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财原校长谈敏作序——田国强主编《中国教育改革：理念、策略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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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改革：理念、策略与实践——前沿视点“问切”与上财改革实录》一书，洋洋洒洒，颇为详备，上下两编分别反映了近十年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的政策建议成果和上财实践进程。其中梳理和总结经济学院乃至学校多年来进行教育改革实践的理念、思路、途径、制度安排及其在各方面的探索，可算是留下了一份真实和比较系统的记录，浸透着许多主事者、参与者、亲历者和一大批志同道合者的心血。我曾躬身入局，为此，书中选用若干涉及本人的文章，其实所言不过尔尔，时过境迁，无须再提；主持者田国强教授又嘱本人为之作序，因卸任校长一职近两年，已经淡出，亦属心不在焉，勉为其难。

       不过，浏览书稿，回顾往事，仍不免牵肠挂肚。其中让人记忆最深刻的，倒不是改革探索过程中的各种障碍、曲折和艰辛，也不是攻坚克难呼吁改革者的眼光、勇气、能力、坚韧和智慧，甚至不是通过改革创新点滴积累起来的阶段性成果，而是对于大学本身的认识。大学不同于某个上级机构的下属单位，具有植根于自身缘起本源的独立精神；亦不完全受制于形形色色的功利目标，具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意志；更非既得利益者自娱自乐的排他性封闭团体，具有与时俱进和海纳百川的包容开放特征。大学同样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其利益关乎教职工，关乎学生及其家庭，关乎校友、用人单位和各类利益相关者，由此延伸到支持国家战略、滋润地方发展、承担社会责任、引领文化导向、沟通世界联系等一系列功能的发挥。问题是，我们的大学能否建立起这样一个共同体，无愧于担负所有这些重要的功能。当然，这会涉及各种各样的因素，尤其在高等教育面临国家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形势变化下，此类因素显得更加多元、独特和复杂。但是，返朴归真，衡量一所大学办得如何，无论有多少花色品种，最为核心的标准，无疑是要不断提升包括育人、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在内的学术质量与水平，而且这种衡量不是关起门来自我评价，要能够用国家战略与社会需要的适应程度加以检测，用国际学术水平进行比较，这也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成为国之栋梁、成为社会良心的生命线。

       为此，在我国高等教育现状还不容乐观，还受到诸多束缚和扭曲的情况下，凡是大学改革有利于持续提高学术质量与水平，有利于实现国家战略和满足社会急需，有利于缩小与国际学术水平的差距乃至赶上和超过者，都应予以鼓励、支持和推进，不应藉口改革探索突破了现有的条条框框、触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超出了一些权势者的眼界范围、产生了若干新的矛盾或所谓失误，就惶恐不已、叶公好龙、胆小怕事或作茧自缚。国立或公立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其改革进退或成败，对于整个大局至关重要。因此，当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号角吹起时，尤应鼓励和支持国立或公立大学按照国家的改革顶层设计精神，结合各校实际，聚焦核心目标，针对那些沉疴痼疾，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源，大胆进行尝试和创新。

       值得警惕的是，对于这些尝试和创新的评判，实际上有时不是取决于客观效果或社会正义，而是取决于某些占据特殊地位者的个人偏好和主观操作，其效力经过权威的包装，对于一所学校来说，甚至称之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亦不为过。大学改革的核心举措，打破旧的平衡，往往会引起质疑、波动或反弹，本来不足为奇，这恰恰是改革的深化需要进一步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需要上下齐心、涉险过难关的关键时刻，最终应通过实践、由时间来检验其效果。如果这个时候轻率把改革举措本身视为问题，要求整改，不仅令改革者齿冷，亦无助于大学基层改革的推进。说到这里，不禁想起2012 年7 月卸任之初就巡视意见向上进言的几段话：

