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作者：范立夫 王祖佩
来源：经济问题研究
摘要：本文运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选取中美两国1991—2012年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GDP和就业人数作为样本数据，构建了相对劳动生产率指标（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由此测算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实证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与两国实际汇率走势呈反方向变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持续上升是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根本原因；在2011年以后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已稳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浮动区间，人民币汇率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即人民币汇率已基本达到合理均衡水平。因此，中国应在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前提下，适时、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础上的双向浮动。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相对劳动生产率；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8004606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议案，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这是国外舆论第一次提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言论。2005年中国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的大幅度的升值。截至2013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达35%，这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民币的强势升值削弱了中国在出口方面的优势。2012年以来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均出现了明显下滑趋势，2013年跨境资本出现双向波动。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曾出现过涨跌互现的局面，中国政府也曾多次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汇率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市场与政策反应表明，人民币汇率有进入合理区间的趋势。与此同时，世界银行每年都提高中国历年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2年发布了关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上年度报告，称中国货币被“轻微低估”。大量的研究表明，实际汇率失衡对进出口和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估计，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均衡还是存在高估具有重要意义。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Balassa - Samuelson Effect，简称“巴萨效应”或“B-S效应”）是研究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假说。Balassa[1]最早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确实有着实际汇率升值的经历。萨缪尔森做出相似的判断。该假说从实体经济角度出发，解释了实体经济的增长会引起该国实际汇率的升值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比经济缓慢增长的国家更易遭遇到实际汇率升值的原因。本文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出发选择合适的计量模型，然后分别建立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通过实证检验来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两部门间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结论，并由此判断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
二、文献综述
关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研究成果多种多样，且有较长的历史可以追溯。本文主要引用和借鉴了国内外经典文献的成果，并把文献分为巴拉萨与萨缪尔森的理论成果、外国经济学家关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成果和中国经济学家关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成果。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最早源于李嘉图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其税赋原理》中的相似观点。到20世纪60年代，Balassa[1]指出，仅仅简单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不够的，通过两个国家物价水平的相对变化调整名义汇率，需要把非贸易部门作为考虑对象，进而得出两个国家贸易部门的生产率相差越大，购买力平价偏离均衡汇率程度越大的结论。同年，萨缪尔森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人们把这两篇从供给面研究实际汇率的相似文献统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Hsieh[2]率先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通过分析1954—1976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生产力差异与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但由于当时的计量技术水平有限，所得到的结果并不被大家认可。Froot和Rogoff[3]运用OECD中22个国家1950—1989年的数据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检验，从研究结果来看，无论采用何种样本，劳动生产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都较低。随后，Froot和Rogoff[4]缩减了研究对象，仅对OECD中的 13个国家数据进行测算，发现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Rod等[5]的测算却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呈反向变动关系。
当然，中国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了检验和研究。卢峰和韩晓亚[6]利用1978—2005年中国和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结构性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中国经济追赶中伴随着的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相对增长”会派生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王苍峰和岳咬兴[7]利用1980—2004年的数据来研究中美两部门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趋势和中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变动趋势相似，其结果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结论。唐旭和钱士春[8]利用1994—2006年中国和美国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两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升，而其相对价格却在下降，两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对相对价格影响显著，符合哈罗德—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所描述的特征。徐建炜和杨盼盼[9]对1997—2011年的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研究表明，使用计量回归控制可贸易品偏离一价定律后，巴萨效应在中国显著成立。赵颖岚和倪克勤[10]利用1978—2007年的数据分析了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和中美两部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巴萨效应能够解释中国实际汇率走势变化情况。王凯和庞震[11]采用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巴萨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也发现巴萨效应在中国显著成立。张明[12]分析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升值的历史进程，发现巴萨效应可解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长期动力机制。
三、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建立
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表述，给定外国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如果本国贸易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非贸易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实际汇率下降，本币升值；而给定本国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如果外国贸易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非贸易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则实际汇率上升，本币贬值。
因此，巴萨效应可理解为，一国实际汇率的变化取决于外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比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于本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比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本文选取1991—2012年的中美两国的年度数据，实际汇率由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经中美CPI处理得到，劳动生产率为GDP与就业人数之比，中国GDP、就业人数和CPI来自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美国GDP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就业人数和CPI则来自美国劳动统计局和中经网。
