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马斯 ：马克思主义仍然契合当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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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仍然契合当今时代 对迈克尔•阿尔伯特的反驳 艾伦•马斯 著 韩剑英 摘译　 一、阶级斗争与身份政治 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这个150年的说法是否适应当今世界呢？马克思主义所遭受的最持续批评之一是，当资本主义走向成熟时，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和总数都已经减少了。持有该批评观点的人们实际上是指，在发达国家中蓝领产业工人阶级在劳动力整体中所占比例已经减少。 但是，从一开始，马克思就不是按照工人的工作类型而是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把工人阶级定义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的阶级。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由那些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们所组成。很明显，这不但适用于蓝领工人，还适用于那些在办公室或服务部门中工作的人们。事实上，过去不长的几十年中一个最重要的趋势就是，那些曾经被人们认为有优势和“超越”了工人阶级的从业人员如看护、教学和行政工作等行业的从业人员，现在都已经“无产阶级化” 了，即他们已被迫进人到高度纪律化、高速运作的类似工厂工作的环境之中。 一些左派人士责难马克思主义者把工人阶级重要性放在其他社会群体之前。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认识的原因是：首先，工人阶级是社会的绝大多数；其次，作为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财富的生产者，他们具有经济力量。因此，如果他们有组织并且意识到他们所能达成的目标，他们将具有独特的推动根本变革的潜能。 迈克尔以及一部分左派人士指责马克思主义由于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忽略了反对其他身份压迫的斗争——如反对种族的、性别的、民族的压迫的斗争等等。 确实，被压迫者（种族、性别、民族上的）的斗争对推动阶级斗争至关重要，这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首先，围绕一个议题的斗争可以如星星之火，激起其他的斗争。正因为如此，美国南方市民的公民权利运动不仅为北方的黑人权利运动，同时也为反越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同性恋解放运动等奠定了基础。其次，由于压迫分化了工人阶级，所以任何投入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中的人应该首先支持各类身份的被压迫者的斗争，如果工人阶级的联合不以各类身份的被压迫者的要求为基础，它就不可能是真实的。 但是也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种种被压迫状况，所以不同形式的压迫不能离开资本主义而孤立地来理解。第二，反对压迫的最彻底的斗争不能建立在各类身份的被压迫者孤立的斗争的基础上。作为社会的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存在为所有人的解放而斗争的共同利益。 当然，资本主义有许多方法来维持压迫。第一，它控制着公共机构例如学校和媒体来传达它的世界观。第二，资本主义的分工使工人们相互竞争。 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次使工人走向觉悟，工人们一次次地采取整体行动，直至撼动整个国家。尽管这些运动没有一次成功地永久破坏资本主义并且建立一个免于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但是过去的斗争证实了工人阶级具有实现理想未来的潜能。 二、乌托邦批判与经济决定论 迈克尔等左派人士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扭曲版本往往大大增强了这种观点。举例来说，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迟钝麻木的经济决定论。 但马克思主义并非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谈到这一点，值得我们在此详细引证：“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在他们之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理想进行了批判。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批评了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他们的回应主要是把周围的现实与理想世界进行比较，而这想像的乌托邦目标按他们理解的方式永远达不到。在各方面都是这批人中最优秀的欧文都这样说。通向理想社会主义伟大的改变必须并且将由富有者和当权者来完成，除此没有其他什么党派能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不是集中在教条主义地预期新世界上，而是发现在旧世界中存在的新世界。恩格斯稍后这样概述这一点：“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很明显，有两种“新的经济条件” 对马克思和思格斯来说至关重要。一个是人类生产力已发展到社会富裕的程度。社会主义不能存在于贫困中，因为除非社会丰裕，否则争夺必需品必将导致一场混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资本主义提升了人类知识和技术水准，具备消除贫穷、饥饿、无家可归等等的潜能。 但是消除贫穷意味着取消产生它的制度，而这需要一个能够打倒它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核心关注的第二个“新的经济条件”是工人阶级的成长：这个阶级是社会的大多数，它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并且愿意推翻现存社会并建立一个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新社会的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关注工人阶级。资本主义把庞大规模的工人聚集在一起，这使工人讨论并做出集体决议变得更加容易，而且工作的合作安排使工人懂得怎样控制并最后完全掌握整个社会。 因此，并非只是想象一个美好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关注重点放在“到达那儿” 的步骤将怎样决定着未来美好世界的形式上。 所以，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革命到来那一天非常地迫不及待，他们仍然坚持绝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由少数人出于善意设计出的捷径能够有效代替庞大的工人队伍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且发展组织来使用这种力量这种现实。 