、石油、石化、煤炭、电力、电信、金融、公路、铁路等行业。这就有点怪异，如果这些行业是“国计民生”、“命脉”行业，那么私企做的“衣食住行”是什么呢？是不是“衣食住行”更应该是“国计民生”、“命脉”才对呢？

　　国企的社会责任或许是应该有的。在市场经济中国企本该只做一些私企做了不赚钱的公共产品，或私企做不了的事情，许小年[微博]教授称之为“拾遗补缺”。这本身就要求国企必然要讲社会责任。

　　企业在社会中本来是一个经济组织，但因国企身兼多重使命，定位复杂，结果造成效率低下。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12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证明，国企整体效率低于民企。

　　那么，国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又应如何定位呢？

　　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履行经济职能？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但因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政府还是常常取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主导经济运行，并没有很好地履行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经济职能。

　　中国政府就像一个大公司，每年设定一个GDP目标，然后集中资金、人力、物力等资源为此而奋斗；政府还过多地干预市场价格，例如，直接定价、限价、约谈企业等，但对垄断价格却很少问津；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也是过多，束缚了经济和市场的活力。政府的这些行为，一方面造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另一方面造成通过行政审批权利设租、寻租的现象大量存在。

　　由于政府长期专注于取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导致无力履行应尽的经济职能，从而使中国经济中的弊端和险象越积越多。例如，政府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国企垄断大量存在，影响了资源有效利用，造成市场失灵；二是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不安全的食品等问题却染愈演愈烈；三是在一些公共产品如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过度供给的同时，基础科学研究、教育等公共产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政府在增进公平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基尼系数已达到危险值。政府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只顾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付短期商业周期，忽视了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创新、人力资本、制度等重要因素。

　　这些问题说明，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是当务之急。

　　如何理解企业的创新？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一般认为有四个要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等)。由于资源有限，所以，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只能靠技术变革增加产出，因而可以说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那么，什么是创新？

　　政府有一个宏伟目标：到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其中，首先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可见，这里对创新的理解，首先是以企业为主体，其次是创新在企业层面指的是纯粹的技术创新。创新主体是“产学研”机构中的科技人员。

　　从经济学角度看，创新这个概念起源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他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情况：引进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任何一种工业执行新的组织。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们便是“企业家”，因此，创新是由企业家完成的。

　　那么，企业的创新到底指什么？从人的角度看，企业中谁是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后，后人不断发展创新理论，但我们今天似乎依然有继续学习和讨论创新理论的必要性。

　　在开放、宽容的思想市场中完善和创新经济理论

　　对于中国经济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显然需要一个开放、宽容的思想市场。它是重启改革议程和完善、创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前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市场，错误的概念、理论就难以被发现并得到纠正，科斯说的经济中的“弊端和险象”就会越积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市场有无，就是“中国经济产生诸多弊端和险象的根源”。

　　纵观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每取得一个进步都是一次思想解放的结果。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此后，我们又从否定商品经济到承认商品经济，从反对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与私人资本为敌到把非公经济视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一次次思想解放，一次次真理的获得，都推动了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现在，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又要做一次重要选择，思想的碰撞已经开始，但愿中国能在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再次发现真理，走向改革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然而，正像科斯所说：“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而言，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也就是说，如果压制思想市场，那么，思想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的管制也将失灵，双重失灵将会导致思想市场的问题更加恶化。

　　科斯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文化创新。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资本下了个定义，即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就消亡了。

资本是劳动。人类消亡，劳动才可能消亡。即使是天堂、即使是神仙，劳动也是不会消亡的。

剩余价值理论为什么不成立的真正原因在于：剩余，而非价值，但并非说明这种剩余的价值就没有价值了

tombai 发表于 2018-12-24 14:15
剩余价值理论为什么不成立的真正原因在于：剩余，而非价值，但并非说明这种剩余的价值就没有价值了

独具只眼，自成一家。请继续补充说明。

YJDWII 发表于 2018-12-25 14:17
独具只眼，自成一家。请继续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假设A一生有1200万，但A一生只能用完800万，剩余的400万对于A而言，其实就是剩余价值，这种价值对于A来说，实际上等于0，也就是没有意义的。但并不是说400万没有价值了，如果A把这400万给了B，A从中可以慈善相关的声誉，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价值，但对于B来说，400万的价值同样不是剩余价值。

tombai 发表于 2018-12-25 15:02
补充说明：假设A一生有1200万，但A一生只能用完800万，剩余的400万对于A而言，其实就是剩余价值，这种价值 ...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此楼非彼楼，是楼看海流。

YJDWII 发表于 2018-12-25 19:05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此楼非彼楼，是楼看海流。

你怎么就不能把这400万理解为工人阶级创造产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