       应当“从强调改革创新举措本身存在问题，转移到强调必须改革创新才能解决我校乃至全国所有高校所面临的诸如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等一系列紧迫问题上来，改革创新才是当务之急。我们从来不否认改革创新的举措在实践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但在指导思想上，上级组织应当引导学校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为了提供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了培养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为了缩小与国际先进教育水平的差距，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坚定不稳地走改革创新的道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而不是一听到不同意见就批评指责，叫停整改，结果用力的方向不是推进改革，而是限制改革，与中央的精神南辕北辙”。

       “应当鼓励学校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与探索，这也是自主办学和特色化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必强求一律，硬性规范，要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宽容失败，允许出错，其实改革的成功往往存在于试错的实践探求和经验总结之中。改革创新的对立面是墨守陈规和不作为”。现在我校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从外延式增量改革进入内涵式存量改革，若阻止改革的进程，将直接影响教育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和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对此，消极旁观者有之，无所作为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挑动纵容者亦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固然需要保持学校的稳定，但更应当推进改革的深化，否则，回避改革风险的结果，将是不改革的危机”。

       “应当有耐心给学校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检验改革创新举措的成效，不要轻易否定学校的做法。改革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培育和积累改革的成效，十分艰难，这里面需要思想的解放、理念的更新、眼界的开拓、利益的调整、制度的完善等，缺少或疏漏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功亏一篑，而放弃和毁掉改革的成果，则易如反掌，无非以损害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为代价，而且一旦失去，形成惰性，要想重振旗鼓，更加艰难。我校在国家和上海市领导的关心支持下，集中广大干部和师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多年来坚持创新探索，形成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成果，殊为不易，值得珍惜，不要因为方向的误导，让学校偏离教育改革的轨道，从改革的先行者变成落伍者”。

       以上进言或许是桃花源中人的多余担心，但出自切身体会，故不揣谫陋，以之为序。

谈敏

2014 年4 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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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改革 中国教育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教育

田国强教授等编著的新书《中国教育改革：理念、策略与实践》出版
http://iar.shufe.edu.cn/structure/gdyjy/xwggnr_156070_1.htm


    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领衔主编的《中国教育改革：理念、策略与实践——前沿视点“问切”与上财改革实录》一书已于2014年7月正式出版。本书分上下两编，分别反映了近十年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的政策建议成果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实践进程。
    其中，上编“政策建议”根据近些年来高等研究院围绕教育问题形成的14篇政策建议书改编而成，以高等教育为主，涵盖办学理念、学科评价、国际化、学风教风、行政轮岗、人才引进与培养等内容，此外延及义务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等议题。下编“上财实践”则是对近些年来上海财经大学进行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的理念与实践的全息展示，分为笃行、认知、聚焦三个部分，有纲要性的文件，有给领导的汇报，有总结报告、述职报告，有对学生的讲话，有相关主题的征文笔谈，也有媒体对于上财改革的报道，形式多样，信息量丰富。
    本书在调研分析和实践总结中所传达的信息，是对中国教育前沿的理性思考和“问切”，也是对上海财大近些年来教育改革实践的一个系统梳理。希望能够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推动作用。同时，本书也是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改革论丛的首部书稿，近期陆续还将有涉及中国改革其他领域的著作出版发行。

