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基础科学研究正名（最新补充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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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科学研究正名

       基础研究是国家科技进步的技术基础，是一切应用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来源，是具有科学研究方向性和方法论的指导性科学。问题是基础研究要根据本国国情，一要切合国家建设的不同时期的需要，又要有科技战略的眼光。例如，具体来讲我国一切有关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总体来讲是滞后的，这与美日英法等国在科技领域哪个不是基础研究领先世界？再如，我国虽是钢铁制造大国，但远不是冶金技术强国，就拿最常用的45#钢，与发达国家相比，材料性能也是比较差的。再如半导体材料，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水平更差，特别是传感器敏感元件材料的基础性研究空白点很多，缺乏完整的基础理论体系。总体来讲，尤其是在应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短板，可以说在这方面中国没有什么理论可以称道。例如，我国的仪器仪表工业最大的短板不是在电路设计而是在敏感材料领域没有自己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例如：某211大学的“传感器+油水隔离器项目，由于从基础理论上讲就不符合计量学基本原理而被学界戏称“外加避孕套”，其实这个项目就是因为最关键的敏感膜片材料技术研究没有，才“不得已而为之”。我国高端控制技术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掌握测控系统所需的敏感材料基础科学理论，致使整个产业链中存在一个严重的、技术上的“肠梗阻”。我们的航天技术、蛟龙号深潜技术整体上都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比，但是在关键设备方面仍然需要国外的技术的支持。尽管目前我国的输光号超算计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但是其应用软件水平仍然明显落后发达若干国家的研究进展，这里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数学建模”的理论研究跟不上，这直接反映到与其相关的数学研究领域与国外存在差距。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能拿出系统化的基础理论的成果是很少的。美国没有强大的基础理论研究，哪来今天层出不穷的新作战样式。在从人文学科的心理学领域来看，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和制度规划通常会出现落实的困难，例如，清洁能源发展目标中光伏发电和风电产业只讲源头，至于这些新增的电能的输送就被忽略，这说明我国在产业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存在理论的断层。例如早先内蒙的风电场不能接入国家电网，所以长期“处于零负荷运行”，光伏发电的情况也是类似情况。如果是就地转化，为什么规划不考虑西部草场建设和环境治理项目？发展规模相适应的牧场不是也可以增加社会产出和改善土壤吗？至少在荒漠治理中清洁能源可以为绿洲建设提供动力。这些工作都需要综合的基础学科提供理论上的评估和支撑（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等等），遗憾的是我们的基础学科规划从决策层到学科理论建构就没有得到关注。在教育领域，至今我们还是习惯站在皮亚杰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来回倒腾论文，而忽略“好奇——感性认知——理性认知”的心理学规律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启发学生的归纳演义能力和逆向思维的意识。从现实角度来分析，一是ZF为何制定的政策措施，总会要么“不对路”而产生“尾巴”的一面，要么缺乏具体的落实条件。再如，为什么西方至今保留军中牧师？我国军队95%以上人员没有实际战场经验，我们要不要抓紧进行战场心理学的研究？这些问题谁能解答？所以，陈嘉映先生说的有道理：“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就是中国科技的差距。基础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它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和指导性，没有基础研究做后盾，应用研究就是空话。可以说，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就是应用研究发展的基础，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什么“短平快”。

    我的观点同吴敬琏先生相似：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应以支持基础学科理论研究为主体，应用技术应以市场化的社会参与为基本模式。具体的推动模式和实现途径大致如下：

