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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令外界唱空声音不断，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仍位于7%以上，远高于全球其他发达国家，因此增速放缓并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能否奏效，内部结构失衡是否将继续影响长期发展前景，才是中国新一届政府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鉴于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这个答案也将关乎全球每个国家。
评估中国经济稳定性需要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从外部来看，中国近期与周围国家包括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的领土争端较为频繁，影响了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此外，由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中国与美国近期冲突加剧。中国已经限制部分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例如谷歌、IBM(IBM.N)等，未来预计政治因素将进一步影响经济领域。
从内部来看，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反腐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虽然长期来看利国利民，但短期可能对消费和多个领域构成冲击。除了政府的直接消费外，考虑到中国有660万的基层公务员和大量的事业单位员工，反腐对中低端消费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由于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特别是欧洲，北美和日本）经济增长疲软，且国内工资水平不断上扬，令今年以来中国出口表现不佳。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推高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进一步构成压力。因此，中国改变出口型增长方式势在必行。由于中国贸易份额在全球占比过高，因此也将面临巨大风险敞口，一旦全球需求走软，将对出口主导型经济的中国构成拖累。而中国企业如何处理好这一转变，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完成转型。
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改变相对单一的增长方式，追求更加平衡的经济结构，包括高回报的投资，高价值的政府服务，以及高水平的家庭消费。
过去数十年，公共和私人投资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未来或仍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但只有在高收益的情况下才会如此。而低效率的投资虽然也能提振需求，但其并不能增加未来的长期收益或生产潜力，因此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必须将金融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部门激励机制结合起来，改变此前的低效投资，加大某些高回报领域的资本准入，如此前政府考虑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和石油领域，便是很好的尝试。
但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有限，高价值的政府服务和提高家庭消费对中国经济来说也十分重要。目前私人消费占中国GDP的份额非常之小，但令人欣喜的是，工资上涨正不断推高中国家庭收入，且已有证据表明，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的趋势已经开始发生逆转：由于中国电信事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已接近2万亿元（约合3160亿美元），年化增速高达40%-60%。此外，许多其他提振内需的行业也在迅速发展，增速均达两位数，这表明中国国内消费已经在为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且未来比重将不断攀高。
但必须弄清楚的是，中国私人消费大幅扩张，是受收入增长驱动，还是靠杠杆拉动。如果是靠高杠杆支持，即把未来的钱提前消费了，这不仅不能实际提振消费，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甚至发生金融危机，正如此前美国那样。
金融危机后，中国大范围的宽松政策，令杠杆率飙升。但只要风险管理到位，并不一定会导致债务危机。重要的是，必须保证影子银行的透明度，且调控需循序渐进，过于激烈的政策将导致风险不可控，同时继续通过“定向降准”等微刺激政策鼓励商业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而中国的利率自由化改革也将减少金融抑制和隐性补贴，这反过来将推动经济实现再平衡。
这种复杂的经济结构变化不可能完全同步，因此经济增速的下滑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目前经济放缓究竟是下行轨道的开始还是暂时的回调，仍需进一步观察。对于中国来说，在国内和国外政策上保持耐心和谨慎，则是确保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
（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历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名誉院长和该校菲利浦·H·奈特（Philip H. Knight）教授，1983年当选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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