田国强教授自序

教育兴国、人才强国是国家根本发展战略。世界主要强国之间的竞争就是资源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其中至为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包括以科教水平为标志的学术话语权）的竞争，它们都是与教育有关的。这样，教育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性，由此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因而必须要政府发挥作用，处理好政府在教育领域角色的缺位和越位共存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要从大国崛起为世界公认的强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储备至关重要，因而急需政府高度重视教育，遵循办教育的客观规律，进行深层次的教育改革，其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充分调动政府、学校和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
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高瞻远瞩，具有一般政治家所达不到的远见卓识、雄伟胆识及极高的战略眼光。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尽管有许多大事要思考，却对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将其提到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在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重新工作不久，早于倡导改革开放之前就曾在对教育部门干部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在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学和教育的重要命题：“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对于中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经济刚刚起步就花那么多钱搞粒子加速器，很多人表示不解。邓小平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向前看。
在今天来看，邓小平的这些话依旧没有过时，并且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反过来，对照国内当前在教育发展理念和愿景目标的短视，不得不对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发出由衷感叹。由于导向作用，现在的大学，包括中国顶尖大学，基本上都是急功近利，注重的是知识的实用性，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知识传授，想的只是为现实服务，忘记了大学创造知识、追求卓越的使命，关起门来做一流，简单地将国家急需与世界一流对立或等同起来，而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基础、原创性的研究，对学科贡献重视远远不够。
在20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对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方向也给出了高瞻远瞩的定位，提出了“三个面向”方针——“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仅如此，他还抓具体措施，比如恢复高考和打开国门扩大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然而，让人十分遗憾的是，在思想解放方面，教育部门相对而言最为保守，使之中国的教育改革尽管起步最早，却是众多部门中改革差不多最为滞后的，教育理念和改革在最近 20 年来几乎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尽管与改革之前比取得了很大成绩和长足进步，但与“三个面向”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教育由于改革严重滞后，难以冒出“杰出人才”，在整个国际竞争格局中正处于越来越不利的位置，按照国际的标准，基本上没有一所世界顶尖或一流的大学，与中国实现从大国崛起为强国、振兴中华的目标极不相称，并且教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从高等教育到中学教育再到基础教育，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受多重、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前更多是出国读研究生，现在国际上许多大学、高中将招生触角深入到国内，越来越多的中国小孩进入到西方教育的体系并且受教育的重心在不断下沉。根据 2012 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1~2012 年度中国赴美攻读本科生的增长幅度达到 31%，远远超过研究生的增幅，而近年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已经约占到中国总留学人数的四分之一。对于个人的发展，这可能是好事，可以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长此以往可能丧失教育的主体性，沦为国外教育体系的生源基地和造成大量的人才滞留海外。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教育整体还是一个大一统、行政化、功利性的运行体系，不是按教育教学规律、知识创造规律在办。政府干预过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极其有限，这就导致千校一面、高度同质，教育的丰富性、多样性丧失，行政化、官本位的色彩却越来越浓，基本上等同于在中国只有一所大学，称之为教育部大学，其他只是分校，并且当其政府部门在管、在抓。政府从资金投入、校长任命、学科设置、学科评估、管理等各方面基本上都是大包大揽，大学的自主权很小，失去了大学应有的相对独立、自由办学及包容开放的基本办学精神，社会力量也难以有效参与，这都是造成高质量教育资源高度不均衡的原因，教育成为压在民众身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遵循办学规律，简政放权，培育社会参与力量，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尤其是要提升义务教育的覆盖和高等教育的质量，从根本上扭转政府在教育领域角色的缺位和越位现象。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要保持大学的相对独立，去行政化，要坚持和扩大开放式办学，要遵循国际上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规律来打造中国品牌的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教育在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的重要作用。美国异常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吸引和培养强国之路的实践充分地说明了此点。一部世界大国兴衰史，就是各国人力资本强弱变迁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务教育是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高等教育是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中国要着眼于赶超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必须在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和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上下功夫，而这不仅仅是依靠加大投入就能解决的，还需要体制机制改革的保障。同时，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人才市场竞争，不拘一格，广纳贤才，形成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流得动的人才开发和管理体制机制。