    1、国家可以建立基础学科研究基金和技术创新奖励基金两种驱动模式，前者可以在计划指导下实行课题招标以解决基础学科研究的困境，国家为此也应承担一定的课题不确定性和时效性风险，只有这样才能激励科技人员的内在动能，进而实现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以点带面作用”。国家下达的基础学科研究项目招标的参与者既可以是有实力的某一研究机构，也可以是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组团参与。对于后者则可以建立多级奖励机制和社会化的扶持政策，以科研院所、企业和社会团体或个人的创新活动为对象，活动形式不限。
    2、对于一般性的基础性学科理论研究项目（如量子物理学、计算机应用数学基础理论、和生物医学基础理论以及生态环境理论等等）也可设立国家基础理论贡献奖以解决阶段性成果的资金支持问题。因为基础理论研究成果通常是研究周期长、存在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问题，因此必须保障后续研究的可持续进行下去。
    3、对于一般性应用技术研究（主要指可以直接形成社会化产品或技术，或改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课题项目）以建立多级奖励机制和社会化的扶持政策，充分调动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国家扶持作为引导，社会资本可以作为风险投资、个人可以以技术、知识或技能入股参与。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和不涉及他人的商业机密，其实现的形式和途径就用该放开搞活。只要“国家有需求，民资有意愿、个人有能力”，这个科研市场就应该充分激活。就中国制造的具体状况而言，制造的技术路径、工艺水平和管理效能三者是现有状态下急需提高的三大任务。如果非要说“短平快”，非要与“日本制造”一搏，那么“短平快”的突破点就在这三个方面，因为我们已经有“三结合”、推行TQC（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历和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基础。
    4、对于一般性应用技术研究中涉及学科领域中的部分基础性研究项目也可以根据国家层面的行业发展需要参照“国家基础学科发展纲要”列入“第二层次”的计划指导下课题招标的途径加以解决，或者以上述国家基础理论贡献奖予以资助。例如，我国的金属材料热处理技术由于材料品种繁多、机械物理性能差异较大，涉及的范围和方法非常广，所以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点比较多。因此，可以通过奖励的方式促进发展，进而起到“以点带面”的效应，达到推进整个行业的制造水平提升的目标。
    5、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基础性研究还是社会层面的基础性研究，都应按照宪法的规定，遵循市场法则做好知识产权的科学划分和保护工作。切实体现尊重知识，尊重劳动付出的原则。所以中国的科研体制必须有完善的法规制度作保障。   
    科学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捷径，但基础理论的发展必将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和解决途径，使我们避免误入歧途。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万众创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总之，今天的中国要想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    以中国高铁和大飞机为例，日本的新干线和美国波音飞机，全部都可以立足国内制造。至于“全球采购”，日美两国只是为了获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进而占领更多市场而已，而中国则是由于存在不能实现的“替代进口”而采取“全球采购”，这种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人自己必须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差距。更不要说我们在管理方面的巨大差距了。先哲早就告诫过我们：“吾日三省吾身”，国人如果没有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荒山野老素心人”的求索精神，大概世界第一的梦想终究不会在现实中得来。中国制造做大不等于做强，什么时候解决了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这一瓶颈，什么时候就是中国制造真正腾飞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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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科学 科学研究 吾日三省吾身 经济增长理论 产业结构调整 国家建设 科学研究 半导体 传感器 技术

中国制造做大不等于做强，什么时候解决了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这一瓶颈，什么时候就是中国制造真正腾飞之日。很有道理啊

基础科学，赞一个

你好girl 发表于 2015-11-30 12:34
中国制造做大不等于做强，什么时候解决了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这一瓶颈，什么时候就是中国制造真正腾飞之日。很 ...

       陈嘉映先生说：“不是中国人缺乏智慧，而是中国人缺乏对纯知性的追求”“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里面有个文化的问题，也有个社会氛围的问题。前者是受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影响，后者则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再加上闭关锁国的历史又隔断了世界科学发展信息的来源，三者合一，就造成“中国人缺乏对纯知性的追求”。
      印度尼赫鲁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研究所前所长 谭中教授说：“在海外参与中国学的研究我有一种感觉，例如在美国，研究俄国的主要看俄国人写的书，研究法国的主要看法国人写的书，研究印度的主要看印度人写的书，但奇怪的是，研究中国的竟然不看中国人写的书，却去看美国人写的书。”这番略带苦涩的体会后，谭中教授提出展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中国的学者用英文或者其他外国语言写出能够受全世界欢迎的关于中国的书，那才是对中国学真正的贡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提出了对中国崛起成功经验的理解：“中国是主动向周边学习形成了自己的文明。”随后，他展开这一话题。“近代，西方文明来了后，我们主动学习，但是我们被西方文明打败了，因此五四后，我们开始否定自己的传统而转而激进。这个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我们又经历了学习的过程。先是学习东欧的社会主义，1990年后，我们向美国这样的大国学习，也向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学习，甚至从苏联、东欧解体的现实中学习教训，这些学习对中国的成功至关重要。”同样是学习，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有些国家强制别国学习他们的模式，但是，如中东并没有美国式民主的成功，颜色革命的输出也没有取得预期成功；另一类学习中的错误是个别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喜好而选择了错误方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是以自己为主体向别国学习，不学习就会失败，接受强制性的学习也会失败。”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要坚持列宁所说的：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