事实上，上述讨论可以还原为一个简单问题：即工人们确实控制着社会吗？美国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兹在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时总结道：“在工人阶级争取摆脱工资奴隶状况的斗争中，任何一件事都仰赖于工人阶级自身。这个问题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问题很简单，即工人们能否通过教育、组织、合作和自律，改造自己以至能担当这样的任务：根据人民利益和社会公益来控制生产力并且管理工业？这就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一方面，人类行为是历史的推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做，……‘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另一方面，人们行动的空间环境受到现存社会结构的限制。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个出名的段落中总结了这个冲突：“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在马克思活着的时代，一种“马克思主义” 的新决定论诠释便已经开始发展：这种决定论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自发必然到来的。前苏联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也这样认为，从上面的种种辨析中可以看出，这些理解都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三、党的领导与新的统治阶级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新内容是关于革命组织的问题的。马克思本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对于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处理组织问题的指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写道，“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者必须参与每一个可能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但在同时，他们指出不同斗争之间的联系，并努力使越来越多的人们确信破除资本主义体制并且以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代替之的必要性。 如果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多数有力量并且对推翻资本主义创造一个新社会有兴趣，那么它如何集体地得以成为现实呢？很明显，斗争本身的进程具有决定意义，但是斗争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和必然地发展的，总是有一些工人团体有更多的经验或更广泛的讨论因而是更先进的。 鉴于此列宁第一个提出需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先锋党派。列宁相信，这样一个党，会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召集起来，他们主要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的斗士，他们最献身于斗争并且对于推动斗争所需要做的工作有最清醒的认识。 为了反对迈克尔•阿尔伯特对列宁在建立民主集中组织——党方面的责难，我推荐由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邓肯•哈拉斯所著的《向着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这篇文章。 一个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学可能有着完美的理解，但是除非你参加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一个致力于组织团体中最先进的积极分子在辩论、决策中能够坚持民主、决定后又执行多数人的决定的组织——否则，就会像迈克尔那样以为头脑中构思的最好的分析方案最符合斗争实践。列宁对革命和建设中党的作用的强调正是他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迈克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管理者必然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是现实的从马克思到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确实出现过一个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根据民主和集体参与来统治的社会理想即巴黎公社和苏维埃。 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说的，“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当俄国革命家列宁把重心集中在一个工人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时，他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引证了两个例子：巴黎公社以及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自然出现并在1917年革命中再一次得以发展的苏维埃的经验。 苏维埃首先是作为领导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议题的斗争组织的工作委员会出现。但为了适应更广阔的政治问题的需要——最明显如沙皇大规模镇压的问题——委员会开始开展地方性的然后是区域性的联合。苏维埃是列宁和其他俄罗斯革命社会主义者所认可的形式，通过这个形式工人们可以民主地履行权力。 美国社会主义者、《撼动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抓住了苏维埃的精神：“正如真正社会主义者所知道的以及见到俄国革命的我们所能证明的，在莫斯科和所有俄罗斯的城市乡镇的今天，有着高度复杂的政治结构，它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苏维埃更敏感和更能回应民众意愿的政治组织。” 当然里德笔下描述的苏维埃与前苏联后来的毫无生机的官僚主义的苏维埃不可同日而语。 像俄国工人自然形成的苏维埃那种工人委员会制度在大的工人阶级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再现。今天，在一个惨遭战争和贫穷折磨的社会中，在一个强烈渴望替代性制度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关于未来世界的理想前景，和它过去一样，仍然是相当契合于当今时代的。 （摘自2005年第6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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