过去 20 多年来，我一直在国内外从事研究教学和教育改革工作。自 2004年以来，我受聘上海财经大学主要做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是依托经济学院，对接国际先进科研教学范式标准，实施全方位体制内经济学教育改革，其愿景目标是打造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重镇；二是成立高等研究院，协同海内外力量研究中国转型发展中所面临的长远重大战略问题和当前热点问题。为此，2005 年，我们创导提出了旨在推进人才培养范式转换的“经济学创新平台”，该项目由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财政部联合立项，促成了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设立并被列入首批，推广到其他 20 多所高校，随后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时至今日，上海财经大学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和引进及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镇，获人文社科类极少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位列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大中华第1、亚洲第 6、世界第 61，跻身世界百强，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及中组部、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这里，我不由再度由衷地感佩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时任常务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张少春（时任分管教科文司的部长助理）等领导的前瞻性眼光和非凡魄力，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积极落实人才强国这一国家根本发展战略，每次听他们谈话，都让我受益匪浅。在我们还是一纸蓝图、刚刚取得一些成效的时候就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当时，楼继伟对“经济学创新平台”批示认为：“这是最值得支持的一个项目”。上海市委、市政府也非常关注和支持上海财经大学的发展，当时包括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时任市长）在内有 7 位市领导曾就“经济学创新平台”项目做出批示。2010 年 6 月，李源潮副主席（时任中组部部长）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上海市入选‘千人计划’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对上海财经大学教育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上财这些年的进步非常大。如果没有来自部委和上海市领导的大力支持，改革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就。
当然，改革也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我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跟谈敏校长首次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觉得财大是一个能做事的地方。谈校长说：“田老师，我们把你请来，不是希望你早上 8 点钟上班，下午 5 点钟下班，这种人我们多的是，我们希望你过来，能帮我们把学科建设做起来，帮我们引进一些人才。”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校领导能有这样的眼光，非常了不起，心中肃然起敬，并有了一种在上财做事大有可为的感觉和决心。政府、领导的支持也正是一直以来我殚精竭虑、一心扑在上海财大的改革事业上的一个动力，我想我一定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不能给他们惹事、误事，让领导失望。
而高等研究院作为一个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研究平台，则成立于 2006 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丁学东等出席了成立大会。研究院旨在以准确的数据为依据、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手段，理论结合实际，定性与定量分析并举，凝聚海内外研究力量，发挥群体作战的规模优势，对涉及到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长远重大战略性问题和难点、热点问题开展协同攻关，打造一流智库。一些成果得到了包括习近平（时任国家副主席）、温家宝（时任总理）、俞正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源潮（时任中组部部长）、回良玉（时任副总理）、谢伏瞻（时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智勇（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殷一璀（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沈红光（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江小娟（时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以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吴启迪、郝平等领导的关注、重视、批示、采纳。其中，包括对教育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关国家根本大计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
本书上编即为根据近些年来高等研究院围绕教育问题形成的 14 篇政策建议书改编而成，以高等教育为主，涵盖办学理念、学科评价、国际化、学风教风、行政轮岗、人才引进与培养等内容，此外延及义务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等议题。本书下编上财实践篇则是对近些年来我和我的同仁们在上海财经大学从事教育科研改革的理念与实践的一个全息展示，有纲要性的文件，有给领导的汇报，有总结报告、述职报告，有对学生的讲话，有相关主题的征文笔谈，也有媒体对于上财改革的报道，形式多样，信息量丰富。当然，改革没有终点，发展没有尽头，在现任校领导的支持下，上海财大经济学教育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本书在学术探讨、调研分析和实践总结中所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对中国教育前沿的理性思考和“问切”，也是我们对于上海财经大学近些年来的教育改革实践的一个系统梳理。我和我的同仁都有这么一个胸怀和大局观，就是愿意当中国教育改革、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引进的实验区、尖刀连、排头兵，愿意先试先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之所以如此，就像改革之初，建立沿海特区一样，就是为了减少风险，形成经验，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如谈敏老校长在序中所说的，也就是希望摸索出一条有利于提高学术质量与水平，有利于实现国家战略和满足社会急需，有利于缩小与国际学术水平的差距乃至赶上和超过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道路。
尽管我们的改革肯定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许多改革措施也不一定适合其他学校。但无论如何，如谈校长所说，要“从强调改革创新举措本身存在问题，转移到强调必须改革创新才能解决我校乃至全国所有高校所面临的诸如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等一系列紧迫问题上来，改革创新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希望上财的改革实践能够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推动作用，这也是编辑本书的目的之一。最后，我也要对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辛勤劳动的上海财大高等研究院有关同事，表示由衷的感谢！
是为序！

田国强

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2014 年 4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