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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改善的今天，我们需要知耻而后勇。2014年5月，美国副总统拜登批评中国连一个创新都没有。就算术而言，他显然错了。就现代生活而言，我们的原创性贡献确实与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于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有问题，而是科学基础的薄弱和创新动力的缺乏。
我们还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新问题：我国离全面小康尚有距离，而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已呈下降趋势，可能成为中国科学后继乏人的征兆。如不未雨绸缪，恐怕尚未小富即安、抑或将来出现危机。
现实不美
2000年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态势明显，对科学和教育的支持有广泛的共识。
2003年“985计划”和“知识创新工程”获第二期资助，科学研究走出谷底，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不再忧虑如何救急，而认真思考自身和中国的科学发展。
也就是说，科学进入中国的几百年来，其实不过近十几年才告别“口号强、行动弱”的时期，有实力思考中国科学的发展。
近十几年来，国家对科学的投入稳步增长（包括有些年代、有些领域大幅度增加），人才逐渐回流，科学成果数量增加、质量改善。但是，在科技体制、成果转化和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尚不尽人意。
体制上，科技体制改革有限。许多资源掌握者没有管理好国家的经费，相当一批官员顽固地视国家科学经费为其权力来源，不仅不积极借鉴国际经验，也不推广国内成功的实践。
社会上，有些人对科学实质了解不够，希望中国不打好地基就建楼，急切要求将研究转化为应用，甚至讥笑和抨击基础研究，不知道先进国家在相当大量和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后才产出少量有应用价值的成果。我国将不成熟国内外研究成果莽撞地进行转化的情况多于国外，有时在国外已被证明不能转化的东西却在我国被善于忽悠者用于牟取私利。这些“转化”无法长久，也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
文化上，科学精神很难说已经深入人心。在科学界，迄今未能解决创新需要冒尖的文化与我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冲突，种种落后的习俗与不良的人际关继续制约着科学人才发挥作用。在科学界以外，不科学的东西在中国社会很容易流行，反科学的东西也不时冒出来，有时甚嚣尘上。
因此，对于我国科学和创新迄今不如人口少于八百万的瑞士，就不会感到奇怪。
前景有忧
科学进入中国几百年来，学习为主、创造很少。学习国外的科学知识，可以使我国具有技术引进和工艺改造的能力，从加工成为制造基地，还在为国外的设计打工，附加值在低水平徘徊。
要让科学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业提供支柱和动力，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要改善我国的科学，不仅需要改革体制，而且需要改进文化。科学史显示：对科学家不能求全，而要求尖；在合法和合规的情况下，提供自由创造的环境，任其飞翔。“枪打出头鸟”的社会习俗是科学创新的死敌。
在中国科学似乎进入快速发展期的今天，也需看到：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和青少年越来越热衷于付出少而收获大的职业，对科学的热情越来越小。这不限于国内的学子，也含海外华人。也就是说，我们旧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我国科学的最高峰就在今后三十年内，原来有热情的人继续努力形成中国科学上升的曲线，而后继人才短缺形成科学的平台期或下降的曲线，它们的交汇或许将决定我国科学未来走向。
如何避免下降的曲线不仅是科学界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的问题。未来的中国固然毋需如1956年或1978年般全社会对科学的热情，但如果我们很快就变成低于美国2010年代对科学的热情，在2049年赶不上2014年的日本，中华民族在科学上是否会“未老先衰”？我们希望中国科学上升的曲线不止三十年，但不能仅仅依赖盲目的信念，而要改革体制提高效率、并想方设法消除潜在危机。
问题深层
科学不仅与技术发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也是文化的要素。
在我国，科学能否成为文化的核心之一，可能问题还很大。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对逻辑的严密，对事物的客观…都“仍需努力”。科学所要求的诚实、怀疑、开放、宽容、求真、合作…也是我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毋庸讳言，曾表面上与“赛先生”在中国同行一段时间的“德先生”至少是被冷藏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表示过认同德先生，但认为我国国民的素质不够、付诸实践的时机未到。他们去世后，德先生是被暂时搁置、还是永久弃之，对此无公论。苏联证明，“德先生”缺位几十年，“赛先生”仍可获相当大的成功。“赛先生”能独行多久，全世界无数据。
探讨中国的科学文化，希望有助于中国的科学早日达到梁启超先生对中国学术的期许：“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贡献于世界之文明”，也有益于科学精神进入中国文化的内核。
到那时，赛先生在中国肯定不再是客人。
中国科学三十年赶上日本仍然是很大的挑战，百年内全面成为世界一流并非定数，达到二流后停滞不前并非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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