rpUSA=lnY*TL*T-lnY*NL*N（1）
rpCHINA=lnYTLT-lnYNLN（2）
其中，rpUSA和rpCHINA分别为美国和中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值。用e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并取对数lne，得到如下巴萨效应模型：
lne=β0-β1rpCHINA+β2rpUSA+ε（3）
2单位根检验
运用ADF检验检验相关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lne、rpUSA和rpCHINA都为I（1），均存在一个单位根，呈现不稳定状态；而其一阶差分变量Δlne、ΔrpCHINA、ΔrpUSA则为I（0），即均为平稳序列。如表1所示。
3滞后阶数确定
根据LOGL（极大似然比）、LR（似然比）、FPE（最终预测误差）、AIC、SC和HQ准则得到可能的滞后阶数值，FPE、AIC和HQ准则得到的滞后阶数为2， LR和SC准则得到的滞后阶数为1，LOGL准则倾向于更大的滞后阶数。因此，最终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如表2所示。
4协整检验
对于具有相同单位根性质的时间序列数据，可根据上述确定的滞后阶数值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表明lne、rpCHINA和rpUSA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如表3所示。
由式（4）可见，中国两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弹性为-30850，美国两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弹性为27360，协整关系的系数符号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假设，证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是显著成立的。这意味着中国两部门长期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即中国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非贸易部门快速增长时，会带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而美国两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即美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于非贸易部门增长时，人民币实际汇率则会贬值。
5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只能反映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但并不能确定两者是否具备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时难以定夺。因此，需要对Δlne、ΔrpCHINA和ΔrpUSA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一步分析确定（如表4所示）。检验表明，存在中国两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双向因果关系以及美国两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到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中国两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美国两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果再次验证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是成立的，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变动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四、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判定
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是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描述的现象的。当一个国家的贸易部门生产率比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上升的幅度大于另一个国家的上升幅度，这个国家的实际汇率将下降。而实际汇率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和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差异[13]-[15]。简而言之，当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上升时，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反之，如果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下降，则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即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中美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处于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然后稳中有升的趋势。从1991年开始，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到1997年达到一个顶峰，中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两倍还要略多，从1997年开始一直处于平稳状态，在19—21中间上下波动，到2003年开始向下，从20一直降到18以下，到2011年开始有走稳趋势，在17—18之间上下波动。
图1表示基于CPI和基于GDP平减指数的实际汇率。基于CPI的实际汇率变化较小，有一定的不可辨别性，所以本文采用了两种实际汇率，通过实际汇率和中美相对劳动生产率比率之间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当中美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上升时，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如果中美相对劳动生产率下降，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即人民币贬值。当中美两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下降或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水平，即实际汇率动态稳定在一个区间内小幅度波动。
2011—2012年中美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处于17—18之间，有达到动态平衡的趋势，前面已经从实证的角度充分证明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的。那么，人民币实际汇率也应该达到一个动态稳定的水平，人民币实际汇率在2013年以后应该在小幅度波动空间内达到一个动态均衡，人民币汇率从此不会再大幅度升值了。
五、政策建议
我国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描述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只要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美国，人民币实际汇率就处于升值趋势。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实行主动、渐进、可控的汇改原则，将人民币升值幅度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使之向合理均衡汇率水平回归。
1逐步降低政策干预对于出口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预期源于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双顺差。其中，经常项目下顺差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的问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于出口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却受制于国外需求本身的不确定性。当国外经济受到冲击之后，其购买力随之下降，进而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快速萎缩，致使出口导向型企业遭受巨大冲击。而中国经济政策中对出口的过度干预不仅加重了出口企业的产能过剩，同时还吸引了大量优质资源，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扭曲了产业结构。出口的回落一定程度上是市场“无形的手”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结果，所以政府应该避免过度采取刺激政策，交由市场的力量来逐步修正扭曲的出口导向产业。
2增加进口规模以及对外直接投资
改善经常项目顺差除了从出口方面着手之外，还能从进口方面进行调节。过多的外汇储备将因汇率的变动而缩水，一旦利用这些外汇储备来购买国外优质资源，由此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同时，进一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会造成资本边际效用递增，所以增加资本输出将有利于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益。
3有效管理热钱的流入与流出
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成为一种趋势，在未来资本项目开放以后，热钱可以随意流进流出，因此，有效管理热钱，健全资本市场，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产品的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积极推进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增强资本市场的涵盖面和包容度。同时，增强对热钱的跟踪制度，对于恶意扰乱市场、干预市场运行等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4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
通过市场的手段来改变汇率大幅上升的趋势，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而消减企业的负债率，从而消减政府的负债率，最终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同时，这一措施还将增加出口企业进行产业转型的信心，提高其产业竞争力。中国未来还应适度放开金融市场，加快进行利率市场化，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5谨慎对待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三大经济难题：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意味着中国金融系统中的国外短期资本能够迅速流动。故在没有解决国内房地产泡沫和政府债务风险之前，贸然进行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将使得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若短期内打开资本项目，部分国外资本的快速流出很可能引发资本出逃的“羊群效应”，同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与市场环境的恶化会加大这一趋势，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在缺乏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合理的产业结构这一基础的情况下，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需谨慎对待。
6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逐步发展完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积极培养金融人才。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需要成熟繁荣的资本市场，而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健全，股票市场问题重重，债券市场的规模与结构有待提升，期权等衍生品仍处于筹备过程当中。此外，与成熟的资本市场相伴的是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与质量都有待提高。同时，还应积极培养合格的金融人才，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输送新鲜的血液。
五、政策建议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表明人民币汇率已基本达到合理均衡水平。而中国传统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中国两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会暂时高于美国，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仍有升值趋势。因此，中国应适当协调进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并在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前提下，适时地逐步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实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础上的双向浮动，从而加大汇率弹性。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1逐步降低政策对出口的干预
人民币升值预期源于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双顺差。其中，经常项目下顺差主要源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而经济过度依赖于出口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的方式往往受制于国外需求本身的不确定性。一旦国外经济受到冲击，其购买力就随之下降，进而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快速萎缩，致使出口导向型企业严重受创。与此同时，政策对出口的过度干预不仅加重了出口企业的产能过剩，同时还因占用大量优质资源而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扭曲了产业结构。出口的回落一定程度上是市场“无形的手”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结果，所以政府应减少对其过度干预，交由市场的力量来逐步修正扭曲的产业结构。
2增加进口规模以及对外直接投资
改善经常项目顺差，除了从出口方面着手之外，还能从进口方面进行调节。过多的外汇储备将因汇率的变动而缩水，一旦利用这些外汇储备来购买国外优质资源，由此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同时，进一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将改善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整体的技术水平，弥补国内相关资源的短缺，以此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3有效管理热钱的流入与流出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必然趋势。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尤其是短期资本大量无序流动，将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甚至危及一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因此，有效管理热钱的流入与流出，健全资本市场，必须加快发展多层次、多产品的资本市场体系。这就要求增强对热钱的跟踪制度，对其违法行为严厉处罚；同时，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来增强资本市场的涵盖面和包容度。
4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
宏观调控应顺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进一步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通过市场手段来改变人民币大幅上升的趋势，由此改善出口企业的经营状况，消减自身的负债率，从而消减政府的负债率，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还将增加出口企业进行产业转型的信心，提高其产业竞争力。此外，还应适度放开金融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5谨慎对待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难题：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意味着中国金融系统中的国外短期资本能够迅速流动。故在没有解决国内房地产泡沫和政府债务风险之前，贸然进行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将使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若短期内放开资本项目，部分国外资本的快速流出很可能引发资本出逃的“羊群效应”，同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与市场环境的恶化会加大这一趋势，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在缺乏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合理的产业结构这一基础的情况下，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需谨慎对待。
6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措施包括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积极培养金融人才。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急需成熟繁荣的资本市场，而中国资本市场不够健全，股票市场问题重重，债券市场的规模与结构有待提升，期权等衍生品仍处于筹备过程中。同时，与成熟的资本市场相伴的是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时间较短，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与质量都有待提高。此外，还应积极培养合格的金融人才，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输送新鲜的血液。
参考文献：
[1]Balassa， B.The Purchasing-Power Parity Doctrine： A Reappraisal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4，72（6）：584-596.
[2]Hsieh ，D.A.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he Productivity Approac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2，12（3-4）：355-362.
[3]Froot， K.A .，Rogoff，K. The EMS， The EMU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Common Currency[A]Fisher，O.S.B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croeconomics Annual[C].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91.
[4]Froot， K.A. ，Rogoff，K.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he Empirical Evidence[R]. Massachuset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1991.
[5]Rod，T.，Golley，J.，Bu，YX，Bain，I.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Real Exchange Rate [R].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2006.476.
[6]卢锋，韩晓亚.长期经济成长与实际汇率演变——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及其经验证据[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C2006002，2006.
[7]王苍峰，岳咬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两部门生产率差异的关系——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6，（8）：71-80.
[8]唐旭，钱士春.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分析——哈罗德—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7，（5）：1-14.
[9]徐建炜，杨盼盼.理解中国的实际汇率：一价定律偏离还是相对价格变动？[J].经济研究，2011，（7）：78-90.
[10]赵颖岚，倪克勤.中美实际汇率与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实证研究[J].投资研究，2011，（11）：29-37.
[11]王凯，庞震.经济增长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2，（2）：28-33.
[12]张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历史回顾、动力机制与前景展望[J].金融评论，2012，（2）：12-25.
[13]黎亮.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基于1990—2009年时间序列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2（5）：68-73.
[14]Asea，P.K.，Corden，W.M.The Balassa-Samuelson Model： An Overview[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30（2）：191-200.
[15]Chinn，M The Usual Suspects of Productivity and Demand Shocks and Asia-Pacific Real Exchange Rates[R].NBER Working Paper NO.5679，1997.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